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米‧王文華,如何暢銷到中國?
幾米‧王文華,如何暢銷到中國?
2003.05.15 | 人物

要測量一個國家的文化產業競爭力,就看它的文化產品出口力,由這個標準看,台灣過去40年的發展是不合格的,除了少數的台灣藝術電影與流行歌手,台灣始終是文化產品的「入超」國家。
不管是好萊塢電影,日劇或韓劇,翻譯的西方小說以及《慾望城市》影集,台灣社會都是拼命消化吸收,但就是無法醞釀出同樣的創意產品,可以外銷到台灣海峽之外。
但也就是在今年,台灣市場中出現了兩個文化產品,它們不約而同都把市場打向了中國,而且獲得了極大的市場歡迎。今天無論在香港、上海還是北京,如果你問:誰是知名度最高的台灣品牌?答案不是Acer或BenQ,而是幾米和王文華。超過百萬人看過他們的創作,小說家王文華的《蛋白質女孩》在上海拍成連續劇,繪本作家幾米的《向左走,向右走》在香港拍成電影,這兩個來自台灣的文化創意品牌,是去年跨國行銷的成功範例,而他們代表了兩種經營創意品牌的模式。
一心畫畫的幾米,扮演單純的創作源頭,目前新作品出版都交給大塊文化出版公司,但在周邊商品上,另外成立了墨色國際公司,專職經營「幾米品牌」,從品牌定位、創作授權、異業結合到周邊商品的開發,墨色以企業化方式來經營文化創意。
大學念外文、研究所讀企管的王文華,自己擔任「王文華品牌」的經營者,他有本事把自己切割成兩塊,在文化創作和商品經營兩方遊走,創作時是專注的作家,作品完成後再搖身一變,規劃創意十足的行銷企畫案。
在出版界浸淫20多年,大塊出版社副總編輯韓秀玫體認,「出版社的本業是文化,我們缺乏生意人的思考方式,」她分析以目前台灣出版社的經營思維或資源,很難發動創意商品的開發和行銷。而幾米的企業經營模式,和王文華的自我經營模式,都為台灣的傳統文化涵養,啟發了新的創意出路。

**幾米現象:
文化品牌,需要企業模式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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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米常開玩笑,說我去出版社工作就是為了認識他,」墨色國際公司總經理李雨珊回憶,她做過廣播電台的節目企畫,也待過企管顧問公司,但是在1999年,格林出版社替幾米出《向左走,向右走》的時候,李雨珊進入格林擔任企畫編輯,幫幾米規劃了一個網站。
到今天,幾米成為跨越兩岸的百萬暢銷作家,李雨珊不只繼續幫幾米經營網站,她和幾米合資,在2000年成立了墨色,管理書籍出版以外的授權合作,「雖然幾米只想畫圖,但是我們都了解,文化創意的商業化過程是必要的,」李雨珊強調:墨色成立的目標,就是以企業的型態,把幾米當作一個品牌來經營。
「文化產品的優勢,是能藉由和其他品牌的結合,來整合跨產業的資源,」李雨珊看得很清楚,墨色第一階段的任務,是借力使力,為幾米的品牌定位打響知名度,才能進入第二階段,開發周邊產品。「不然同樣買書這群讀者,你要扒他幾層皮啊,」李雨珊笑著解釋。所以在三菱Lancer的電視廣告裡,看得到《向左走,向右走》的城市愛情(故事描述一對男女,街頭偶遇後交換電話號碼,卻被大雨淋濕,他們住的房間只隔一面牆,出門卻一個習慣向左走,一個向右走,在同一個城市中彼此尋覓),而味丹在上海推出的「綠力」果汁,瓶子就用《照相本子》(繪本裡左頁是一幅生活場景,右頁是場景中的人物心情解讀,幾米假裝自己是攝影師,用圖和文講述各種人生場景)來訴求個性包裝。異業結合的授權模式,讓幾米品牌走出書店,接觸到更多原本不認識幾米的消費者。
去年5月,墨色經營的幾米網站進行改版問卷調查,讓李雨珊感受到,幾米品牌可以開始拓展周邊商品。李雨珊回想,當時網站還沒用會員方式經營,問卷才放在網站上2個禮拜,就有3000人來填寫,其中近1000人來自中國,而幾米的繪本不過在中國出版2個月而已。「我看到的契機是,大陸熱會帶動香港,」李雨珊興奮地說,這塊市場夠大,墨色已經完成第一階段任務,是推出周邊商品的時候了。
今年1月,幾米網站開放加入會員,可以免費下載幾米作品的桌面、圖示、螢幕保護程式和寄送電子賀卡,到現在累積了10萬多名各地會員,網站討論區上常是繁簡字體交互出現,還有來自紐澳的訊息。農曆新年過後,墨色在上海成立分公司,不僅負責中國地區的授權合作,也尋找適合的工廠,準備生產幾米品牌的燈具、撲滿、音樂盒等商品,甚至是含有立體人偶造型的小家電。雖然商品設計還是得在台灣作,「但是中國的製造成本便宜一半,」李雨珊分析。

**向外吸收養分學習成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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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年來,幾米一共有15本創作,每本書都有不同的敘事風格,李雨珊說,墨色把幾米的每一個創作都當作獨立品牌,《向左走,向右走》語調柔軟,適合開發棉布的抱枕寢具,《地下鐵》有金屬的都會風格,開發鐵製品比較對味。「就像宮崎駿(日本動畫大師,以《天空之城》等動畫知名),他每部動畫的精神都不同,」談到這裡,李雨珊苦笑著說,在台灣經營文化品牌,沒有前輩可以學習,只好向國外吸取養分。
除了日本的宮崎駿以外,去年李雨珊和幾米一家人到美國迪士尼樂園玩,發現架上居然有迷彩裝扮的跳跳虎和維尼熊,這讓她體悟到,以文化創意為賣點的商品,也必須抓住社會流行元素,才能長久經營。加上她看過日本把《愛麗絲夢遊仙境》的角色做成人偶娃娃,所以去年香港當紅的「公仔」(即娃娃doll的廣東音譯,把知名漫畫或電玩主角做成塑膠人偶,在香港和日本都有固定的收藏玩家)製作公司How2work提議時,李雨珊一口答應,把幾米創作的2D平面圖像,立體化成3D彩色公仔。去年11月,第一批限量300隻的大型公仔,雖然一隻要價1500元,只在墨色經營的幾米網站上銷售,還是3個禮拜就賣光光。幾米商品的熱賣,也引起了日本的注意,今年底Sony將發行150隻幾米限量公仔,測試市場潛力。
「幾米創作多在探討人的內心思想,適合塑造產品的差異化賣點,」摩托羅拉行銷企畫經理衣惠霞說明,因為在公司的市場調查中,發現大多數目標消費者提到「喜歡幾米」,今年摩托羅拉就有2款手機配合幾米的圖形鈴聲下載,主打年輕族群,已經有5萬多次的下載記錄,5月又追加推出幾米彩繪手機外殼。李雨珊透露,《向左走,向右走》的連續劇確定在大陸開拍之後,明基BenQ也來找墨色洽談,希望劇中主角使用BenQ的產品。
從1人公司,在自己家裡的客廳上班,到現在經營12人跨國公司,李雨珊一方面謙稱自己缺乏專業管理知識,下一刻又仰著頭說,「我希望幾米品牌的成功經驗,讓墨色能繼續經營其他台灣創作品牌。」從她堅定的眼神中,看到希望無窮。

**王文華現象:
在創作和行銷間悠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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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墨色定義成經營幾米品牌的公司,那麼經營王文華品牌的推手,不是別人,就是作者本身。
「我過的是王文華的生活,經營的是王文華的品牌,這不是很有趣嗎?」兼顧創作和行銷角色的王文華笑著說。
會走上創作這條路,王文華自己坦承「完全是偶然」,因為在高中時代,既不會彈吉他又不擅長打籃球,就寫文章來吸引女生注意。現在王文華把自己的創作分成三階段,剛開始和你我一樣觀察世界,接著經過獨特的感知架構,最後反映成文化創作。以王文華第一部暢銷作品《蛋白質女孩》為例,他觀察台北都會的男女交往,用諷刺的眼光來感受,反應成書中對男女關係的剖析,「就像人的進食、消化、排泄三步驟,」王文華比喻。
對王文華來說,完整的創作循環,是自己受到啟發之後,能在創作過程中得到娛樂,還要感動分享這個創意的消費者。如同在採訪過程中,王文華提到一個美國運通卡廣告給他的啟發,隔天馬上把廣告連結網址mail給記者,這就是他指的完整循環。
去年1月《蛋白質女孩》簡體版在中國上市,30天就賣了15萬本,現在還要翻譯成日文版本。「這本書乍看之下怎麼可能賣到其他國家?」王文華自問,書中充滿了台北獨特的文化符號,有在誠品約會的高級虛偽,Room18 Pub裡的裝模作樣,上海或東京的讀者來看,「趣味馬上減了50%」。暢銷的成績讓王文華體會,文化創作的精髓可以跨越國界,因為《蛋白質女孩》真正的觀察,在於揭瘡疤式地呈現21世紀都會男女爾虞我詐、虛偽脆弱的關係,「讓任何曾經裝模作樣的男女,看了都會感覺到自嘲的無奈,」王文華分析,人有些情緒經驗是共通的,這是文化創作會超越地理障礙的原因。
在美國名校史丹佛大學拿MBA學位,人人稱羨的紐約華爾街工作5年後,王文華回到台灣,白天是博偉電影(在台灣代理行銷華特迪士尼和哥倫比亞電影公司的電影)資深行銷經理,晚上是王文華品牌的經營者,身分包括小說作家、專欄作者、廣播主持人、演講者和台大推廣部的老師,每個月還到時報出版社為他建立的網站上,回覆讀者、聽眾、學生、朋友的每則留言。「各種身分,都是我向消費者分享王文華創意的不同形式,」他說。

**親自參與行銷企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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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作品完成以後,親自參與行銷企畫,對王文華來說,等於體會了第二次創作的快樂。去年7月,他規劃的《蛋白質女孩Ⅱ》上市活動,有兩個主角--佳佳(個性傳統的稀有動物)和寶琳納(玩樂至上的都會女子)雙封面,還票選出阿寶和蕭淑慎擔任代言人。雖然主角是兩個30歲的女生,王文華分析讀者群座落在15到25歲,所以找了年輕的化妝品牌Red Earth合作,贈送唇蜜和面膜。同時華納音樂和摩托羅拉也找上門來,推出「蛋白質女孩的都會情歌」音樂CD,授權書中文字下載成手機簡訊。
談到經營文化品牌,王文華堅定地說:「文化必須從商業角度變成產業。」因為倚靠政府補助不是長久生存之道,回歸消費市場機制才最踏實公平,像是美國職籃NBA,建立起營運模式之後,對球員、觀眾、球隊老闆和電視台來說,都是互蒙其利皆大歡喜。而且藉由商業化的過程,文化產品開始和所有的消費產品競爭,一樣要去找到社會未被滿足的消費需求,如此才能突破出版的市場限制,尋找更多讀者。
剛開始王文華也是單純的文化工作者,《蛋白質女孩》在2000年出版一炮而紅,開始湧進演講和節目通告的邀約,才讓他慢慢體會文化品牌經營的可能。「文化有潛力成為好生意,因為人生是靠文化產品來定位的,」坐在一家新開的露天輕食咖啡座,王文華以他一貫有精神的聲音問:「你現在會記得十年前買的電腦規格,還是十年前看過的電影和聽過的歌?」「當然是後者,」他笑著回答。
看過幾米和王文華的故事,你大致知道:文化需要商業思惟,才會作成好生意;但也別忘了,光只有生意眼,而沒有創作者發自內心、對世界和人群的感動與共鳴,也只會作成壞生意。
而孕育王文華和幾米的多元城市台北,會不會是另一個洛杉磯或紐約,能成為華人世界的文化產業首都?我們其實很有理由期待;「台北每天都帶給我一些分享的感動,」王文華說著,消失在熙嚷的東區人群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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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Agentic AI、碎片化與地緣政治正重塑數位世界,我們該如何重構下一代網路的「數位信任」?
當 Agentic AI、碎片化與地緣政治正重塑數位世界,我們該如何重構下一代網路的「數位信任」?

面對人工智慧(AI)應用的爆發與地緣政治風險的升高,數位環境正迎來「信任」與「韌性」的雙重嚴峻考驗。為了回應這些挑戰,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舉辦首屆「 Internet Week 2026(網路週)」,大會串聯數位發展部(moda)、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亞太網路資訊中心(APNIC)、網際網路名稱與號碼分配機構(ICANN)、臺灣網路治理論壇(TWIGF)及台灣網路維運社群(TWNOG)等國內外指標社群與國際組織,整合多個重要論壇並展開 4 天共 66 場主題議程。

Internet Week 2026 希望透過公、私部門、國際組織與技術社群的跨界溝通,讓政府、私人企業、國際組織、技術社群與公民團體力量在同一個平台上對話。大會不僅期盼建立一個開放、中立且多元的對話空間,更致力於帶動信任的溝通,藉此強化台灣在國際網路治理舞台的實質影響力與能見度,共築具備數位韌性與信任的未來。

身分識別不等於信任,碎片化才是真正危機

「身分識別(Identity)並不等於信任(Trust)。」Edgemoor 研究中心執行長 Steve Crocker 在會後專訪中,拋出這句耐人尋味的觀察。

身為 ARPANET 時代的重要參與者,他見證網際網路從學術研究網路,逐漸演變為全球最重要的數位基礎設施。然而,在地緣政治與各國法規分歧的今天,他認為網際網路正面臨前所未有的碎片化挑戰。「在價值觀、法規與司法管轄權都不同的情況下,我們如何依然維持全球的互通與信任?」Crocker 點出了他的觀察。他指出,未來的數位治理不可能再依賴單一規則或中央權威,而是必須建立在全球共用框架與在地化決策並存的架構上。

技術機制能全球互通,但各國仍應保有政策調整的空間。這樣的治理思維,也體現在 Crocker 近年推動的「 Project Jake 」計畫。隨著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DPR)等隱私法規上路,過去廣泛用於網路犯罪調查的 Whois 網域註冊資料系統,已陷入隱私與公共利益的兩難。Project Jake 則嘗試建立新的跨境資料存取機制,而 TWNIC 更是全球首個主動參與試點的機構。值得注意的是,面對近年區塊鏈與替代性網域名稱系統(Alternative DNS)興起的聲浪,Crocker 直言這往往是為不存在的問題,提供昂貴的解方。

他強調,網際網路真正的韌性來自長年建立的「分散式協作」與「相互依存」。「網際網路從來不是中央控制系統,而是一個 network of networks。」在他看來,與其重新建立彼此割裂的替代架構,不如持續深化跨國透明協作與多方治理,才是維持全球網路信任最務實的方式。

Steve Crocker 總裁暨執行長
Edgemoor 研究中心執行長 Steve Crocker
圖/ 數位時代

借鏡歐洲《數位服務法》,用「個人問責」重新定義公共利益

如果 Steve Crocker 談的是「基礎設施的信任」,那麼 Jeremy Godfrey 所關注的,則是平台與 AI 對公共利益的衝擊。Godfrey 直言,當前數位平台最大的問題,並不只是單一內容真假,而是整個商業模式正持續放大社會風險。「數位市場並不一定會自然產生對社會最有利的結果。」

長期管理 Meta、X、TikTok 等跨國平台歐洲監管事務的他指出,當平台以廣告收益與流量作為核心目標時,演算法往往會傾向放大更具爭議性與成癮性的內容,進一步衝擊民主討論、兒少保護與社會信任。Godfrey 強調,當數位治理開始涉及言論自由、人類尊嚴與選舉公平等基本人權時,社會不能再將權利平衡的責任,完全交由商業平台自行決定。這也是歐洲近年積極推動《數位服務法》(Digital Services Act,DSA)的原因。除要求大型平台管控系統性風險外,愛爾蘭也進一步要求平台落實年齡驗證、限制向未成年人推播有害內容,並強化企業內部的「個人問責制」。

不過,在 Godfrey 看來,未來治理不該只是被動「減少傷害」,而是重新思考整體數位生態系。「我們不該在創新與安全之間二選一,而是同時追求兩者。」他認為,當 AI 與平台逐漸成為社會基礎設施的一部分,治理的核心已不再只是技術,而是如何讓「信任、安全、權利保障與經濟價值」彼此共存,重新建立數位社會的公共利益與信任基礎。

不用 AI 不代表更安全,溫水煮青蛙的轉型危機

而當 AI 與平台逐漸成為社會基礎設施的一部分,治理核心將更專注在技術快速演進下,如何重新建立企業、政府與社會的信任能力。「AI 已經從回答問題,進入執行任務(Action)。」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創新經濟顧問簡立峰指出,當前 AI 已具備規劃與執行能力,正逐步接手知識型工作的核心流程。

這波由代理型 AI(Agentic AI)帶動的變革,首當其衝的正是白領階級;企業接下來面對的不僅是「流程再造」,更是深度的「職能再造」。然而簡立峰也警告,台灣正面臨一場「溫水煮青蛙」的轉型危機。由於國內高端服務業多屬內需市場,企業導入 AI 往往只停留在讓工作變快,卻未真正翻轉核心競爭力做到更聰明。在全球市場,企業已開始不再大量招募初階知識工作者,而是亟需能與 AI 協作、重新定義問題的人才。

「不用 AI 並不能代表更安全。」面對外界對 AI 資安與風險的焦慮,簡立峰提出極具衝擊性的觀點。他以開車為例,車子不開出門固然不會出車禍,但也等於永遠失去移動的能力。真正的數位治理並非全面防堵,而是在實際使用中建立防護。他呼籲,政府必須比以往更積極地導入 AI,「如果政府自己不用 AI,就沒有能力治理 AI,只有 AI 才能監管 AI。」他以「矛與盾」來比喻,強調面對新型態的數位犯罪,必須建立如「AI 警察」般的防禦機制;唯有善用 AI 作為測試與除錯的工具,才能精準揪出系統漏洞,也就是「以 AI 來監管 AI」。

而在治理與技術外,最後的防線仍回歸到「人」。簡立峰強調,未來的教育必須從單向的教導轉為引導,全面培養全民的「AI 識讀能力(AI literacy)」,讓人們在真假難辨的環境中,具備獨立思辨與理解風險的能力。唯有如此,才能在 AI 深度滲透的社會中,建立穩固的信任機制。

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創新經濟顧問簡立峰
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創新經濟顧問簡立峰
圖/ 數位時代

多元共融與韌性實踐,為建立信任數位社會的基石

「現在最大的問題,已經不是網路快不快,而是人們還敢不敢相信這個網路。」TWNIC 董事暨執行長余若凡說到,AI 時代的數位信任不只是技術問題,更是場需全社會參與的治理工程。為此,TWNIC 正從純粹的技術社群,轉型為「信任環境驅動者」,致力打造讓人願意信任與參與的數位生態系。

余若凡指出,建立數位信任必須從三個層次著手。首先是「技術面」的基礎設施韌性,如落實 DNS 濫用防治與域名安全;其次是「治理面」的規範設計,探討 AI 與內容監理的平衡;最後,也是最關鍵的「社會協作」。她強調:只有當大家願意對話,信任才有可能被建立。

推動信任對話的同時,多元共融更是韌性實踐的關鍵。談及大會的「Taiwan Tech Women」論壇,余若凡坦言儘管台灣性別平權具指標性,科技業決策圈的女性比例依然偏低。但 AI 時代的不確定性,反而成為女性突破框架的契機。結合與談專家觀點,未來面對複雜的地緣政治與科技風險,企業亟需兼顧社會、科技與公共利益的「生態系領導力(Ecosystem Leadership)」。而女性特有的同理心與跨域溝通耐心,將成為這種多方協調的關鍵需求能力。

「最大的成功,是未來我們不再需要舉辦 Taiwan Tech Woman 這樣的論壇。」余若凡更期許。當性別不再是評價標準,多元聲音成為數位治理的日常,才是真正穩固的信任底座。

TWNIC董事暨執行長余若凡
TWNIC董事暨執行長余若凡
圖/ 數位時代

綜觀 Internet Week 2026 中各界專家的深刻洞見,網路的未來早已演變為一場涵蓋法規監理、人權保障、經濟創新與社會共融的環境。面對全球網路的破碎化危機與AI帶來的雙面刃效應,單憑政府或單一企業已無法獨力應對。「公私協力」與「開放對話」將是迎向未知挑戰的解方。藉由這些跨界對話與激盪,台灣向國際展現了落實「多方利害關係人治理模式」的決心與實質能量。期許在產官學研及公民社會的共同努力下,能持續深化國際網路治理的影響力,在下個網路世代中穩健前行,共築兼具數位韌性與信任的美好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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