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跑經濟學 VS. 靈魂經濟學|數位時代 BusinessNext

在10月號的《Fast Company》上看到吉姆‧柯林斯（《基業長青》與《從A到A+》的作者）一篇文章，解析這個現象為「The built-to-flip economy」，中文我姑且稱之「落跑經濟學」。
台灣有沒有類似的事呢？剛好，最近也是一缸子騙局。柯林斯認為，美國這10年榮景導致這種「一輩子海削一票」的機會主義者，產生「一切向股價看」的經營手法──著眼資本市場牟利、反推企業發展模式。
這是柯林斯所謂的「向下盤旋」路徑：光隨著外在環境起舞，忽視專注基本能力的創造──一種由外而內（outside-in）的方式，而「向上盤旋」的發展正好相反，是由內而外(inside-out)、從建立內部創造力開始。
要怎麼辨別一家企業是否值得信賴？答案是，看看這家公司的CEO，究竟是個Creator（創造者）還是個Reactor（反應者）。
「專注組織能力的創造」，台灣企業該做些什麼？許多CEO也正在焦慮中，但面對中國這個龐大的世界工廠，答案其實也很清楚，低價量產拼不過，別無他途，只能提升價值。
提升價值，價值由誰決定？消費者。如何提升價值？宏碁集團董事長施振榮的「微笑曲線」兩端的高附加價值區，一端是服務，另一端是設計。這兩部分，全都是直接面對消費者的介面，而消費者看重的又是什麼？當不同的產品間、機能愈來愈近似，決定的關鍵就在「感受」。
這個極抽象但關鍵的新市場行為，我們稱之「靈魂經濟學」。《數位時代》從製作「數位美學」欄目開始，近來的「認同感經濟」、「幸福感企業」到這一次「設計」的專題，都是「靈魂經濟學」中的重要課題。
當我們看到BMW以設計能力快速超越賓士，三星靠設計在手機市場打敗SONY，見識到這種小資本、無污染的創造力，帶來的價值有多大。
代工台灣有沒有發展設計的DNA？如果從捷安特開發8000美金的腳踏車，浩漢設計摩托羅拉的PDA手機，華碩剛上市全世界最輕巧的筆記型電腦，答案其實非常明確。
培養有設計力的組織，要如何開始？請看實踐大學設計學院院長官政能的報導。一個專業的設計人，起點是志氣，最終將得到尊嚴。毫無疑問地，他是Creator。

全球每年約生產4億噸塑膠垃圾，只有不到10%有被回收，其中約有1100萬至1400萬噸最終流入海洋。在十分有限的回收量中，約 8 成來自相對單純、流程完整的寶特瓶回收；反觀，同樣是高頻消費品的手機配件，回收率卻不到 1％。這個現象，對長期從事材料研究的犀牛盾共同創辦人暨執行長王靖夫來說，是他反思事業選擇的開端，也是突破的轉捩點。

「手機殼產業其實是塑膠產業的縮影！」他在2025 亞馬遜港都創新日的專題演講上直言。手機殼本質上類似一種快時尚商品，每年有超過十億個手機殼被製造，但產業並未建立材料規範，多數產品混用多種複合塑膠、填料與添加物，既難拆解、也沒有回收機制。結果是，一個重量相當於超過二十個塑膠袋的手機殼，在生命周期終點只能被視為垃圾。

王靖夫指出，連結構複雜的資訊科技產品，回收率都能達 45％，但手機殼明明是最簡單、最應該回收的產品，為什麼無法有效回收？這個命題讓他意識到，與其只做手機殼，不如正面處理塑膠問題本身，從材料設計、製程到後端回收再生，開創循環之道。

以材料工程打造手機殼的循環力

若塑膠要進入循環體系，前提是「材料必須足夠單純」。王靖夫很快意識到，問題不在回收端，關鍵在最開始的設計端。多數手機殼由多款不同塑膠、橡膠件甚至金屬等複合材料組成，無法被經濟化拆解，也難以透過現有流程再製。為此，犀牛盾在2017年起重新整理產品線，希望借鑑寶特瓶成功循環的經驗，擬定出手機殼應有的設計框架。

新框架以「單 1 材料、0 廢棄、100% 循環設計」為核心，犀牛盾從材料工程出發，建立一套循環路徑，包括：回收再生、溯源管控、材料配方、結構設計、循環製程、減速包裝與逆物流鏈等，使產品從生產到回收的每一階段，皆與核心精神環環相扣。

王靖夫表示，努力也終於有了成果。今年，第一批以回收手機殼再製的新產品已正式投入生產，犀牛盾 CircularNext 回收再生手機殼以舊殼打碎、造粒後再製成型；且經內部測試顯示，材料還可反覆再生六次以上仍維持耐用強度，產品生命週期大大突破「一次性」。

另外，今年犀牛盾也推出的新一代的氣墊結構手機殼 AirX，同樣遵守單一材料規範，透過結構設計打造兼具韌性、耐用、便於回收的產品。由此可見，產品要做到高機能與循環利用，並不一定矛盾。

海上掃地機器人將出海試營運

在實現可循環材料的技術後，王靖夫很快意識到另一項挑戰其實更在上游——若塑膠源源不斷流入環境，再強的循環體系也只是疲於追趕。因此，三年前，犀牛盾再提出一個更艱鉅的任務：「能不能做到塑膠負排放？」也就是讓公司不僅不再製造新的塑膠，還能把已散落在環境中的塑膠撿回來、重新變成可用原料。

這個想法也促成犀牛盾啟動「淨海計畫」。身為材料學博士，王靖夫將塑膠問題拆為三類：已經流落環境、難以回收的「考古塑膠（Legacy Plastic）」；仍在使用、若無管理便會成為下一批廢棄物的「現在塑膠（Modern Plastic）」；以及未來希望能在自然環境中真正分解的「未來塑膠（Future Plastic）」。若要走向負排放，就必須對三個路徑同時提出技術與管理解方。

其中最棘手的是考古塑膠，尤其是海洋垃圾。傳統淨灘方式高度仰賴人力，成本極高，且難以形成可規模化的商業模式，因此無法提供可持續的海廢來源作為製造原料。為突破這項瓶頸，犀牛盾決定自己「下海」撿垃圾，發展PoC（概念驗證）項目，打造以 AI 作為核心的淨海系統。

王靖夫形容，就像是一台「海上的掃地機器人」。結合巡海無人機進行影像辨識、太陽能驅動的母船作為能源與運算平台，再由輕量子船前往定位點進行海廢收集：目的就是提升撿拾效率，同時也累積資料，為未來的規模化建立雛形。

從海洋到河川，探索更多可能

淨海計畫的下一步，不只是把「海上的掃地機器人」做出來，王靖夫說：「目標是在全球各地複製擴張規模化、讓撿起的回收塑膠真正的再生利用。」也就是說，海上平台終究要從單點示範，走向可標準化、在不同海域與國家部署的技術模組，持續穩定地把海廢帶回經濟體。

他進一步指出，「其實這套系統不限於海洋，也可以在河川上。畢竟很多海洋垃圾是從河流來的。」未來若能推進到河川與港灣，將塑膠在進海之前就攔截下來，不僅有助於減少海洋污染，回收後的材料也更乾淨、更適合再生，步步朝向終極願景——隨著時間推進，海中垃圾愈來愈少，被撿起、回收後再生的塑膠會越來越多。

「我們已經證明兩件事的可行性：一端是產品的循環設計，一端是 AI 賦能海廢清理的可能性。」王靖夫笑說，塑膠管理命題不只為自己和公司找到新的長期目標，也讓他順利度過中年危機。「選擇改變，留給下一代更好的未來。」他相信，即便是一家做手機殼的公司，也能創造超乎想像的正向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