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戰訴求恐怕只是表面，問題在於，當我們從個別國家逐漸進入全球化社會時，
誰有資格代表這個全球化社會發言？誰又有能力去制衡這個全球化社會？
美伊開戰當天，我在漢城採訪，從同行的韓國朋友手機簡訊中，得知戰事消息，離開打才過10分鐘，見識到韓國的行動通訊服務速度真是快。至於韓國人是否緊張，朝鮮半島危險氣氛立刻升高，那倒是沒有。
接下來幾天，他們和世界各地多數民眾一樣，照常擠地鐵上班，下班去吃飯看電影泡網咖，星期五晚上相約逛東大門（類似台北松山的饒河夜市加五分埔，但規模更大），與我在開戰前看到的漢城並無二致，明顯差別可能是盯著電視看戰爭報導的人多了些。
如果時間退回1980年代，碰到類似事件，韓國大學生和工人可能早衝上街頭，藉遊行要求政府改革、民主選舉和美國勢力退出韓國，而軍人掌權的政府則派出鎮暴警察強力驅散，接下來就是一連串扭打衝突的畫面。
時過境遷，當年街頭運動的訴求，許多都已被體現，當年反對派出身的文人總統金泳三、金大中和盧武鉉，取代1953年韓戰結束40年來的軍政府，把韓國帶向民主政治。人民用選票選擇政府，用集體力量制衡政府，不使其濫權，政府也在民意基礎上進行改革。
**美國＝是全球化社會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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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城街頭的火爆示威，近年已少見，但是新一波激烈的示威遊行，卻在這次美伊戰事開打後，在世界各地城市街頭出現。媒體大抵著眼在他們的反戰訴求，但這恐怕只是表面，問題在於，當我們從個別國家逐漸進入全球化社會時，誰有資格代表這個全球化社會發言？誰又有能力去制衡這個全球化社會？
儘管美國缺少直接證據證明伊拉克握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但小布希下令開戰，美國就等於是全球化社會的代表，去討伐伊拉克，但是誰授與美國這項權力？聯合國並沒有通過，而是美國參眾兩院投票通過，但是美國參眾兩院並不能代表世界上多數人，但是這兩大機構授權的戰爭，卻直接或間接影響了世界上多數人。
如果伊拉克國會也來場投票，甚至發動全民公投，結論是他們不要打這場仗，那又當如何？
美國是否還能用「解放」（liberate）伊拉克的名義出兵，或如多數外國媒體用詞，根本就是「入侵」（invade）？
這些問題短期內不會有答案，真要找答案，也不會在政府裡，而是要從全球化腳步較快的企業界去找。任何一家有經驗的跨國公司都清楚，所謂的全球化，其實是在每一地區深耕的「在地化」（localization）。
在中國做生意，絕不能原封不動把美國總部那一套搬來，而是依照當地市場因地制宜，才能贏得在地消費者。麥當勞在日本有照燒豬肉口味堡、在台灣有牛肉飯、在回教國家不賣豬肉的道理即在此。
跨國企業在個別市場上，則必須受當地法律和政策的制衡，比方俄羅斯和中國對微軟有意見，微軟不能搬出美國政府來幫它解決問題，而是個別和俄羅斯和中國政府協商，終而決定在俄羅斯開放視窗作業系統程式碼，在中國加碼投資研發經費，以換取在當地市場發展的空間。
這是一種協商談判，是一種「取捨」（trade off），決定捨什麼取什麼，形式上非常政治，但核心是商業，想做全球生意的業者，都得會這一套。現在早已不是當年打鴉片戰爭，英國商行靠著英國軍隊在後頭撐腰，強迫中國得開放港口通商的蠻幹時代。
**全球政治也要在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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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0月，我在一場英國前首相梅傑（John Major）的演講中，聽到他對於目前政治人物的看法，是這些人愈來愈懂得用媒體，口才都很好，都很會訴諸民氣，但是對於坐到談判桌上協商，或者透過更多管道去營造共識及互信等，卻非常沒有耐心也不願花時間，而這些卻是他認為從政者必備的基本「政治技能」（political skills）。
梅傑口中的政治技能，在政治人物身上逐漸凋零，反而在跨國企業經理人身上出現，因為世界各地的消費者，用他們的荷包，來監督這些企業是否傾聽他們的需求，並且用實際的購買動作來投票，決定那些企業的產品應該存活下來，企業和消費者雙向協商溝通的工作每天都在進行。
當消費者享受到全球經濟活動「在地化」帶來的好處，勢必會進而要求全球政治也要「在地化」。這指的不是全球民眾來一場公投，實際上也不可能，而是指他們的聲音必須被聆聽並且參考。從行銷學來看，這是重視顧客滿意度；從政治學來看，這是最基本的權力制衡，要享有權力，就必須接受監督。
今年2月，英國BBC電視台有一組團隊到台灣拍紀錄片，主題是「全球化的腳步」。他們來採訪我時，很有興趣了解台灣在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發展，並且與非洲的肯亞做對比，因為台灣和肯亞在1945年的國民所得相近，但目前差距卻不可以道里計。
**打開社會的多元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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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研究發現，差別在於台灣融入全球化體系中，而肯亞沒有。台灣從生產雨鞋、燈泡、球拍、腳踏車，一直到主機板、個人電腦和晶片，一直是全球供應鏈的一員，並藉由出口產品去服務其他市場，累積資本，逐步發展出附加價值更高的產業。在本地社會富裕之後，也吸引各國企業把產品賣到台灣，在這裡可以找到各國風味的餐廳、服飾、精品和汽車，也讓其他國家有了服務台灣的機會。
甚至，進一步來看，他們認為台灣的政治體制從威權順利轉移到民主，也拜全球化之賜，因為隨著全球訊息和觀念的流通，加上海外華人返國，帶回不同生活經驗和價值觀，打開社會的多元視野，也為後來的改變開了先路。
在這群BBC工作團隊的眼中，台灣是全球化的受益者，當受益國家愈多，形成的正向回饋力量就愈大，全球化的腳步也會愈快。當然，腳步愈快，各國之間步伐不一的機會也愈高，有許多衝突和價值觀上的差異需要折衝克服。看看台灣和韓國花了多少年才走出強人政治，就知道全世界要擺脫海珊這種領導人不是容易的事。
發動戰爭會讓這件事變得容易嗎？沒有誰能給明確的答案。我在前年11月參觀耶路撒冷城時，發現城裡很多建築的柱子，上半部和下半部刻的圖案不同，差異明顯，甚至相鄰兩根柱子粗細長短和圖案都不同。導遊指出，那是因為十字軍和回教徒都想拿下耶路撒冷，幾百年來出兵互相屠戮，誰進城就蓋新的建築，不同圖案記錄著不同年代不同軍隊的風格。
時間過去，只留下仍未化解的仇恨，以及柱子上的圖案。而真正能進入耶路撒冷城內讓各種教派政治立場人士都接納的，是耶穌苦傷道上開起的網咖，和裡頭PC用的微軟軟體與英特爾微處理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