日本付出的代價|數位時代 BusinessNext

台北馬偕醫院的一位醫師在5月8日赴日本旅遊，5月13日返台，隔天早上出現發燒症狀，17日下午經專家審查之後列為可能SARS病例。這個事件當然引起日本相當恐慌！日本有所謂的武士道傳統，是一個相當講求專業倫理的社會；因此，日本媒體狠批台灣人醫師的專業倫理出了問題！
近來因為SARS事件，也使我們相當清楚看到我們的台灣相當缺乏「執行力」（「執行力」或許可以定義成：一個社會落實一個政策的能力）！專業倫理的缺乏可以說是我們執行力弱的原因之一。

三個慎思明辨

一般人大概都會理所當然的認為：專業倫理愈高愈好！不過，一個經濟學家如果不放棄經濟學一再強調的「理性」思考方式；經濟學家對於上述通俗想法還是可以從三個方面「抬槓」！
其一，經濟學家會說：如果在提高專業倫理的時候，其他的情形不變的話；那麼，專業倫理確實愈高愈好！不幸的是，一個社會通常有牽一髮動全身的複雜性，一個社會在提高專業倫理的時候，可能有一些性質會有暗傷！
其二，「成本效益原則」提醒我們，任何「好康」的事情背後可能都有代價的。所以，我們也必須省思：我們提高專業倫理的同時，有沒有一些隱藏的代價？事實上，孫子兵法也強調這種思考模式！例如，孫子也警告用兵者不要只看到戰勝的好處，而天真地忽略用兵的成本：「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
其三，當我們想要評估一個現象是好是壞之前，我們應該先回答：為何這個現象會發生？換言之，在評估專業倫理的好壞之前，我們要先回答：為何日本相對於台灣會有較高的專業倫理？

**高度進入障礙、排外與利益團體割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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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就讓我們來回答上述問題！回答這個問題當然也可以幫我們理解：日本在提高專業倫理之時，有沒有受到暗傷？換言之，日本到底付出什麼代價？我們大概可以說：如果要成為一個行業的從業人員，有比較高的「進入障礙」；則這個行業會有比較高的內聚力，因此也會有比較高的專業倫理。讓我們舉一個例子。有人把日本有高度的專業倫理歸諸於日本傳統的武士道精神；然而，擔任武士的「進入障礙」是很高的：一個人的老爸如果不是貴族，他要當上武士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如果不是不可能。
「高度專業倫理乃是來自於高度進入障礙」的道理在於：一個行業如果有比較高的進入障礙，則其從業人員相當於擁有一個特權；因此，如果違反行規而被驅逐出境，其損失是很大的。
這種行業的從業人員為了自己的利益當然會戰戰兢兢的遵守行規，而且因此有相當強的內聚力。
上述理論事實上可以解釋：為何日本人比台灣人有專業倫理！大概許多人都會注意到，許多在台灣不是很起眼的行業（或者說是阿貓阿狗都可以做的行業），到日本都變得有水準起來：從業人員都必須有這種、那種證照，都稱為這種、那種「師」！
以上的分析告訴我們：日本為了高度專業倫理付出的代價是「高進入障礙」。從經濟理論來看，高進入障礙會降低競爭的激烈程度，使效率降低而且使所得的分配惡化！由通俗的話來說，日本的高進入障礙的不合理之處乃是：一個人是否可以從事一個行業乃是由控制執照的少數考官決定，而不是由市場決定！另外，內聚力強的另一面當然是排外性高，這種高排外性會造成「割據」的弊端：日本以前有諸侯在地域上的割據，目前則變成是各種利益團體的割據（例如黨派割據）。
這一次SARS事件也無情的暴露出：我國缺乏「社會控制力」；這裡的「社會控制力」指的是控制人民的能力。我國缺乏「社會控制力」事實上也是政府缺乏執行力的另外一個原因。
一般人把我國缺乏社會控制力歸諸於民主政治；但是，如果與日本的高度社會控制力相比，我們大概會同意：我國的缺乏社會控制力應該還另有原因！

**大企業與中間控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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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先談一個似乎離題但實際上並不離題的話題。一位畢業於京都大學的張姓歷史學教授曾經在跟筆者閒談時，指出：台灣人對妻子比日本人「無情」，因為根據他的估計，在中國的台商大約有六成有包二奶，但是派駐在外的日本人很少有這種情形！站在產業經濟學家的職業反應（產業經濟學主張：一個社會的人的行為模式與那一個社會的「產業組織」大有關係），我馬上回嘴說：台灣人比較多包二奶跟民族性其實關係不大，跟我國乃是以中小企業為主的特色反而比較有關。我們只要注意到下面的情形即可：同樣是一個台灣人，如果他是被一個大企業派駐在中國的，該大企業本身就有誘因好好管束該員工不要亂搞；這是因為員工包二奶會影響到大企業的形象，而且未來其他員工的妻子也會誓死反對老公被派駐到中國。所以，台灣有的大企業是選擇把薪水匯到住在台灣的妻子的戶頭，以使員工不能作怪！
前面的例子告訴我們：一般來說，日本之所以有比較高的社會控制力乃是由於日本是以大企業為主的社會；這使得政府如果有必要的話，可以透過大企業來進行社會控制。但是，事情通常有兩面性；日本這種體制有一個明顯的缺點：大企業也會反過來控制政府，甚至把政府變成它的俘虜！

**一個貨車司機的死諫

**貨車司機吳桂慶因不滿交通政策，而於5月15日駕車自殺攻擊交通部死諫；這個事件恰好可以凸顯：政府如果想透過大企業來控制百姓，所必須付出的另一個代價。吳桂慶控訴的對象之一乃是：貨車司機被法令逼迫要靠行。靠行的政策可以追溯到政府於民國36年採取的一個政策:「凡私有運貨汽車須參加原有之貨運公司作為特約車，正式營運；或約集30輛以上之貨車，照公司法成立公司，否則取締，不准營業。」《公路局四十年》這一本書說當時的背景是:「台灣省在日人投降前後，有部份軍用車輛，流入民間，變為自用車營業，隨處攬載客貨，影響公路交通秩序。此項車輛既無組織，管理困難，又無營業範圍，不遵照規定運價收費，紊亂公路交通。」以目前的術語來說：政府乃是為了提高社會控制力，才要求貨車司機被納入貨運公司！

**哈日的害與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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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能正確理解自己與日本，日本經驗確實有值得吾人學習之處。但是，我們要提醒的是：不知「哈日」之害者，不足以言「哈日」之利！日本確實有高度專業倫理與社會控制力；但是，恰恰是這些因素導致日本有種種的利益團體割據、大企業與政府有盤根錯節的高度共生等等！就是這些「日本病」才使日本陷入泥淖達十餘年仍無法自拔！我們在豔羨日本的優點時，千萬不能不注意其缺點；畢竟天下確實沒有白吃的午餐！

在 AI 快速進入企業營運核心的時代，數據不再只是被動的分析素材，而是 AI 模型運作與決策優化的重要基礎。

零售品牌積極累積大量第一方數據，例如會員資料、交易紀錄以及線上與線下行為數據，但因這些數據分散於不同系統，缺乏統一的身分識別機制以及明確的元數據（Metadata）定義，導致難以整合與分析，同時，也影響 AI 對這些數據資產的理解與應用。

為解決上述挑戰，Vpon 威朋將累積十餘年的實務經驗轉化為產品與服務，如 Audience Center 與 AI Agent 等解決方案，並透過專業顧問團隊協助企業完成數據收集、清理、整合與分析等關鍵流程，從資料清理到 AI-Ready 再到落地應用，讓行銷與業務團隊能以自然語言將數據查詢與分群受眾逐步自動化，大幅縮短過去仰賴技術與分析團隊溝通需求與開發分析邏輯的時間。

Vpon 助零售業打造 AI-Ready 數據基礎，以 Audience Center 驅動業務商機

如何建立 AI Ready 數據基礎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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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實數據基礎的價值落實：Audience Center 如何賦能企業實現「數據即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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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pon 除提供 Audience Center 協助品牌發揮第一方數據資產價值、提供豐沛的第三方數據助品牌深化對客戶輪廓的掌握度，更推出 AI Agent 服務讓品牌與行銷人員能更直覺地使用數據。」Vpon 威朋數據科學資深總監陳文謙表示，在數位轉型的過程中，許多企業面臨的挑戰不僅是數據整合，更包括如何讓不同部門的人員都能更即時協作與應用數據，有鑑於此，Vpon 推出四種 AI Agent 協助企業分析與應用數據，極大化第三方數據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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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文謙表示：「透過 AI Agent 的輔助，品牌不僅能更快完成數據分析，也能將分析結果直接轉化為行銷策略與創意建議，降低跨部門溝通成本，讓數據真正參與決策流程。」

鏈結數據生態夥伴，以跨境數據放大行銷效益

除了協助品牌主建立 AI Ready 的數據基礎環境並提升數據使用效率，Vpon 也持續拓展數據生態圈，協助零售品牌更精準布局海外市場。

Vpon 威朋產品行銷資深經理邱心儒表示，跨境行銷過去多仰賴經驗與市場直覺，但透過數據整合與 AI 分析，品牌能更精準理解海外消費者的旅遊與消費行為。

以 Vpon 與日本 Loyalty Marketing Inc. 合作為例說明，透過雙方的獨家合作，企業可以結合 Ponta 超過一億的會員數據、問卷調查結果以及 Vpon 的七大數據來源，深入分析日本消費者的消費偏好與購買力——包括哪些日本族群對台灣品牌最感興趣、最受歡迎的台灣商品類型，以及不同客群的價格敏感度與回購行為等，將行銷決策從過往的經驗判斷轉變為精準的數據洞察，成為品牌出海的重要工具。

簡言之，對零售品牌而言，跨境數據是理解海外旅客真實樣貌的一大利器，也能進一步優化廣告投放、內容策略與商品布局，讓品牌在拓展國際市場時，可以更有效率地接觸潛在客群，放大行銷效益。

展望未來，Vpon 將持續擴展數據生態圈並優化產品服務，幫助零售品牌從數據整合、AI 分析到市場決策建立完整的數據應用循環，希望以數據夥伴的角色與品牌共同成長，打造互利共贏的數據生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