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很少有建築師像龔書章一樣,用非常積極的態度在做「期限內限定拆除」的建築作品。過去幾年龔書章與所主持的原相建築師事務所,除了一般建案之外,還積極投入暫時性建築(temporary architecture),包括展示空間、活動場所,例如宜蘭「夢想起飛」大展、台北電影節露天電影院。更特別的是,二○○六年底原相抱走日本JCD商用環境國際設計大獎三座銅牌的作品,居然全部都不是正規的永久建築,而是房地產接待中心。
接待中心,也就是俗稱的「樣品屋」,保存期限不會超過一年。對業主而言,接待中心只要能展現風格就好,龔書章卻有不同想法,他將接待中心的意義從室內設計、建築外觀,擴大為都市風貌的一環。龔書章笑說,這些樣品屋都是難得的實驗場所,可以做出「理想中的都市地標」。原相第一個接待中心的案子,就是兩年前信義計畫區「慕夏四季」豪宅建案,龔書章以八千片排水塑膠板代替外牆,加上水池的光影,彷彿披上一層薄紗的、乾淨的方盒子,他用極便宜的建材為上億豪宅打造樣品屋,大受好評。
之後原相陸續做了二十個接待中心。例如仁愛路上的「旅行與閱讀」,是以三個磚造、玻璃、木頭盒子交錯疊上的概念,同時兼具內斂與外放,乾淨俐落。信義路五段的「新川普」,剛好介於一○一大樓與眷村四四南村之間,連接了全台北市極繁華與極懷舊的兩個地點,因此龔書章以一個阿拉伯數字的四的形狀,藉由穿堂的巧妙設計,讓走在樣品屋中的民眾,可以同時看見一○一大樓與四四南村的景觀。
龔書章認為「暫時性建築」的挑戰在於,「空間的回憶一定要能被人帶走,」他說,對於那些「曇花一現」的建築,只要能在當下觸動人心,即便日後消失了,依然成為人們記憶中的一部份。「你說我不想做永恆性的建築嗎?我當然想。」對於建築師而言,這些嘗試更能醞釀、測試、累積各式各樣的原創概念與經驗。
例如龔書章的「腳踏車道」系列作品,就從小型空間一路延伸變成大型建案。四年前在宜蘭的新福宮公園廣場,他將腳踏車道設計像是一條繩子轉一圈的坡道,人在上升的過程中可以感覺到土地,看到廟前廣場與蘭陽平原,龔書章稱這個作品為「腳踏車一號」,得到當年度台灣建築獎佳作。同樣概念在三年前延伸為宜蘭童玩節的飛行展場地,讓參觀民眾感受到飛行與墜落的過程。兩年前原相參與智邦生活館競圖,計劃讓所有工作者都可以從大馬路一路騎著腳踏車進入每個樓層,但當時沒有得到案子。
一直到第四號作品這個概念才真正成為大型建築。今年龔書章為嘉義市新港藝術高中做的「空中的風雨走廊」:將每棟校舍的二樓走廊變成一個相連的橢圓型PU跑道,並且在跑道上每十公尺處做標示。「以後每個學生相約見面會在跑道的幾號、幾號,這改變了學生與學校之間的互動關係。」龔書章開心地說。
全球每年約生產4億噸塑膠垃圾,只有不到10%有被回收,其中約有1100萬至1400萬噸最終流入海洋。在十分有限的回收量中,約 8 成來自相對單純、流程完整的寶特瓶回收;反觀,同樣是高頻消費品的手機配件,回收率卻不到 1%。這個現象,對長期從事材料研究的犀牛盾共同創辦人暨執行長王靖夫來說,是他反思事業選擇的開端,也是突破的轉捩點。
「手機殼產業其實是塑膠產業的縮影!」他在2025 亞馬遜港都創新日的專題演講上直言。手機殼本質上類似一種快時尚商品,每年有超過十億個手機殼被製造,但產業並未建立材料規範,多數產品混用多種複合塑膠、填料與添加物,既難拆解、也沒有回收機制。結果是,一個重量相當於超過二十個塑膠袋的手機殼,在生命周期終點只能被視為垃圾。
王靖夫指出,連結構複雜的資訊科技產品,回收率都能達 45%,但手機殼明明是最簡單、最應該回收的產品,為什麼無法有效回收?這個命題讓他意識到,與其只做手機殼,不如正面處理塑膠問題本身,從材料設計、製程到後端回收再生,開創循環之道。
以材料工程打造手機殼的循環力
若塑膠要進入循環體系,前提是「材料必須足夠單純」。王靖夫很快意識到,問題不在回收端,關鍵在最開始的設計端。多數手機殼由多款不同塑膠、橡膠件甚至金屬等複合材料組成,無法被經濟化拆解,也難以透過現有流程再製。為此,犀牛盾在2017年起重新整理產品線,希望借鑑寶特瓶成功循環的經驗,擬定出手機殼應有的設計框架。
新框架以「單 1 材料、0 廢棄、100% 循環設計」為核心,犀牛盾從材料工程出發,建立一套循環路徑,包括:回收再生、溯源管控、材料配方、結構設計、循環製程、減速包裝與逆物流鏈等,使產品從生產到回收的每一階段,皆與核心精神環環相扣。
王靖夫表示,努力也終於有了成果。今年,第一批以回收手機殼再製的新產品已正式投入生產,犀牛盾 CircularNext 回收再生手機殼以舊殼打碎、造粒後再製成型;且經內部測試顯示,材料還可反覆再生六次以上仍維持耐用強度,產品生命週期大大突破「一次性」。
另外,今年犀牛盾也推出的新一代的氣墊結構手機殼 AirX,同樣遵守單一材料規範,透過結構設計打造兼具韌性、耐用、便於回收的產品。由此可見,產品要做到高機能與循環利用,並不一定矛盾。
海上掃地機器人將出海試營運
在實現可循環材料的技術後,王靖夫很快意識到另一項挑戰其實更在上游——若塑膠源源不斷流入環境,再強的循環體系也只是疲於追趕。因此,三年前,犀牛盾再提出一個更艱鉅的任務:「能不能做到塑膠負排放?」也就是讓公司不僅不再製造新的塑膠,還能把已散落在環境中的塑膠撿回來、重新變成可用原料。
這個想法也促成犀牛盾啟動「淨海計畫」。身為材料學博士,王靖夫將塑膠問題拆為三類:已經流落環境、難以回收的「考古塑膠(Legacy Plastic)」;仍在使用、若無管理便會成為下一批廢棄物的「現在塑膠(Modern Plastic)」;以及未來希望能在自然環境中真正分解的「未來塑膠(Future Plastic)」。若要走向負排放,就必須對三個路徑同時提出技術與管理解方。
其中最棘手的是考古塑膠,尤其是海洋垃圾。傳統淨灘方式高度仰賴人力,成本極高,且難以形成可規模化的商業模式,因此無法提供可持續的海廢來源作為製造原料。為突破這項瓶頸,犀牛盾決定自己「下海」撿垃圾,發展PoC(概念驗證)項目,打造以 AI 作為核心的淨海系統。
王靖夫形容,就像是一台「海上的掃地機器人」。結合巡海無人機進行影像辨識、太陽能驅動的母船作為能源與運算平台,再由輕量子船前往定位點進行海廢收集:目的就是提升撿拾效率,同時也累積資料,為未來的規模化建立雛形。
從海洋到河川,探索更多可能
淨海計畫的下一步,不只是把「海上的掃地機器人」做出來,王靖夫說:「目標是在全球各地複製擴張規模化、讓撿起的回收塑膠真正的再生利用。」也就是說,海上平台終究要從單點示範,走向可標準化、在不同海域與國家部署的技術模組,持續穩定地把海廢帶回經濟體。
他進一步指出,「其實這套系統不限於海洋,也可以在河川上。畢竟很多海洋垃圾是從河流來的。」未來若能推進到河川與港灣,將塑膠在進海之前就攔截下來,不僅有助於減少海洋污染,回收後的材料也更乾淨、更適合再生,步步朝向終極願景——隨著時間推進,海中垃圾愈來愈少,被撿起、回收後再生的塑膠會越來越多。
「我們已經證明兩件事的可行性:一端是產品的循環設計,一端是 AI 賦能海廢清理的可能性。」王靖夫笑說,塑膠管理命題不只為自己和公司找到新的長期目標,也讓他順利度過中年危機。「選擇改變,留給下一代更好的未來。」他相信,即便是一家做手機殼的公司,也能創造超乎想像的正向改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