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個禮拜來，SARS（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攫奪了台灣每一個人的注意和焦慮。和3月底第一次聽到這名詞來比較，台灣因為和平醫院的「封院」，社會情緒陡地高張起來。大街上，N95的口罩賣到斷貨、電梯裡「不講話」變成起碼的禮節，更多人一天洗上三、四十次手。
但我們可得盡快平心靜氣下來，因為縱使SARS的病菌終有一天會消弭，而SARS的震撼卻註定要陪我們一同走過這個新世紀；我們唯有靜下心來，才能料理這個陌生的新現象－－或者如政客們喜歡說的：新危機。
SARS，你可以說它是「中國症候群」，也可以說它是「全球化症候群」；不管如何，它都是我們這時代獨有，是我們享盡了全球化的好處之後，所必須要應變的苦果。它的滋味異常地苦澀，但別忘了，我們已經喝了很久的青島啤酒與加州柳橙汁，全球化只是要討回它的公道而已。
**移動工作者帶來新的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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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在上個世紀末，全球經濟開始了高速的新分工歷程，主角是Internet與中國大陸。前者提供了連網世界的資訊網絡，後者則架構了世界最新的製造基地，全球一進行新分工後，商品產量大增而價格下滑，我們開始享受「降價再降價」的消費樂趣，也面臨工作內容解構、747舟車勞頓、自我認同迷離的職場焦慮。在這場世界的調整浪裡，唯一喜出望外的就是中國，正因它能提供源源不斷的勞動力，綁住工資價格的調升，繼而吸引更多外資來投靠設廠。
在這個美好的「雙簧」劇碼裡，中國確實有可能靠著「世界工廠」的新角色，慢慢地均富起來－－只要農民和下崗工人能「移動」，適時地補上職缺。
但人類事物何嘗如此簡單！大量的流動人口，集中到城鄉夾雜的新工業區裡，與各類家禽家畜混雜而居，孕育了新型態病毒滋生的溫床。這些病毒因屬人畜混合的變種，多半可輕易穿透人體免疫系統，醞釀成疾，而如果社區衛生欠佳、醫療通報的治理體系不全，就可以釀成大禍。1997年由香港流行起的「禽流感」就已經是第一個徵兆，SARS只是接手出擊而已。
全球化帶來的分工，可以不靠個人生產力增加，就帶來世界經濟總產出的增加，這個「比較利益法則」，在200年前由經濟學家李嘉圖（David Ricardo, 1772~1823）提出後，已經被認為是支持國際貿易的最強正當性理由。只是經濟學家未必專長流行病學，全球化必然引發的「工作者移動」（worker mobility），帶來了新的恐慌與風險。
正因為移動帶來「工作者」和「生活型態」的高度混血，才催生了SARS，但是我們也不能只要大陸人生產的Xbox遊戲機，而不要SARS（事實上，也許正是有台商到大陸打拼，我們才買得起遊戲機），如何管理SARS的「不確定性風險」，才是我們當今要務。
可以想見，全球化帶來對政府「治理」體系的衝擊，將是全新的經驗。一切坐等中央拍板的中國大陸極權政體，被認為是SARS燎原至不可收拾的元兇；而台北和平醫院的強制封院，也考驗民主、人權和集體安全間那最脆弱的分際；至於全球醫學精英傾力研發的SARS疫苗，也肯定不會是最後一樁任務。
我們要不要全球化？我們要不要跟中國建立友善新關係？我們要不要反省自己選出的政治人物，到底為我們管理了哪些風險？－－就從今天起，開始想一想吧，因為這問題將與我們一同終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