醜,卻健康的台灣
醜,卻健康的台灣
2003.05.01 |

近兩、三年來,台灣人充滿了焦慮感;然而,這種焦慮感其實是沒有必要的!讓我們先以史為鑑:美國從1970年代初期開始的「恐共焦慮症」跟我國目前的焦慮症其實相當類似。美國從1970年代初期開始碰上一連串使其灰頭土臉的事件:1973年開始第一次石油危機(顯示美國無法節制OPEC產油國家),1975年由越南的泥淖中撤退(美國國內在1960年代末期就有反越戰的學生運動),1979年美國撐腰的伊朗巴勒維國王垮台,而且開始第二次石油危機。反之,蘇聯在1970年代受惠於油價上漲與世界革命形勢大好,聲勢頗大。在這種我消敵長的表象之下,美國人對蘇聯與其他絕大多數的共產政權於1989年突然崩潰,根本沒有心理準備(在1987年,美國股市還有一場極其戲劇化的大瀉)。
事後,經過深入檢討,史家才發現:蘇聯在1970年代時,其實已經外強中乾;只不過有利的國際形勢讓它頂著一圈光環,而且其內部問題為極度缺乏彈性的政治制度所隱蔽。
大概都已經知道,日本的經濟從1990年代初期就已經開始陷入泥淖,而且現在大概也不會有人認為日本足以挑戰美國的經濟霸權。但是,如果我們回到1990年代初期,當時的氛圍與目前的共識恰好相反。筆者曾於1994年至1995年到美國賓州大學作一年研究,當筆者離開美國時,美國人事實上還沒有從懷憂喪志的氣氛中醒過來。在這種氛圍之下,我們不難想像有一個美國人在1993年還警告大家,日本已經兵臨城下,即將打敗美國。這個人不是別人,正是目前被奉若神明的Intel總裁葛洛夫(Andrew Grove)!

**「敗絮其外,金玉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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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目前的焦慮症其實與美國當時的焦慮症有一個相同之處:為短期的表面現象所迷惑,忽略了自己的國家在深層所進行的寧靜革命,沒有察覺到蓄勢待發的態勢。當然,台灣的焦慮症有一個獨特之處(姑且不論政治上的惡鬥):台灣其實是一個很難理解、很弔詭的體系;因為台灣可以說是一個「敗絮其外,金玉其中」的體系,台灣也可以說是一個「潛水艇」式的體系:很有力量,但是看不見。
台灣有「敗絮其外,金玉其中」的特色,早為發展經濟學者所注意到!去年去世的倫敦政經學院匈牙利籍經濟學家Tibor Scitovsky 在1990年的一篇論文中,利用許多種數據「證明」了台灣在許多面向都優於南韓。但是,他在文中也特別強調:「國際的觀光客一定會得到相反的印象,因為漢城的市容在表面上遠比台北體面多了!」。他解釋這是因為:南韓的國民平均所得雖然低於台灣,但是南韓的所得比較不平均,所以南韓有比較多有錢的上流階層,可以支撐起比較多光鮮亮麗的店面等有助於美化市容的要素。
Scitovsky的論點事實上可以把它一般化:很多開發中國家(包括中國在內)的光鮮亮麗,事實上是因為它們的體系具有一些「病態因素」;而這些病態因素之中最重要的是:所得在「地區之間」與「階層之間」的極不平均的分配。當所得被集中在少數經濟個體(上階層或大企業)與少數地區(如大都市)時,我們如果只注意這少數經濟個體與地區,我們會覺得這些國家並不比先進國家差。

**從表象容易低估台灣的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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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三、四年前曾到巴西的聖保羅(Sao Paulo)考察,聖保羅在很多方面比台北氣派多了;例如許多富人都是開直升機上班的(巴西對民用直升機的需求量,可能是全世界最高的)。當地的台商領袖張先生還告訴我們這個考察團說:巴西當地的經理人薪水是向歐美看齊,薪水相當高。
高等教育的統計數字很能具體呈現:許多落後國家常常具有頗為體面的上流階層。1980年代後期,在英國,大學生人數約佔總人口數的1.5%。但是巴西、印度、墨西哥與菲律賓均佔2.5%以上,厄瓜多爾更佔3.2%,祕魯也達到2%。這些國家大學生的比例比英國這個先進國家還先進;但是這些國家的底層可能極度落後:例如,印度當時的文盲比率竟還高達40%以上!這些國家可以說把資源集中在高階層,因此,其中某些國家的高等教育的表現可能比我們台灣還要傑出。但這其實是一種病態,而非值得慶賀的事;因為發展中國家表現比較好的,幾乎都是重視基礎教育的國家(尤其,當國家尚處於落後階段時)!
Scitovsky的論點可以解釋為何表面的印象會低估台灣的實力;因為,相對於其他的開發中國家,台灣的特色乃是:所得在地區之間與階層之間的分佈比較平均。這使得,如果我們拿上階層或大都市來比較,台灣可能都比不上巴西、阿根廷、智利、印度、墨西哥與菲律賓等等,遑論與南韓相比。
我國許多有識之士動輒抨擊台灣出國旅遊的民眾沒有水準,敗壞國家名聲,其實,真正的實情是:台灣所得比較平均,所以,連「沒有水準的人」都有辦法出國旅遊。出國旅遊的民眾有沒水準的表現,不代表台灣人的平均水準比較差!
台灣的表面形象比較難看,還有底下的原因:一般民眾控制比較多的資源(相對的,其他國家的資源大多控制在大企業手中)而且市場的進入障礙較低。這些特色使得稍有資金的阿貓阿狗也可以創辦企業;既然阿貓阿狗只是稍有資金,企業的長相當然就比較抱歉了--例如用個鐵皮屋當工廠,將就了事。

**中小企業為主的體系較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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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應該注意的是,台灣以中小企業為主的體系其實是比較健康的體系,雖然長相不體面!
讓我們訴諸外來的和尚吧!美國籍經濟學者Brian Levy在一篇1991年的論文指出:南韓是以大企業為主的體系,台灣則是以中小企業為主的體系;而且之所以如此的原因乃是:南韓的市場機能比較不健全,台灣的市場機能比較健全。Levy的這個推理乃是立基於制度經濟學的一個定理:如果市場機能比較不成熟,則廠商會發現零組件由自己生產比向外採購更划得來,因此企業規模必須較大。因此,制度經濟學告訴我們:一個體系如果以大企業為主,可能表示該體系的市場機能有病。
台灣以中小企業為主,還導致台灣的競爭實力會隱而不露;因為中小企業是無法在國際上從事品牌競爭的,台商站上國際舞台露臉的機會當然相當少了。但是,如同Levy所強調的,台灣的中小企業體系其實是比較健康的。基於這些理由,台灣可以說是一個「潛水艇」式的體系。
一個很有趣的事情是,論語所記載的一段兩千多年前的對話,恰好切中時弊,讓我們抄錄這一段話作結束: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台灣其實不必怕什麼,時間將說明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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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Agentic AI、碎片化與地緣政治正重塑數位世界,我們該如何重構下一代網路的「數位信任」?
當 Agentic AI、碎片化與地緣政治正重塑數位世界,我們該如何重構下一代網路的「數位信任」?

面對人工智慧(AI)應用的爆發與地緣政治風險的升高,數位環境正迎來「信任」與「韌性」的雙重嚴峻考驗。為了回應這些挑戰,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舉辦首屆「 Internet Week 2026(網路週)」,大會串聯數位發展部(moda)、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亞太網路資訊中心(APNIC)、網際網路名稱與號碼分配機構(ICANN)、臺灣網路治理論壇(TWIGF)及台灣網路維運社群(TWNOG)等國內外指標社群與國際組織,整合多個重要論壇並展開 4 天共 66 場主題議程。

Internet Week 2026 希望透過公、私部門、國際組織與技術社群的跨界溝通,讓政府、私人企業、國際組織、技術社群與公民團體力量在同一個平台上對話。大會不僅期盼建立一個開放、中立且多元的對話空間,更致力於帶動信任的溝通,藉此強化台灣在國際網路治理舞台的實質影響力與能見度,共築具備數位韌性與信任的未來。

身分識別不等於信任,碎片化才是真正危機

「身分識別(Identity)並不等於信任(Trust)。」Edgemoor 研究中心執行長 Steve Crocker 在會後專訪中,拋出這句耐人尋味的觀察。

身為 ARPANET 時代的重要參與者,他見證網際網路從學術研究網路,逐漸演變為全球最重要的數位基礎設施。然而,在地緣政治與各國法規分歧的今天,他認為網際網路正面臨前所未有的碎片化挑戰。「在價值觀、法規與司法管轄權都不同的情況下,我們如何依然維持全球的互通與信任?」Crocker 點出了他的觀察。他指出,未來的數位治理不可能再依賴單一規則或中央權威,而是必須建立在全球共用框架與在地化決策並存的架構上。

技術機制能全球互通,但各國仍應保有政策調整的空間。這樣的治理思維,也體現在 Crocker 近年推動的「 Project Jake 」計畫。隨著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DPR)等隱私法規上路,過去廣泛用於網路犯罪調查的 Whois 網域註冊資料系統,已陷入隱私與公共利益的兩難。Project Jake 則嘗試建立新的跨境資料存取機制,而 TWNIC 更是全球首個主動參與試點的機構。值得注意的是,面對近年區塊鏈與替代性網域名稱系統(Alternative DNS)興起的聲浪,Crocker 直言這往往是為不存在的問題,提供昂貴的解方。

他強調,網際網路真正的韌性來自長年建立的「分散式協作」與「相互依存」。「網際網路從來不是中央控制系統,而是一個 network of networks。」在他看來,與其重新建立彼此割裂的替代架構,不如持續深化跨國透明協作與多方治理,才是維持全球網路信任最務實的方式。

Steve Crocker 總裁暨執行長
Edgemoor 研究中心執行長 Steve Crocker
圖/ 數位時代

借鏡歐洲《數位服務法》,用「個人問責」重新定義公共利益

如果 Steve Crocker 談的是「基礎設施的信任」,那麼 Jeremy Godfrey 所關注的,則是平台與 AI 對公共利益的衝擊。Godfrey 直言,當前數位平台最大的問題,並不只是單一內容真假,而是整個商業模式正持續放大社會風險。「數位市場並不一定會自然產生對社會最有利的結果。」

長期管理 Meta、X、TikTok 等跨國平台歐洲監管事務的他指出,當平台以廣告收益與流量作為核心目標時,演算法往往會傾向放大更具爭議性與成癮性的內容,進一步衝擊民主討論、兒少保護與社會信任。Godfrey 強調,當數位治理開始涉及言論自由、人類尊嚴與選舉公平等基本人權時,社會不能再將權利平衡的責任,完全交由商業平台自行決定。這也是歐洲近年積極推動《數位服務法》(Digital Services Act,DSA)的原因。除要求大型平台管控系統性風險外,愛爾蘭也進一步要求平台落實年齡驗證、限制向未成年人推播有害內容,並強化企業內部的「個人問責制」。

不過,在 Godfrey 看來,未來治理不該只是被動「減少傷害」,而是重新思考整體數位生態系。「我們不該在創新與安全之間二選一,而是同時追求兩者。」他認為,當 AI 與平台逐漸成為社會基礎設施的一部分,治理的核心已不再只是技術,而是如何讓「信任、安全、權利保障與經濟價值」彼此共存,重新建立數位社會的公共利益與信任基礎。

不用 AI 不代表更安全,溫水煮青蛙的轉型危機

而當 AI 與平台逐漸成為社會基礎設施的一部分,治理核心將更專注在技術快速演進下,如何重新建立企業、政府與社會的信任能力。「AI 已經從回答問題,進入執行任務(Action)。」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創新經濟顧問簡立峰指出,當前 AI 已具備規劃與執行能力,正逐步接手知識型工作的核心流程。

這波由代理型 AI(Agentic AI)帶動的變革,首當其衝的正是白領階級;企業接下來面對的不僅是「流程再造」,更是深度的「職能再造」。然而簡立峰也警告,台灣正面臨一場「溫水煮青蛙」的轉型危機。由於國內高端服務業多屬內需市場,企業導入 AI 往往只停留在讓工作變快,卻未真正翻轉核心競爭力做到更聰明。在全球市場,企業已開始不再大量招募初階知識工作者,而是亟需能與 AI 協作、重新定義問題的人才。

「不用 AI 並不能代表更安全。」面對外界對 AI 資安與風險的焦慮,簡立峰提出極具衝擊性的觀點。他以開車為例,車子不開出門固然不會出車禍,但也等於永遠失去移動的能力。真正的數位治理並非全面防堵,而是在實際使用中建立防護。他呼籲,政府必須比以往更積極地導入 AI,「如果政府自己不用 AI,就沒有能力治理 AI,只有 AI 才能監管 AI。」他以「矛與盾」來比喻,強調面對新型態的數位犯罪,必須建立如「AI 警察」般的防禦機制;唯有善用 AI 作為測試與除錯的工具,才能精準揪出系統漏洞,也就是「以 AI 來監管 AI」。

而在治理與技術外,最後的防線仍回歸到「人」。簡立峰強調,未來的教育必須從單向的教導轉為引導,全面培養全民的「AI 識讀能力(AI literacy)」,讓人們在真假難辨的環境中,具備獨立思辨與理解風險的能力。唯有如此,才能在 AI 深度滲透的社會中,建立穩固的信任機制。

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創新經濟顧問簡立峰
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創新經濟顧問簡立峰
圖/ 數位時代

多元共融與韌性實踐,為建立信任數位社會的基石

「現在最大的問題,已經不是網路快不快,而是人們還敢不敢相信這個網路。」TWNIC 董事暨執行長余若凡說到,AI 時代的數位信任不只是技術問題,更是場需全社會參與的治理工程。為此,TWNIC 正從純粹的技術社群,轉型為「信任環境驅動者」,致力打造讓人願意信任與參與的數位生態系。

余若凡指出,建立數位信任必須從三個層次著手。首先是「技術面」的基礎設施韌性,如落實 DNS 濫用防治與域名安全;其次是「治理面」的規範設計,探討 AI 與內容監理的平衡;最後,也是最關鍵的「社會協作」。她強調:只有當大家願意對話,信任才有可能被建立。

推動信任對話的同時,多元共融更是韌性實踐的關鍵。談及大會的「Taiwan Tech Women」論壇,余若凡坦言儘管台灣性別平權具指標性,科技業決策圈的女性比例依然偏低。但 AI 時代的不確定性,反而成為女性突破框架的契機。結合與談專家觀點,未來面對複雜的地緣政治與科技風險,企業亟需兼顧社會、科技與公共利益的「生態系領導力(Ecosystem Leadership)」。而女性特有的同理心與跨域溝通耐心,將成為這種多方協調的關鍵需求能力。

「最大的成功,是未來我們不再需要舉辦 Taiwan Tech Woman 這樣的論壇。」余若凡更期許。當性別不再是評價標準,多元聲音成為數位治理的日常,才是真正穩固的信任底座。

TWNIC董事暨執行長余若凡
TWNIC董事暨執行長余若凡
圖/ 數位時代

綜觀 Internet Week 2026 中各界專家的深刻洞見,網路的未來早已演變為一場涵蓋法規監理、人權保障、經濟創新與社會共融的環境。面對全球網路的破碎化危機與AI帶來的雙面刃效應,單憑政府或單一企業已無法獨力應對。「公私協力」與「開放對話」將是迎向未知挑戰的解方。藉由這些跨界對話與激盪,台灣向國際展現了落實「多方利害關係人治理模式」的決心與實質能量。期許在產官學研及公民社會的共同努力下,能持續深化國際網路治理的影響力,在下個網路世代中穩健前行,共築兼具數位韌性與信任的美好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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