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科技教父任正非
中國科技教父任正非
2003.02.15 |

2001年1月,當時擔任中國國家副主席的胡錦濤出國訪問,指明要華為創辦人任正非跟團隨訪。稍早的2000年11月,國務院副總理吳邦國訪問非洲,同樣指明任正非跟團,目的是讓隨行的多位部長認識他,並了解中國政府能提供那些協助,幫華為開拓海外市場。
對一位來自民營、而非國營企業的負責人來說,國家領導人這樣罕見的高規格對待,其來有自。最近幾年,貼著「Made in China」標籤的球鞋、玩具和成衣等各種產品充斥世界各地,多是廉價代工或仿製品,真正掛著中國自有品牌的是鳳毛麟角,其中能以技術實力打進歐美科技市場的,只有華為。
今年58歲的解放軍退役軍官任正非,用創業為自己的人生開啟第二春,也為中國構築了一個夢:「與世界平起平坐」。

**因文革經歷一場人生洗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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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媒體和同業好以任正非的軍人背景做文章,評斷華為因此和政府關係良好,所以拿到許多公家機關的訂單。但是對前往中國投資及對當地市場有興趣的業者來說,一位中年退役的軍人,如何在一個實行共產主義逾半世紀、現代化商業基礎薄弱的傳統社會中,建立起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企業,才是最引人好奇之處。
這與他極為特殊的人生歷練有關。任正非出生於1944年,家中排行老大,下有6個弟妹,一家九口靠著父母在學校當教員的微薄薪水過活。他形容當時「天天都是飢腸轆轆」,家中嚴格控制糧食,不能有人多吃一口,「否則有一、兩個弟妹就活不下來。」這位名列《富比士》中國50大富豪的企業家,終其高中三年渴求而未遂的心願,是「吃一個白面饅頭」。
後來任正非到外地讀大學時,文化大革命爆發,他的父親因曾經在國民黨的兵工廠做過事,被扣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紅衛兵把他父親揪到牛棚中批鬥,關在裡面很長一段時日,後來還下放去河裡篩沙及修鐵路。任正非聽到友人轉述消息後,連夜冒險回家探視,但父親怕連累他,第二天一早逼他趕緊離開。
一生大半輩子,他的雙親因為沒有通過思想檢核,錯失發展機會,雖然這種思想檢核並沒什麼標準。目睹這一切,任正非學到寶貴經驗:一個人再有本事,也得通過所在社會的主流價值認同,才能有機會。「文革對國家是一場災難,但對我是一次人生的洗禮,使我政治上成熟起來,不再是單純的一個書呆子。」
這應該和他後來從軍、以及投入熱門的電信業有關。當時的中國,主流價值由農民、勞工和軍人所主導,這三種身分對受過大學教育的任正非來說,軍方的研究單位是最好的選擇。加入解放軍後,任正非表現良好,33歲成為軍隊代表,參加全國科學大會。在連串優異表現下,任正非被長官推薦加入共產黨,連帶使他父親延宕多年的入黨申請,終獲批准,並且恢復職業成為一所中學的校長。
就在惡運逐漸遠離之際,1982年無預警的大裁軍,再次給他多變的人生一記重擊。失業離開軍隊,任正非到一家電子公司當經理,卻因為沒有商業經驗而受騙,再次丟了工作,後來才被迫創業。創業初期,任正非和父母以及侄子擠在一個小房間生活,煮飯得到陽台上。

**矛盾和衝突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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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多次大環境起伏,任正非對危機特別有警覺,既然危機總是會來,就必須先做好準備。
儘管華為已是年營業額220億人民幣的大企業,但任正非仍然經常提醒華為員工,冬天已經不遠。「十年來,我天天思考的都是失敗,對成功視而不見,也沒有什麼榮譽感、自豪感,而是危機感。也許是這樣才存活了十年。失敗這一天是一定會來到,大家要準備迎接,這是我不動搖的看法,這是歷史規律。」
任正非是革命的忠誠信仰者,把許多新觀念帶進華為,確保華為保持革命的意志並贏得革命。
他認為矛盾和衝突是好事,解決矛盾和衝突,是成長動力的來源。
共產主義強調資本家掌握生產工具(土地、設備和資金等),因而掌握生產過程創造的大部份剩餘價值,與勞工形成對立。在中國南方改革開放中心深圳接觸資本主義後,任正非看到科技業的生產工具主要是知識,存在工作者的腦袋,而非資本家手上,雙方的關係對等,生產過程的剩餘價值,要讓工作者參與分享,才能吸引更多人才加入,創造更大價值。
因此,華為付高薪找一流人才,並且配股票,把習慣吃大鍋飯的社會主義環境,植入追求利益的資本主義基因。「沒有促成自己體面生活的物質慾望,沒有以勞動來實現慾望的理想,就會因循守舊,故步自封,進而滋生懶惰。」

**有進攻的狼
也有精於算計的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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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華為又創造矛盾,不像國營企業承諾工作保障,而是實行「末位淘汰」制,讓員工繃緊神經拼戰,表現不好隨時換掉,表現好的立刻提拔。任正非強調,「企業就是要發展一批狼。狼有三大特性,一是敏銳的嗅覺,二是不屈不撓、奮不顧身的進攻精神,三是群體奮鬥。企業要擴張,必須有這三要素。新機會點出現時,自然會有一批領袖站出來爭奪市場先機。每個部門都要有一個狼狽組織計畫,既要有進攻性的狼,又要有精於算計的狽。」
1996年1月,華為進行一波組織改革,要求每一位幹部交出兩封信,一封是辭職信,一封是新職就任信,讓公司視組織改革後的人力需要,個別決定接受那一封。「什麼叫成功?經九死一生還能好好活著,這才是真正的成功。華為沒有成功,只是在成長。華為經過的太平時間太長了,在和平時期升的官太多了,這也許會構成我們的災難。」
儘管有離職員工批評任正非冷血、好鬥爭,但他從刻苦生活所累積的智慧,與許多西方企業管理的概念不謀而合。任正非從不回應外界對他及華為的批評,也不接受媒體採訪,更不准華為員工出去和別人辯論。華為的高層領導不設專車,在公司吃飯和看病一樣排隊,付同樣的費用,公司裡沒有人有形式上的特權,讓人不得不服氣。
任正非讀大學時參加過紅衛兵活動,他深信群眾可以被動員。在華為,他透過演講、辦內部的《華為人報》和一年一度的大合唱等活動,持續動員員工邁進到下一個目標。每年年終,華為都租下體育館,舉辦全公司的大合唱活動。現場貼滿各式慷慨激昂標語,比方「亞美歐非,壯志未酬誓不休」,然後每個部門員工輪流起來唱歌,本質是激勵士氣的誓師大會。
1998年,華為開始進攻海外市場,內部免不了又是一連串造勢活動,鼓勵有志男女出國拓荒。
原本在華為上海研究所做研發的呂曉峰,因受感動而請調銷售部門,前往非洲的阿爾及爾及突尼斯開拓市場。呂曉峰後來在突尼斯一場空難中倖存,任正非特別抽空去醫院探視他,並惦記著呂曉峰的外衣毀損,還帶他上街去買新衣服。呂曉峰後來把整段經歷寫成文章,發表在2002年6月的《華為人》報上,許多員工看了都熱淚盈眶。
「唯有偏執狂才能倖存,」(Only the paranoid survive)是英特爾董事長葛洛夫(Andy Grove)的名言,任正非卻在中國實踐了這句話。葛洛夫和英特爾已具有世界知名度,而任正非和華為的世界之路才剛起步。從國家領導人到一般員工,都對華為期許很高,任正非則是平常看待。「我沒有遠大的理想,思考的是這兩、三年要幹什麼,如何幹才能生存下來。活下去永遠是企業的硬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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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同事愈來愈多怎麼管?Going Cloud 用「多代理系統」,助企業打造最強營運大腦
AI 同事愈來愈多怎麼管?Going Cloud 用「多代理系統」,助企業打造最強營運大腦

ChatGPT、Gemini、Claude 等 AI 通用工具問世後,「AI」無疑成了現今全球最熱門的關鍵字。儘管許多企業已經開始導入相關應用,多數卻仍停留在文書輔助、單一聊天機器人(Chatbot)運用等單點階段。但隨著商業環境快速變化、缺工日益嚴峻,企業需要的不再只是一個會回答問題的對話框,而是具備「自主決策與行動執行」能力的「代理式 AI」(Agentic AI)。

Going Cloud 和 IDC 合作發布的《多代理系統崛起 打造敏捷韌性企業》報告便指出,如今「AI First」時代來臨,企業的 AI 應用正從輔助性質走向自主營運,有 80% 的企業期望藉此提升生產力,70% 的企業希望能更輕鬆處理複雜任務,還有 66% 的企業期望透過多模型來提升整體效能。

代理式 AI 愈來愈多,必須納入組織管理

但究竟什麼是「代理式 AI」?

「過去人們使用生成式 AI 時,需要一步步下達明確指令,但現在使用者只要賦予代理式 AI(Agentic AI)明確目標,它就能自己理解前因後果、進行推演,甚至能去呼叫 API 完成任務。」Going Cloud 總經理黃柏淞點出差異。
而當企業內部的代理式 AI 日益增加,比方說,人資部門有專屬 AI、業務部門有報價 AI、法務部門有合約審閱 AI,跨部門協作的複雜度也隨之飆升,「如果你是管理者,你就會意識到,必須把 AI 當成一個人,納入組織裡來管理。」黃柏淞強調,能統籌、指揮多個 AI 代理協作的「多代理系統」(Multi-Agent System, MAS),正是為了解決這個痛點而生。

簡單來說,MAS 就像虛擬的企業總部,負責協調、治理負責不同任務的 AI 代理、工具和功能模組。在讓 AI 自主決策的同時,各個 AI 代理間也能共享資訊、協調分工。MAS 還具備極佳的擴展性和分散性,企業可以依照業務需求,隨時新增、更改 AI 代理,能大幅提升營運韌性。

雖然企業普遍意識到,代理式 AI 已經蔚為風潮,但實際部署時,仍面臨諸多挑戰。《多代理系統崛起 打造敏捷韌性企業》報告便顯示,資安疑慮、預算限制、缺乏 IT 支援分別是企業最擔憂的三大問題,「企業最擔心串聯多個 AI 代理時,要是權限沒控管好,很容易有機敏資料外洩的風險。」黃柏淞提到,在此情形下,Going Cloud 推出了以「分層式多代理架構」為核心的解決方案。系統會由一個「主管代理」(Supervisor Agent)作為主要決策層,底層則串聯了各個負責單一任務的「任務代理」(Task Agents)。

以 Going Cloud 服務的大型金融企業為例,假設一位 VIP 客戶登入銀行 APP,詢問 AI 客服:「我想申請房貸,請問現在利率多少?另外,請幫我評估把我目前的科技股基金贖回當作頭期款適不適合?」如果是傳統的聊天機器人,可能會因為問題太複雜直接轉接人工客服。但在 Going Cloud 的分層式 MAS 架構裡,「主管代理」接收到任務後,會先拆解再指派負責「房貸利率」的「任務代理」,去後台抓取客戶的信用評分和最新房貸專案。同時,這位虛擬主管還會指派「理財分析」的「任務代理」,去檢視客戶最近科技股基金的績效並預測市場。最後,再由「主管代理」統整資訊,一併給出一份完整且客製的財務建議,「分層式 MAS 能確保整個過程的指令被清楚傳遞,而且因為權限分層管理,房貸 Agent 不會碰到不該碰的理財資料,符合金融業的風險控管與合規要求。」黃柏淞說。

目前 Going Cloud 已經協助知名金融機構導入 MAS 架構。以實際成效來看,多代理客服平台能降低 50% 以上的人工客服工作負擔,並讓回覆使用者問題的平均時間減少 60% 以上;FAQ 知識導向與 API 資料調用的正確率,在調用得當的情況下,也都達到9成以上的成功率。黃柏淞指出,金融、製造、顧問等有複雜跨部門協作需求的大型企業,都是亟需採用代理式 AI 的產業。

#0 AI同事愈來愈多怎麼管?Going Cloud用「多代理系統」,助企業打造最強營運大腦
提到目前與台灣領先金融集團的合作進程,黃柏淞表示因為金融機構的特殊性,需要縝密的全方位服務,從前期討論到技術導入,大約需要半年到九個月的時間。
圖/ 數位時代

懂雲也懂企業痛點,助員工無痛升級「AI 小組長」

但為什麼 Going Cloud 能為企業打造出如此高效的代理式 AI 底層架構?一方面,Going Cloud 先前服務過亞洲最大 AI 多媒體科技集團科科科技(KKCompany Technologies),奠定具備理解和服務大型企業的經驗,且自 2022 年創立起,就鎖定服務架構最複雜的大型企業市場。同時,Going Cloud 是全台首家榮獲 AWS 生成式 AI 服務能力認證及 ISO27001、ISO27701 雙重國際驗證的雲端產業專家,此成就彰顯 Going Cloud 在堅實的資訊安全基礎上,深化了對個人資料保護的承諾,為客戶提供符合國際標準的資料保障,強化雲端服務領導地位。另外,Going Cloud 還能為企業量身打造底層 AI 平台,提供 AI 策略方針定調、雲端架構設計、Agent 任務規劃、效能優化等一站式服務。

對於準備跨入「AI 商用階段」的企業,黃柏淞建議,釐清應用場景,比追求最新技術更重要,「唯有清晰定義痛點,才能讓強大的 MAS 平台真正落地。」
他特別提到,導入 MAS 系統不只是 IT 部門的責任,其實更像企業的升級轉型,「未來的知識工作者,不能只是單純『接球就打』,每個人都將成為『小組長』或『專案經理』。」例如員工不必再親自打開 excel 敲公式、解讀報表,應該要學著指派手下的「數位同事」去執行。員工的核心價值,將從過去繁瑣、重複性任務的執行,轉移到前期的目標定義、流程規劃,以及後期的決策判斷和審核把關。

AI 技術飛速推進,企業間的競爭已從「要不要用 AI?」,升級成「如何管理與協作多個 AI?」。透過建構靈活、安全且具高擴展性的多代理系統,企業不僅能解放員工的生產力,更能在瞬息萬變的市場中,打造敏捷、韌性兼具的營運大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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