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跟中世紀的黑死病或1918年的全球大流感相比，SARS不管在罹病人數和死亡人數方面，其實都算輕微。以傳染病來講，全球目前最大殺手之一是肺結核；依照WHO資料，全世界每天平均也有3000兒童因感染瘧疾而死亡，比SARS多太多了，但媒體並沒有天天報導。從風險管控的角度來說，公眾的確要防範SARS，但卻沒必要像現在這樣過度恐慌，甚至嚴重影響正常生活；民眾可能承受的風險沒有那麼大，卻有恐慌引起抗爭等過度反應現象。
台灣官方和媒體的很多作法，是民眾恐慌的來源。例如衛生署最早將SARS比喻成匪諜，它激起了民眾的注意，但卻把SARS和SARS帶原者比擬成帶有陰謀的、有意潛伏要害人的壞蛋，把病人和帶原者污名化，對防疫工作是有害的，可能得病的人更不敢去檢查。媒體也是，這次很多的消息和報導都沒有經過查證，大家搶新聞，24小時都要有畫面，沒有經過仔細編輯和核對，就把接收到的恐慌和謠言放大數倍，透過大眾媒體傳播。
在這次的抗疫過程中，很多人會以新加坡為例，認為台灣就是太民主，所以無法控制疫情。
事實上，政府的民主或威權與否，不是抗疫工作是否做的好的唯一判準；與其說新加坡的政府比較威權，所以做的比較好，不如說因為新加坡的社會安全作的好，政府對人民的醫療照顧和相關管控有經驗，系統和資訊完整，加上行政效率高、國家面積小，所以疫情容易控制。
我們看中國，同樣是威權國家，抗疫並沒有比較成功。
**接受適度的集體治療
**
1947年紐約爆發天花時的抗疫過程，很值得我們參考。那一次市政府面對來自墨西哥的帶原者，並沒有刻意用很渲染、誇張的方式對大眾做宣導。那時候很多民眾並沒有接種疫苗，帶原者甚至坐車橫越了大半個美國，發病前還在紐約逛街，住進醫院後還感染給其他病患。但那時的衛生官員用不慍不火的語氣勸告大家接種，加上剛結束二次大戰，許多民眾有面對危機時自我組織的義工精神，很快動員起來，有高達600萬的人極有秩序地完成接種，解除危機。
在進行防疫工作時，「信任」很重要。人民對政府能力的信任、對專業醫療機構的信任，還有人民與人民之間的信任，其實是對抗傳染病能否成功的關鍵；如果這些信任受到侵蝕，對驚惶失措的大眾動用再多公權力，可能也無法有效控制疫情。短期來看，SARS對台灣社會衝擊很大，大眾的焦慮和恐慌需要適當的撫平；但從人類長期與疾病相處的歷史來看，文明的適應力是很強的，1918年爆發的流行性感冒，全世界有超過2000萬人喪命，到現在幾乎沒人記得。SARS可能短期不會完全消失，或許會變成類似腸病毒的疾病，每隔一段時間就流行一陣，我們也會找到和SARS共處的模式，把這個一開始看來是很嚇人的未知疾病常規化，社會也會發展出適當的儀式，來釋放大眾的集體不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