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台塑、台積電,還是老共?看鴻海如何解決接班難題
學台塑、台積電,還是老共?看鴻海如何解決接班難題
2007.03.01 | 科技

「接班人問題」是世界頂尖企業董事會每年都要討論的問題。像奇異前執行長傑克.威爾許(Jack Welch)選定接班人伊爾梅特(Jeffrey Immelt),前後共花費三十六年心血;微軟創辦人比爾.蓋茲(Bill Gates)交棒給鮑爾默(Steve Ballmer)也經歷了數年考驗。對美國董事會來說,「接班人計畫」已經成為第二重要的議題,僅次於領導者是否適任。
包括英特爾(Intel)、杜邦(Dupont)、可口可樂(Coca-Cola)、沃爾瑪百貨(Wal-Mart)、索尼(Sony)、惠普(HP)等這些一流企業能夠縱橫商界近百年而不墜,靠的就是一棒一棒的接力,反觀台灣第一大民營製造公司鴻海科技集團的交棒工程,則一直被外界視為最大的弱點。
「別人愈不相信的事,我愈會去做!」郭台銘面對外界對於科技強人交棒難的質疑,曾一再表示會把棒子趕快交出去,但是眼看二○○八年已經進入倒數,但是外界仍舊悲觀,誠如政大教授司徒達賢公開直言:「台灣成功的創業家本身也缺乏接班經驗!」

**台塑模式
由資深幹部共組決策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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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經理人交棒給專業經理人,都需要很高的管理技巧,更何況沒有經驗的創業家交棒。司徒達賢就指出,對台灣企業來說,交棒困難,還包括了以下三點:一是創業家有觀照全局的思考能力,本身太能幹,而不放心把畢生心血交給別人;二是在自己公司之中,若自己不提出這個議題,別人更不好意思表示意見;三是由於台灣的公司治理沒有上軌道,如果把經營權交到「外人」手上,被「整碗捧去」的風險很高。
這也難怪「接班話題」在台灣企業界一直是個隱形的命題,在實際的情況之下面臨了很多困難。但是儘管如此,二○○六年的六月五日,台塑集團仍宣布世紀交班,八十九歲的董事長王永慶和八十五歲的王永在宣布卸下權力,交由子女和專業經理人組成的「七人決策小組」負責策略和營運,這七人決策小組仍有執行長一職,交由五十九歲的王文淵掌舵,讓台塑領導人一夕之間年輕三十歲。
採「七人決策小組」共同領導,顯然是台塑準備「長壽」的方式,這會成為鴻海的學習方式嗎?如果鴻海要成立「決策小組」,各大事業群總經理及財務長黃秋蓮、會計長李金明、技術長陳杰良等一定是重要決策成員,其中最資深的幹部包括戴正吳、盧松青、黃秋蓮等超過十五年以上資歷者,由於人脈深厚,就有可能在這種模式之下成為決策小組的「接班人」。

**台積電模式
郭董指定接班再從旁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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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科技產業變化快速,充滿風險,用「共識決」來做決策,很容易延誤商機,共高盛證券分析師金文衡則認為,鴻海未來比較有機會走的是「台積電模式」。
金文衡認為在二○○六年股東會上郭台銘也講得非常清楚,兩年之後他是要交出CEO(總裁)的位子,但還會繼續擔任「董事長」。而且接下來,他也會繼續以教練的角度,來協助他的接班人(或者團隊),所以說,他對鴻海的掌握度與影響力,並不會受到影響。
最近郭台銘也漸漸不去干涉每個事業群主管的例行事務,授權的程度也愈來愈高。這樣的做法比較像張忠謀把CEO位子交給蔡力行,然後逐漸淡出台積電,現在張忠謀已漸漸變成台積電的精神領袖,其實,郭台銘也說,未來他也只想當鴻海的精神象徵而已。
而外界質疑,如果郭台銘交棒之後,接班人管得住所有經理人嗎?金文衡認為,目前鴻海的內部各個事業群,都是一座座山頭,在郭台銘的領導之下,最後的決定權與裁決者還是他,就算各個山頭有任何問題,還是會被壓住的。而他之所以要在兩年後先交出CEO,也是為了培養接班人的威望,因此,在未來五年內這個問題應該不會發生,至於郭台銘卸下董事長之後,會不會發生就很難評估了。
在台積電模式之下,盧松青的美式背景及個人戰功,就成為接手營運,成為下一任執行長的有利條件。事實上「台積電模式」其實就是「英特爾模式」。從英特爾創辦人之一的高登摩爾(Gordon Moore)交棒執行長給安迪葛洛夫(Andrew S. Grove),摩爾則擔任董事長,到葛洛夫交棒給貝瑞特(Craig Barrett),自己也先擔任董事長,最後貝瑞特交棒給歐特寧(Paul Otellini),自己也接董事長,都是為了讓年輕接班人能夠上手,又能兼顧風險的平衡。
從貝瑞特到歐特寧,都是在營運長時代就已被指名接班,但是這種提前先曝光的指名一人做法,真的適用於東方企業嗎?郭台銘就曾指出,接班人一旦曝光,就會成為群起攻之的對象,這或許是他一次宣布九(十?)大事業群總經理,人人都是「接班梯隊」的用心所在。
《執行力》一書共同作者瑞姆.夏藍(Ram.Charan)在《哈佛商業評論》點出,隨著企業競爭環境激烈,接任執行長最佳年紀為四十六到五十二歲,原因是這時處於顛峰,而且上任後可以有至少十年的作為。傑克.威爾許接掌奇異(GE)執行長時,也不過四十五歲。瑞姆.夏藍的研究,準接班人可以循序漸進掌管愈來愈大且複雜的利潤中心。目的是要有機會負責單位「盈虧」。這些其實也和郭台銘在推動的接班工程不謀而合,讓各事業群總經理自負盈虧。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只有掌握爆發性的產品和市場,在九(十?)大事業群中四十五歲以下的總經理,包括簡宜彬、蔣浩良、鍾少文等,也有後發先至的可能性,但是另一方面,年輕人的出頭而不被資深幹部排斥,加上鴻海太大,還是要靠有計畫的栽培。

**鄧小平模式
集體領導讓權力不被寡占

**要讓龐大的版圖能夠和平轉手,中國已故領導人鄧小平則做了一種示範。鄧小平在推動經濟體制改革之初,意識到不推動政治體制改革,就推不動經濟體制改革,因為首先一定會遇到「人」的障礙,所以在政治體制改革上更建立起一套權力轉移的遊戲規則,亦即「集體領導」與「梯隊接班」的制度。
「集體領導」制度也在避免中共在歷代權力遞轉的時期,無論是「毛澤東V.S.林彪」、「華國鋒V.S.鄧小平」的激烈政治鬥爭。鄧在掌權期間,就橫跨了第二代、第三代領導人政權交接的歷程,鄧小平在人事操盤上卻是有計畫地以「年齡」作為接班的依據:中央、省與其同級之幹部,正職不超過六十五歲,副職不超過六十歲,司局長一級幹部以六十歲為限,梯隊接班機制的目的,是透過有計畫選拔、磨練中生代幹部,使得權力核心成員的年齡呈現多層次以上的分布。
年輕幹部在「傳」、「幫」、「帶」的情形下逐漸接掌權力,而鄧小平為打破黨內對毛澤東的個人迷思,更強調「集體領導」的重要性,「重大問題一定要由集體討論和決定,決定時要嚴格實行少數服從多數……集體決定了事情,就要分頭去辦,各負其責!」鄧小平如此要求。而他所建立的「集體領導」與「梯隊接班」的遊戲規則經過了三屆黨代表大會的運作後,漸次成為「權力轉移」與「權力核心」確立的主要依據。
鄧小平之所以這樣設計,主要是希望在「年齡限制」和「任期限制」的兩大框架下,形成了「個人」無法獨力掌握整個政權的局面,也讓年輕人可以在隔代接班,但商業畢竟不是政治,在迅速變化的市場上,挑戰從四面八方而來,鴻海雖然大如一架超級航空母艦,卻也更需要快速變化的戰鬥隊型。

**倒金字塔模式
讓年輕基層成為決策主力

**「鴻海內部正從過去金字塔型的組織,走向一個倒金字塔結構,來準備應付外界挑戰!」鴻海連接器事業群總經理游象富說,從業務的觀點來看,以前誰最能接到客戶?是老闆對老闆比較容易;但是產品的多元化及市場快速變化,現在反而是基層最能接觸到客戶,也就是金字塔的「基部」才是主力。
其實不只是董事長郭台銘,游象富指出,連他們這些資深的幹部都要開始往後退,讓過去金字塔朝上的「尖部」變成領導統御的基石,游象富進一步闡述郭台銘對於「領導統御」的看法:「領」就是方向,「導」就是老師,「統」就是整合,「御」就是管理,而責任及決策盡量讓年輕人去承擔,「不要讓層峰,變成層『瘋』啦!」游象富笑說。
這也是為什麼在今年尾牙舞台的正面出場處貼著一幅門聯,左聯「爭權奪利是好漢」,右聯是「開疆闢土真英雄」,橫批則是「出將入相」,主要就是激勵新生代幹部早日接班,一定可以「出將如相」,讓人才出頭,從這個角度來看,其實從二○○七年最大的變化,就是鴻海在推動年輕化,而鴻海的「接班工程」就是推動集團的年輕化。
美國《財星》雜誌在二○○一年時統計美國前一百大企業,年紀超過六十歲的執行長成為「少數民族」,只剩四分之一,也難怪明年五十八歲的郭台銘積極退休,而根據《哈佛商業評論》統計,缺乏完善的接班制度,有五分之二新任執行長會在一年半內陣亡,所以郭台銘要完成接班大計,最重要的挑戰,還是和時間賽跑。
像奇異公司選擇接班人的做法,是投入大量的時間了解幾位競爭者,同時,花更多的時間討論繼任人的最佳方案,這些方案,一般公司需要董事投入的時間超不過一百個小時,而奇異的董事會卻花了幾千個小時。
從二○○七年初到○八年初,郭台銘還有一年多的時間,超過一萬個小時可以運用,來籌劃接班大計,而這也是鴻海從三十年企業邁向百年的關鍵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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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矽盾之島」到「資本樞紐」,國發會聯手證交所為AI新十大建設引進資源活水
從「矽盾之島」到「資本樞紐」,國發會聯手證交所為AI新十大建設引進資源活水

在人工智慧(AI)浪潮席捲全球的當下,臺灣不僅要守住半導體矽盾,更要將這股技術優勢轉化為長期的經濟動能,國家級計畫「AI新十大建設」將是重要推力之一!盤點AI新十大建設目標,最關鍵是2040前創造超過15兆元產值,提供50萬個AI高薪就業機會。然而,這項宏大的計畫若要成功,除了技術研發,最核心的動力來源正是「市場資本」。

打磨技術引擎的重要資源,對接全球資本作為動力

攤開AI新十大建設的政策綱領,可發現這項計畫涵蓋數位基磐、關鍵技術、智慧應用共三大層面的整合發展。主導規劃這項計畫的國家發展委員會(以下稱國發會)過去曾指出,AI若要普及到百工百業,必須建構強韌的數位基磐,這不僅包含主權AI與高效算力的布建,更涵蓋資料治理、人才培育,甚至引導市場資金驅動創新等核心支柱。

確實,發展AI極需大量資金挹注。依據CB Insights資料,全球資金持續向AI領域靠攏,2025年Q3單筆一億美元以上的交易件數,較去年同期增加41.82%。至於國內情況,國發基金與數位部合作推動AI新創方案,從今年3月底啟動到11月,已投資3家AI及數位經濟相關企業,累積投資6,100萬元,帶動民間投資約2億3,000萬元。另其他各項方案投資於AI產業累積129家,投資金額24.12億元。

不過從民間角度來看,臺灣投入AI創新的資本規模仍有成長空間。國家發展委員會常務副主委詹方冠就以AI新十大建設的三大關鍵技術之一「矽光子」為例,他表示:「在台積電帶動下,臺灣的矽光子技術已處於全球領先地位,但我們陪同總統參加矽光子產業聯盟座談時發現,廠商最憂心的問題之一就是『資金』的充沛」。

「相較於國外大廠動輒有30、50億美元的併購規模,臺灣矽光子廠商多屬中小企業,儘管我們技術優異,若要進入大量生產或與國際巨頭競爭,就需要資本市場支持,這也是為什麼『亞洲創新籌資平臺』將扮演關鍵角色,」詹方冠補充道。換言之,亞洲創新籌資平臺將為前瞻科技增添「燃油」的戰略價值,透過活絡資金與提升新創成功率,帶動下一波經濟動能。

啟動資本樞紐戰略!國發基金與市場資本協作賦能新創

至於亞洲創新籌資平臺如何讓具備利基技術但尚在成長期的新創或企業,更有效率上市及籌集擴張所需的資金?詹方冠觀察到,證交所創新板近兩年大幅鬆綁制度。相關措施包括縮短集保期間(2年變1年)、免除3年的承銷商保薦、上市後申報會計師內控審查報告期間,從3個會計年度縮短為1個會計年度,有助於縮短企業掛牌時程。

另外詹方冠也提到,國發會的國發基金與證交所的市場資本,兩者也可以相輔相成,扶植更多代表性的AI新創獲得成長需要的銀彈。國發基金先以「創業天使投資方案」提供早期育成支援,當企業具備一定規模後,隨後由亞洲創新籌資平臺輔導機制接手,轉向資本市場獲取更多資源。待企業上市後,國發基金再將獲利的資金進行再投資,形成資本的正向循環。

隨著亞洲創新籌資平臺將其定位為「亞洲那斯達克」,資本投資標的也將突破國界,轉向吸納全球頂尖的創新能量。詹方冠解釋,為了讓臺灣成為亞洲新創資本的匯聚地,國發會的投資政策更趨於開放且具有彈性。他表示,「國發基金的投資並不受限於傳統的公司註冊地,只要外國新創的研發團隊在臺灣、營運主體或主要市場與臺灣連結,無論是國發基金直接投資,或是透過合作的VC共同參與,皆能靈活注資。」

這種跨國投資、落地臺灣的模式,即是「引水入渠」且已有實際案例。詹方冠舉例,過去臺灣為了促進與中東歐合作,設立「中東歐投資基金」,即是瞄準當地具實戰優勢的無人機產業進行布局。換言之,藉由國發會及亞洲創新籌資平臺雙方的協作,有助於臺灣從研發優勢,進一步成為全球產業的資本樞紐與技術整合中心。

培養人才、催化產業生態系,打造臺灣AI導向的護國群山

資本市場不僅吸引資金,更能留住全球頂尖人才。針對AI人才的培育與延攬,詹方冠提到政府採取「教育扎根」與「即戰力養成」雙軌並行,經濟部推動「AI新秀計畫」讓非AI工程背景的畢業生在一年內的培訓、實作後為企業所用。穩固本土人才根基後,目光也會轉向吸引國際人才,目前已修訂《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來招攬國際人才。

對內培養、對外延攬的策略,也與亞洲創新籌資平臺相輔相成。當國際AI企業或新創因籌資環境友善而選擇在臺掛牌、投資或設立據點,協助在地人才吸收世界級的實務經驗。更重要的是,資本市場的推動力將帶動AI職缺的薪酬競爭力,進一步吸引海外優秀人才來臺,或驅使旅外臺灣人才歸國發展,為臺灣創造具國際競爭力的高薪職位。

回顧過去十年,臺灣新創家數已擴增三倍,最後詹方冠強調,下一階段國發會的戰略將引導更多創新領域的企業朝向規模化成長。此目標不僅促成單一公司的成功,更期望讓AI、半導體、安控、次世代通訊等「五大信賴產業」產生群聚效應,進而打造科技創新的「護國群山」,藉此鞏固臺灣在全球供應鏈中的戰略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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