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信任,才能與SARS共處

2003.05.15 by
數位時代
有了信任,才能與SARS共處
不管跟中世紀的黑死病或1918年的全球大流感相比,SARS不管在罹病人數和死亡人數方面,其實都算輕微。以傳染病來講,全球目前最大殺手之一是肺...

不管跟中世紀的黑死病或1918年的全球大流感相比,SARS不管在罹病人數和死亡人數方面,其實都算輕微。以傳染病來講,全球目前最大殺手之一是肺結核;依照WHO資料,全世界每天平均也有3000兒童因感染瘧疾而死亡,比SARS多太多了,但媒體並沒有天天報導。從風險管控的角度來說,公眾的確要防範SARS,但卻沒必要像現在這樣過度恐慌,甚至嚴重影響正常生活;民眾可能承受的風險沒有那麼大,卻有恐慌引起抗爭等過度反應現象。
台灣官方和媒體的很多作法,是民眾恐慌的來源。例如衛生署最早將SARS比喻成匪諜,它激起了民眾的注意,但卻把SARS和SARS帶原者比擬成帶有陰謀的、有意潛伏要害人的壞蛋,把病人和帶原者污名化,對防疫工作是有害的,可能得病的人更不敢去檢查。媒體也是,這次很多的消息和報導都沒有經過查證,大家搶新聞,24小時都要有畫面,沒有經過仔細編輯和核對,就把接收到的恐慌和謠言放大數倍,透過大眾媒體傳播。
在這次的抗疫過程中,很多人會以新加坡為例,認為台灣就是太民主,所以無法控制疫情。
事實上,政府的民主或威權與否,不是抗疫工作是否做的好的唯一判準;與其說新加坡的政府比較威權,所以做的比較好,不如說因為新加坡的社會安全作的好,政府對人民的醫療照顧和相關管控有經驗,系統和資訊完整,加上行政效率高、國家面積小,所以疫情容易控制。
我們看中國,同樣是威權國家,抗疫並沒有比較成功。

**接受適度的集體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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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紐約爆發天花時的抗疫過程,很值得我們參考。那一次市政府面對來自墨西哥的帶原者,並沒有刻意用很渲染、誇張的方式對大眾做宣導。那時候很多民眾並沒有接種疫苗,帶原者甚至坐車橫越了大半個美國,發病前還在紐約逛街,住進醫院後還感染給其他病患。但那時的衛生官員用不慍不火的語氣勸告大家接種,加上剛結束二次大戰,許多民眾有面對危機時自我組織的義工精神,很快動員起來,有高達600萬的人極有秩序地完成接種,解除危機。
在進行防疫工作時,「信任」很重要。人民對政府能力的信任、對專業醫療機構的信任,還有人民與人民之間的信任,其實是對抗傳染病能否成功的關鍵;如果這些信任受到侵蝕,對驚惶失措的大眾動用再多公權力,可能也無法有效控制疫情。短期來看,SARS對台灣社會衝擊很大,大眾的焦慮和恐慌需要適當的撫平;但從人類長期與疾病相處的歷史來看,文明的適應力是很強的,1918年爆發的流行性感冒,全世界有超過2000萬人喪命,到現在幾乎沒人記得。SARS可能短期不會完全消失,或許會變成類似腸病毒的疾病,每隔一段時間就流行一陣,我們也會找到和SARS共處的模式,把這個一開始看來是很嚇人的未知疾病常規化,社會也會發展出適當的儀式,來釋放大眾的集體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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