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科技教父任正非
中國科技教父任正非
2003.02.15 |

2001年1月,當時擔任中國國家副主席的胡錦濤出國訪問,指明要華為創辦人任正非跟團隨訪。稍早的2000年11月,國務院副總理吳邦國訪問非洲,同樣指明任正非跟團,目的是讓隨行的多位部長認識他,並了解中國政府能提供那些協助,幫華為開拓海外市場。
對一位來自民營、而非國營企業的負責人來說,國家領導人這樣罕見的高規格對待,其來有自。最近幾年,貼著「Made in China」標籤的球鞋、玩具和成衣等各種產品充斥世界各地,多是廉價代工或仿製品,真正掛著中國自有品牌的是鳳毛麟角,其中能以技術實力打進歐美科技市場的,只有華為。
今年58歲的解放軍退役軍官任正非,用創業為自己的人生開啟第二春,也為中國構築了一個夢:「與世界平起平坐」。

**因文革經歷一場人生洗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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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媒體和同業好以任正非的軍人背景做文章,評斷華為因此和政府關係良好,所以拿到許多公家機關的訂單。但是對前往中國投資及對當地市場有興趣的業者來說,一位中年退役的軍人,如何在一個實行共產主義逾半世紀、現代化商業基礎薄弱的傳統社會中,建立起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企業,才是最引人好奇之處。
這與他極為特殊的人生歷練有關。任正非出生於1944年,家中排行老大,下有6個弟妹,一家九口靠著父母在學校當教員的微薄薪水過活。他形容當時「天天都是飢腸轆轆」,家中嚴格控制糧食,不能有人多吃一口,「否則有一、兩個弟妹就活不下來。」這位名列《富比士》中國50大富豪的企業家,終其高中三年渴求而未遂的心願,是「吃一個白面饅頭」。
後來任正非到外地讀大學時,文化大革命爆發,他的父親因曾經在國民黨的兵工廠做過事,被扣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紅衛兵把他父親揪到牛棚中批鬥,關在裡面很長一段時日,後來還下放去河裡篩沙及修鐵路。任正非聽到友人轉述消息後,連夜冒險回家探視,但父親怕連累他,第二天一早逼他趕緊離開。
一生大半輩子,他的雙親因為沒有通過思想檢核,錯失發展機會,雖然這種思想檢核並沒什麼標準。目睹這一切,任正非學到寶貴經驗:一個人再有本事,也得通過所在社會的主流價值認同,才能有機會。「文革對國家是一場災難,但對我是一次人生的洗禮,使我政治上成熟起來,不再是單純的一個書呆子。」
這應該和他後來從軍、以及投入熱門的電信業有關。當時的中國,主流價值由農民、勞工和軍人所主導,這三種身分對受過大學教育的任正非來說,軍方的研究單位是最好的選擇。加入解放軍後,任正非表現良好,33歲成為軍隊代表,參加全國科學大會。在連串優異表現下,任正非被長官推薦加入共產黨,連帶使他父親延宕多年的入黨申請,終獲批准,並且恢復職業成為一所中學的校長。
就在惡運逐漸遠離之際,1982年無預警的大裁軍,再次給他多變的人生一記重擊。失業離開軍隊,任正非到一家電子公司當經理,卻因為沒有商業經驗而受騙,再次丟了工作,後來才被迫創業。創業初期,任正非和父母以及侄子擠在一個小房間生活,煮飯得到陽台上。

**矛盾和衝突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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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多次大環境起伏,任正非對危機特別有警覺,既然危機總是會來,就必須先做好準備。
儘管華為已是年營業額220億人民幣的大企業,但任正非仍然經常提醒華為員工,冬天已經不遠。「十年來,我天天思考的都是失敗,對成功視而不見,也沒有什麼榮譽感、自豪感,而是危機感。也許是這樣才存活了十年。失敗這一天是一定會來到,大家要準備迎接,這是我不動搖的看法,這是歷史規律。」
任正非是革命的忠誠信仰者,把許多新觀念帶進華為,確保華為保持革命的意志並贏得革命。
他認為矛盾和衝突是好事,解決矛盾和衝突,是成長動力的來源。
共產主義強調資本家掌握生產工具(土地、設備和資金等),因而掌握生產過程創造的大部份剩餘價值,與勞工形成對立。在中國南方改革開放中心深圳接觸資本主義後,任正非看到科技業的生產工具主要是知識,存在工作者的腦袋,而非資本家手上,雙方的關係對等,生產過程的剩餘價值,要讓工作者參與分享,才能吸引更多人才加入,創造更大價值。
因此,華為付高薪找一流人才,並且配股票,把習慣吃大鍋飯的社會主義環境,植入追求利益的資本主義基因。「沒有促成自己體面生活的物質慾望,沒有以勞動來實現慾望的理想,就會因循守舊,故步自封,進而滋生懶惰。」

**有進攻的狼
也有精於算計的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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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華為又創造矛盾,不像國營企業承諾工作保障,而是實行「末位淘汰」制,讓員工繃緊神經拼戰,表現不好隨時換掉,表現好的立刻提拔。任正非強調,「企業就是要發展一批狼。狼有三大特性,一是敏銳的嗅覺,二是不屈不撓、奮不顧身的進攻精神,三是群體奮鬥。企業要擴張,必須有這三要素。新機會點出現時,自然會有一批領袖站出來爭奪市場先機。每個部門都要有一個狼狽組織計畫,既要有進攻性的狼,又要有精於算計的狽。」
1996年1月,華為進行一波組織改革,要求每一位幹部交出兩封信,一封是辭職信,一封是新職就任信,讓公司視組織改革後的人力需要,個別決定接受那一封。「什麼叫成功?經九死一生還能好好活著,這才是真正的成功。華為沒有成功,只是在成長。華為經過的太平時間太長了,在和平時期升的官太多了,這也許會構成我們的災難。」
儘管有離職員工批評任正非冷血、好鬥爭,但他從刻苦生活所累積的智慧,與許多西方企業管理的概念不謀而合。任正非從不回應外界對他及華為的批評,也不接受媒體採訪,更不准華為員工出去和別人辯論。華為的高層領導不設專車,在公司吃飯和看病一樣排隊,付同樣的費用,公司裡沒有人有形式上的特權,讓人不得不服氣。
任正非讀大學時參加過紅衛兵活動,他深信群眾可以被動員。在華為,他透過演講、辦內部的《華為人報》和一年一度的大合唱等活動,持續動員員工邁進到下一個目標。每年年終,華為都租下體育館,舉辦全公司的大合唱活動。現場貼滿各式慷慨激昂標語,比方「亞美歐非,壯志未酬誓不休」,然後每個部門員工輪流起來唱歌,本質是激勵士氣的誓師大會。
1998年,華為開始進攻海外市場,內部免不了又是一連串造勢活動,鼓勵有志男女出國拓荒。
原本在華為上海研究所做研發的呂曉峰,因受感動而請調銷售部門,前往非洲的阿爾及爾及突尼斯開拓市場。呂曉峰後來在突尼斯一場空難中倖存,任正非特別抽空去醫院探視他,並惦記著呂曉峰的外衣毀損,還帶他上街去買新衣服。呂曉峰後來把整段經歷寫成文章,發表在2002年6月的《華為人》報上,許多員工看了都熱淚盈眶。
「唯有偏執狂才能倖存,」(Only the paranoid survive)是英特爾董事長葛洛夫(Andy Grove)的名言,任正非卻在中國實踐了這句話。葛洛夫和英特爾已具有世界知名度,而任正非和華為的世界之路才剛起步。從國家領導人到一般員工,都對華為期許很高,任正非則是平常看待。「我沒有遠大的理想,思考的是這兩、三年要幹什麼,如何幹才能生存下來。活下去永遠是企業的硬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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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台流轉型到跨界共創,2025亞洲新媒體高峰會以「RESILIENCE:韌性 · 突圍」驅動產業續航
從台流轉型到跨界共創,2025亞洲新媒體高峰會以「RESILIENCE:韌性 · 突圍」驅動產業續航

全球影視娛樂正處在結構翻轉的臨界點。從串流平台的競合與權力再分配,到生成式AI引爆的創作革命,再到觀眾注意力被碎片化的內容浪潮瓜分,市場規則幾乎在一年之內重寫。

在這樣的動盪中,「如何永續成長」成為所有內容產業的共同焦慮。台灣擁有豐沛的創作能量,卻在規模化與國際化的路上,始終面臨結構性瓶頸。為了回應時代考驗,NMEA(新媒體暨影視音發展協會)以「RESILIENCE:韌性 · 突圍」為題,將於11月24日至25日舉行2025亞洲新媒體高峰會,邀請超過五十位國內外產業領袖對話,從組織、內容、技術與商業模式出發,探討如何讓台灣影視娛樂在不確定中,創造屬於自己的續航動能。

韌性,從衝擊中找到成長的可能

「Resilience」一詞原本源自工程學,指材料在受壓後能回彈的能力。NMEA理事長李芃君指出,當這個詞被用於產業時,它所代表的已不只是「抗壓」,而是「擁抱變化與永續成長」的能力——在巨變中快速重組關鍵資源、甚至藉由創新找到新的突破。

她觀察,全球產業變動的背後,主要受到三股力道的衝擊:地緣政治的風險、科技典範的轉移,以及氣候與疫情等帶來的自然挑戰。這些因素同樣影響著台灣文化內容產業。

以台灣一家全球背光模組大廠為例。近年隨著國際電子品牌紛紛在筆電與平板產品導入OLED顯示技術,傳統背光模組市場面臨挑戰;該企業在察覺趨勢轉向後,選擇主動調整策略,透過併購前沿技術快速推出新產品,切入車用、醫療與AR/VR顯示等新領域。李芃君指出,這樣的轉向即是韌性的展現——在技術更迭的浪潮中重新定位自己,讓企業從被動防守,轉為開創下一波成長曲線。

「這種思維放回影視娛樂也一樣。當市場被新技術和新平台顛覆,產業若仍困於單一市場、單一資金、單一合作關係,就難以應對下一次衝擊。」她強調,建立韌性不能停留在抽象的口號,必須要有具體行動,而關鍵就在「多角化」。

多角化的市場讓故事能走出台灣、觸及不同文化的觀眾;多角化的技術與人才,讓製作不再受限於傳統框架;而多角化的資金與夥伴結構,則能減少對補助與單一委製案的依賴,形成正向循環的產業體質。諸如日本《鬼滅之刃》透過IP延伸創造跨世代效應,或泰國在政府策略支持與國際平台Netflix合作,讓在地內容走向全球,都是多角化的案例。

高峰會四大主軸,挖掘韌性的潛力

「政策當然重要,但最終能否長出韌性,關鍵仍在產業本身的自覺與行動力。」李芃君表示,第七屆亞洲新媒體高峰會以「台流轉型、跨界共創、影視創新、商模躍進」四大主軸為核心,期望讓韌性不再停留於口號,而能轉化為具體實踐。不只是思考「如何生存」,更要推動產業主動探索「如何成長」。

在「台流轉型」議題中,論壇將從亞洲娛樂的整體格局出發,思考台灣內容如何在國際市場中建立辨識度與合作機制。面對串流平台競爭與區域內容崛起,產業要重新定義「台流」的價值,從單點創作走向跨國布局。

「跨界共創」則從電競、音樂、體育到AI應用,剖析影視娛樂如何走向一個多層次的體驗場域。透過多個實際案例,探討不同產業之間的協作經驗,助攻內容突破原有框架,創造新的商業能量。

「影視創新」主軸聚焦於新技術與內容形式的融合。如:短劇風潮、現象級作品及AI生成式內容等,正改變影視產業的創作邏輯。論壇將聚焦技術如何成為創意夥伴,推動人才與內容的再進化。

最後,「商模躍進」則回應內容永續與變現挑戰。當觀眾行為與平台策略不斷重組,內容不再只是作品,也是可延伸、可轉化的商業資產。論壇將引導產業思考,如何讓內容價值在不同階段持續發酵,打造可長可久的生態循環。

李芃君強調,高峰會的價值,在於讓這些不同維度的討論彼此交會;唯有當創作、技術與資本願意對話,產業的韌性才能真正落地。「我們希望產業能從危機思維轉向成長思維,在對話與合作中,激盪出新的想像與行動。」

韌性,新媒體暨影視音產業必備的DNA

自2017年成立以來,NMEA持續扮演政策倡議與產業整合的推動者。每一屆高峰會也都對應時代命題,映照產業進化軌跡。從2023年「EMPOWERING」的全面賦能、2024年「CONSOLIDATION」的整合共榮,到今年的「RESILIENCE」發揮韌性、尋求突圍,李芃君形容,這是一條從能力啟動、資源整合到體質調整的路徑,引領台灣影視娛樂邁向國際舞台。

NMEA
NMEA理監事集結產業代表,共思壯大台灣內容產業之道。
圖/ NMEA

她指出,高峰會結束後,NMEA也將以工作坊與共創計畫延續對話熱度,讓產業交流落地為實際行動。協會也積極拓展跨域合作,從企業交流、IP授權推動到媒體合作,串聯更多產業能量。

值得注意的是,自2022年起,高峰會同步啟動線上直播,三年累計已吸引超過20萬名觀眾參與,單屆觀看更突破8.1萬人次。李芃君認為,這不僅是數據表現,更代表台灣影視產業逐漸建立國際話語權。當產業以開放與創新的態度前行,才能在全球文化浪潮中,站上屬於台灣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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