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科技教父任正非
中國科技教父任正非
2003.02.15 |

2001年1月,當時擔任中國國家副主席的胡錦濤出國訪問,指明要華為創辦人任正非跟團隨訪。稍早的2000年11月,國務院副總理吳邦國訪問非洲,同樣指明任正非跟團,目的是讓隨行的多位部長認識他,並了解中國政府能提供那些協助,幫華為開拓海外市場。
對一位來自民營、而非國營企業的負責人來說,國家領導人這樣罕見的高規格對待,其來有自。最近幾年,貼著「Made in China」標籤的球鞋、玩具和成衣等各種產品充斥世界各地,多是廉價代工或仿製品,真正掛著中國自有品牌的是鳳毛麟角,其中能以技術實力打進歐美科技市場的,只有華為。
今年58歲的解放軍退役軍官任正非,用創業為自己的人生開啟第二春,也為中國構築了一個夢:「與世界平起平坐」。

**因文革經歷一場人生洗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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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媒體和同業好以任正非的軍人背景做文章,評斷華為因此和政府關係良好,所以拿到許多公家機關的訂單。但是對前往中國投資及對當地市場有興趣的業者來說,一位中年退役的軍人,如何在一個實行共產主義逾半世紀、現代化商業基礎薄弱的傳統社會中,建立起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企業,才是最引人好奇之處。
這與他極為特殊的人生歷練有關。任正非出生於1944年,家中排行老大,下有6個弟妹,一家九口靠著父母在學校當教員的微薄薪水過活。他形容當時「天天都是飢腸轆轆」,家中嚴格控制糧食,不能有人多吃一口,「否則有一、兩個弟妹就活不下來。」這位名列《富比士》中國50大富豪的企業家,終其高中三年渴求而未遂的心願,是「吃一個白面饅頭」。
後來任正非到外地讀大學時,文化大革命爆發,他的父親因曾經在國民黨的兵工廠做過事,被扣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紅衛兵把他父親揪到牛棚中批鬥,關在裡面很長一段時日,後來還下放去河裡篩沙及修鐵路。任正非聽到友人轉述消息後,連夜冒險回家探視,但父親怕連累他,第二天一早逼他趕緊離開。
一生大半輩子,他的雙親因為沒有通過思想檢核,錯失發展機會,雖然這種思想檢核並沒什麼標準。目睹這一切,任正非學到寶貴經驗:一個人再有本事,也得通過所在社會的主流價值認同,才能有機會。「文革對國家是一場災難,但對我是一次人生的洗禮,使我政治上成熟起來,不再是單純的一個書呆子。」
這應該和他後來從軍、以及投入熱門的電信業有關。當時的中國,主流價值由農民、勞工和軍人所主導,這三種身分對受過大學教育的任正非來說,軍方的研究單位是最好的選擇。加入解放軍後,任正非表現良好,33歲成為軍隊代表,參加全國科學大會。在連串優異表現下,任正非被長官推薦加入共產黨,連帶使他父親延宕多年的入黨申請,終獲批准,並且恢復職業成為一所中學的校長。
就在惡運逐漸遠離之際,1982年無預警的大裁軍,再次給他多變的人生一記重擊。失業離開軍隊,任正非到一家電子公司當經理,卻因為沒有商業經驗而受騙,再次丟了工作,後來才被迫創業。創業初期,任正非和父母以及侄子擠在一個小房間生活,煮飯得到陽台上。

**矛盾和衝突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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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多次大環境起伏,任正非對危機特別有警覺,既然危機總是會來,就必須先做好準備。
儘管華為已是年營業額220億人民幣的大企業,但任正非仍然經常提醒華為員工,冬天已經不遠。「十年來,我天天思考的都是失敗,對成功視而不見,也沒有什麼榮譽感、自豪感,而是危機感。也許是這樣才存活了十年。失敗這一天是一定會來到,大家要準備迎接,這是我不動搖的看法,這是歷史規律。」
任正非是革命的忠誠信仰者,把許多新觀念帶進華為,確保華為保持革命的意志並贏得革命。
他認為矛盾和衝突是好事,解決矛盾和衝突,是成長動力的來源。
共產主義強調資本家掌握生產工具(土地、設備和資金等),因而掌握生產過程創造的大部份剩餘價值,與勞工形成對立。在中國南方改革開放中心深圳接觸資本主義後,任正非看到科技業的生產工具主要是知識,存在工作者的腦袋,而非資本家手上,雙方的關係對等,生產過程的剩餘價值,要讓工作者參與分享,才能吸引更多人才加入,創造更大價值。
因此,華為付高薪找一流人才,並且配股票,把習慣吃大鍋飯的社會主義環境,植入追求利益的資本主義基因。「沒有促成自己體面生活的物質慾望,沒有以勞動來實現慾望的理想,就會因循守舊,故步自封,進而滋生懶惰。」

**有進攻的狼
也有精於算計的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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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華為又創造矛盾,不像國營企業承諾工作保障,而是實行「末位淘汰」制,讓員工繃緊神經拼戰,表現不好隨時換掉,表現好的立刻提拔。任正非強調,「企業就是要發展一批狼。狼有三大特性,一是敏銳的嗅覺,二是不屈不撓、奮不顧身的進攻精神,三是群體奮鬥。企業要擴張,必須有這三要素。新機會點出現時,自然會有一批領袖站出來爭奪市場先機。每個部門都要有一個狼狽組織計畫,既要有進攻性的狼,又要有精於算計的狽。」
1996年1月,華為進行一波組織改革,要求每一位幹部交出兩封信,一封是辭職信,一封是新職就任信,讓公司視組織改革後的人力需要,個別決定接受那一封。「什麼叫成功?經九死一生還能好好活著,這才是真正的成功。華為沒有成功,只是在成長。華為經過的太平時間太長了,在和平時期升的官太多了,這也許會構成我們的災難。」
儘管有離職員工批評任正非冷血、好鬥爭,但他從刻苦生活所累積的智慧,與許多西方企業管理的概念不謀而合。任正非從不回應外界對他及華為的批評,也不接受媒體採訪,更不准華為員工出去和別人辯論。華為的高層領導不設專車,在公司吃飯和看病一樣排隊,付同樣的費用,公司裡沒有人有形式上的特權,讓人不得不服氣。
任正非讀大學時參加過紅衛兵活動,他深信群眾可以被動員。在華為,他透過演講、辦內部的《華為人報》和一年一度的大合唱等活動,持續動員員工邁進到下一個目標。每年年終,華為都租下體育館,舉辦全公司的大合唱活動。現場貼滿各式慷慨激昂標語,比方「亞美歐非,壯志未酬誓不休」,然後每個部門員工輪流起來唱歌,本質是激勵士氣的誓師大會。
1998年,華為開始進攻海外市場,內部免不了又是一連串造勢活動,鼓勵有志男女出國拓荒。
原本在華為上海研究所做研發的呂曉峰,因受感動而請調銷售部門,前往非洲的阿爾及爾及突尼斯開拓市場。呂曉峰後來在突尼斯一場空難中倖存,任正非特別抽空去醫院探視他,並惦記著呂曉峰的外衣毀損,還帶他上街去買新衣服。呂曉峰後來把整段經歷寫成文章,發表在2002年6月的《華為人》報上,許多員工看了都熱淚盈眶。
「唯有偏執狂才能倖存,」(Only the paranoid survive)是英特爾董事長葛洛夫(Andy Grove)的名言,任正非卻在中國實踐了這句話。葛洛夫和英特爾已具有世界知名度,而任正非和華為的世界之路才剛起步。從國家領導人到一般員工,都對華為期許很高,任正非則是平常看待。「我沒有遠大的理想,思考的是這兩、三年要幹什麼,如何幹才能生存下來。活下去永遠是企業的硬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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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Agentic AI、碎片化與地緣政治正重塑數位世界,我們該如何重構下一代網路的「數位信任」?
當 Agentic AI、碎片化與地緣政治正重塑數位世界,我們該如何重構下一代網路的「數位信任」?

面對人工智慧(AI)應用的爆發與地緣政治風險的升高,數位環境正迎來「信任」與「韌性」的雙重嚴峻考驗。為了回應這些挑戰,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舉辦首屆「 Internet Week 2026(網路週)」,大會串聯數位發展部(moda)、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亞太網路資訊中心(APNIC)、網際網路名稱與號碼分配機構(ICANN)、臺灣網路治理論壇(TWIGF)及台灣網路維運社群(TWNOG)等國內外指標社群與國際組織,整合多個重要論壇並展開 4 天共 66 場主題議程。

Internet Week 2026 希望透過公、私部門、國際組織與技術社群的跨界溝通,讓政府、私人企業、國際組織、技術社群與公民團體力量在同一個平台上對話。大會不僅期盼建立一個開放、中立且多元的對話空間,更致力於帶動信任的溝通,藉此強化台灣在國際網路治理舞台的實質影響力與能見度,共築具備數位韌性與信任的未來。

身分識別不等於信任,碎片化才是真正危機

「身分識別(Identity)並不等於信任(Trust)。」Edgemoor 研究中心執行長 Steve Crocker 在會後專訪中,拋出這句耐人尋味的觀察。

身為 ARPANET 時代的重要參與者,他見證網際網路從學術研究網路,逐漸演變為全球最重要的數位基礎設施。然而,在地緣政治與各國法規分歧的今天,他認為網際網路正面臨前所未有的碎片化挑戰。「在價值觀、法規與司法管轄權都不同的情況下,我們如何依然維持全球的互通與信任?」Crocker 點出了他的觀察。他指出,未來的數位治理不可能再依賴單一規則或中央權威,而是必須建立在全球共用框架與在地化決策並存的架構上。

技術機制能全球互通,但各國仍應保有政策調整的空間。這樣的治理思維,也體現在 Crocker 近年推動的「 Project Jake 」計畫。隨著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DPR)等隱私法規上路,過去廣泛用於網路犯罪調查的 Whois 網域註冊資料系統,已陷入隱私與公共利益的兩難。Project Jake 則嘗試建立新的跨境資料存取機制,而 TWNIC 更是全球首個主動參與試點的機構。值得注意的是,面對近年區塊鏈與替代性網域名稱系統(Alternative DNS)興起的聲浪,Crocker 直言這往往是為不存在的問題,提供昂貴的解方。

他強調,網際網路真正的韌性來自長年建立的「分散式協作」與「相互依存」。「網際網路從來不是中央控制系統,而是一個 network of networks。」在他看來,與其重新建立彼此割裂的替代架構,不如持續深化跨國透明協作與多方治理,才是維持全球網路信任最務實的方式。

Steve Crocker 總裁暨執行長
Edgemoor 研究中心執行長 Steve Crocker
圖/ 數位時代

借鏡歐洲《數位服務法》,用「個人問責」重新定義公共利益

如果 Steve Crocker 談的是「基礎設施的信任」,那麼 Jeremy Godfrey 所關注的,則是平台與 AI 對公共利益的衝擊。Godfrey 直言,當前數位平台最大的問題,並不只是單一內容真假,而是整個商業模式正持續放大社會風險。「數位市場並不一定會自然產生對社會最有利的結果。」

長期管理 Meta、X、TikTok 等跨國平台歐洲監管事務的他指出,當平台以廣告收益與流量作為核心目標時,演算法往往會傾向放大更具爭議性與成癮性的內容,進一步衝擊民主討論、兒少保護與社會信任。Godfrey 強調,當數位治理開始涉及言論自由、人類尊嚴與選舉公平等基本人權時,社會不能再將權利平衡的責任,完全交由商業平台自行決定。這也是歐洲近年積極推動《數位服務法》(Digital Services Act,DSA)的原因。除要求大型平台管控系統性風險外,愛爾蘭也進一步要求平台落實年齡驗證、限制向未成年人推播有害內容,並強化企業內部的「個人問責制」。

不過,在 Godfrey 看來,未來治理不該只是被動「減少傷害」,而是重新思考整體數位生態系。「我們不該在創新與安全之間二選一,而是同時追求兩者。」他認為,當 AI 與平台逐漸成為社會基礎設施的一部分,治理的核心已不再只是技術,而是如何讓「信任、安全、權利保障與經濟價值」彼此共存,重新建立數位社會的公共利益與信任基礎。

不用 AI 不代表更安全,溫水煮青蛙的轉型危機

而當 AI 與平台逐漸成為社會基礎設施的一部分,治理核心將更專注在技術快速演進下,如何重新建立企業、政府與社會的信任能力。「AI 已經從回答問題,進入執行任務(Action)。」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創新經濟顧問簡立峰指出,當前 AI 已具備規劃與執行能力,正逐步接手知識型工作的核心流程。

這波由代理型 AI(Agentic AI)帶動的變革,首當其衝的正是白領階級;企業接下來面對的不僅是「流程再造」,更是深度的「職能再造」。然而簡立峰也警告,台灣正面臨一場「溫水煮青蛙」的轉型危機。由於國內高端服務業多屬內需市場,企業導入 AI 往往只停留在讓工作變快,卻未真正翻轉核心競爭力做到更聰明。在全球市場,企業已開始不再大量招募初階知識工作者,而是亟需能與 AI 協作、重新定義問題的人才。

「不用 AI 並不能代表更安全。」面對外界對 AI 資安與風險的焦慮,簡立峰提出極具衝擊性的觀點。他以開車為例,車子不開出門固然不會出車禍,但也等於永遠失去移動的能力。真正的數位治理並非全面防堵,而是在實際使用中建立防護。他呼籲,政府必須比以往更積極地導入 AI,「如果政府自己不用 AI,就沒有能力治理 AI,只有 AI 才能監管 AI。」他以「矛與盾」來比喻,強調面對新型態的數位犯罪,必須建立如「AI 警察」般的防禦機制;唯有善用 AI 作為測試與除錯的工具,才能精準揪出系統漏洞,也就是「以 AI 來監管 AI」。

而在治理與技術外,最後的防線仍回歸到「人」。簡立峰強調,未來的教育必須從單向的教導轉為引導,全面培養全民的「AI 識讀能力(AI literacy)」,讓人們在真假難辨的環境中,具備獨立思辨與理解風險的能力。唯有如此,才能在 AI 深度滲透的社會中,建立穩固的信任機制。

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創新經濟顧問簡立峰
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創新經濟顧問簡立峰
圖/ 數位時代

多元共融與韌性實踐,為建立信任數位社會的基石

「現在最大的問題,已經不是網路快不快,而是人們還敢不敢相信這個網路。」TWNIC 董事暨執行長余若凡說到,AI 時代的數位信任不只是技術問題,更是場需全社會參與的治理工程。為此,TWNIC 正從純粹的技術社群,轉型為「信任環境驅動者」,致力打造讓人願意信任與參與的數位生態系。

余若凡指出,建立數位信任必須從三個層次著手。首先是「技術面」的基礎設施韌性,如落實 DNS 濫用防治與域名安全;其次是「治理面」的規範設計,探討 AI 與內容監理的平衡;最後,也是最關鍵的「社會協作」。她強調:只有當大家願意對話,信任才有可能被建立。

推動信任對話的同時,多元共融更是韌性實踐的關鍵。談及大會的「Taiwan Tech Women」論壇,余若凡坦言儘管台灣性別平權具指標性,科技業決策圈的女性比例依然偏低。但 AI 時代的不確定性,反而成為女性突破框架的契機。結合與談專家觀點,未來面對複雜的地緣政治與科技風險,企業亟需兼顧社會、科技與公共利益的「生態系領導力(Ecosystem Leadership)」。而女性特有的同理心與跨域溝通耐心,將成為這種多方協調的關鍵需求能力。

「最大的成功,是未來我們不再需要舉辦 Taiwan Tech Woman 這樣的論壇。」余若凡更期許。當性別不再是評價標準,多元聲音成為數位治理的日常,才是真正穩固的信任底座。

TWNIC董事暨執行長余若凡
TWNIC董事暨執行長余若凡
圖/ 數位時代

綜觀 Internet Week 2026 中各界專家的深刻洞見,網路的未來早已演變為一場涵蓋法規監理、人權保障、經濟創新與社會共融的環境。面對全球網路的破碎化危機與AI帶來的雙面刃效應,單憑政府或單一企業已無法獨力應對。「公私協力」與「開放對話」將是迎向未知挑戰的解方。藉由這些跨界對話與激盪,台灣向國際展現了落實「多方利害關係人治理模式」的決心與實質能量。期許在產官學研及公民社會的共同努力下,能持續深化國際網路治理的影響力,在下個網路世代中穩健前行,共築兼具數位韌性與信任的美好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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