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孩子般作夢,   50年如一日
像孩子般作夢, 50年如一日
2002.02.01 | 科技

去年3月初的周末東京,春冬交接之際,馬路上一陣陣寒風仍然令人打哆嗦,上千名年輕人圍聚在新宿電氣大店門口,許多人甚至帶著流浪漢專用的紙箱、睡袋,準備就地長期抗戰。

他們臉上浮現倦容,但掩不住興奮的神情,有些人已經在個位數的低溫中撐了兩天,等待3月4日星期六,早上店門開啟那一刻,掏出4萬日圓,買下世界第一批次世代遊樂器——PlayStation 2。
這台黑黝黝的長方盒子,標價39800日圓,在日本上市第一個周末就賣出72萬台,還不包括在網上預訂的38萬台,全日本6萬個Sony PlayStation零售點不斷湧進搶購的人潮,很快每家店都掛出「Sold Out」(銷售一空)的告示牌。
雖然Sony進入電視遊樂器市場晚任天堂和Sega許多,不過自1994年發表第一代PS遊樂器,日本每個月平均賣出28萬台,全世界更有120萬台的驚人數字。

**為生活添加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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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必須靠著電熱毯和味噌湯產品,勉力度過日本戰後蕭條的Sony,今日已是「創新」和「快樂」複合形象的代名詞,2001年營收達到585.2億美金,產品橫跨電子、遊戲、音樂、電影4大主力領域,由遊樂器、數位攝錄影機、So-net(新成立的網路連線服務公司)回溯之前的Wega平面電視、錄影機、隨身聽與收音機,Sony 50年來的發跡、壯大、轉折,幾等於半部人類科技史與生活演化史的相加,它想的每個下一步,也幾乎就是消費社會湧去的未來世界。
正因如此,在台灣硬體製造業邁向創意價值大轉型的當口,新力經驗,無異將是台灣優先學習的新顯學。
半世紀前,在一片廢墟的戰敗日本悄悄地站起來,這個電器超級品牌是兩位喜歡玩機械、電子零件的年輕人井深大和盛田昭夫連手創立。當時他們不過是三菱、東芝、日立等大集團一旁小得可憐的「工作室」,然而他們熱情改良美國的原創技術,並將它加上生活創意,一舉改變了公司「小可憐」的運命。
自從愛迪生發明電燈泡以來,電子技術一直掌握在美國人手中,如貝爾實驗室的電晶體,50年代RCA的彩色電視等,都是影響20世紀人類文明至為重大的發明。Sony第一件揚名立萬的商品──TR-55電晶體收音機,就是展現他們將技術轉化為消費商品創意的結晶。電晶體於1948年出現,貝爾實驗室認為這玩意只能做助聽器,Sony創辦人井深大卻不這樣認為,他看到的是電晶體製造的收音機,不再是放在桌上、發出高熱(使用真空管)的笨重機器,它將可輕鬆地隨身帶著走,這幅景象深深地打動了井深大。

**電晶體收音機一戰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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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沒有把握一定成的情況下,Sony仍然決定背水一戰。井深大第一次看到生產過程時,心裡其實充滿問號,因為實在太複雜專業,但負責的工程師岩間和夫表示沒問題。從零開始急起直追的Sony工程師在美國待了3個月,用旅館的信紙寫下密密麻麻的心得,這份「岩間報告」目前珍藏在Sony博物館。
岩間的努力不懈,使得Sony從拿到電晶體授權執照到1955年產出第一台收音機TR-55,只花了一年多的時間。TR-55為公司帶來豐碩的利潤,但井深大理想的機型要更小更輕方便攜帶,隔了兩年推出的TR-63,小到可以放進口袋,是全世界最迷你的收音機,一舉賣出150萬台,並讓Sony成為收音機的領導品牌。
TR-63成功大賣,技術不比Sony差到哪去的其它日本品牌馬上跟進,消費電子產品在各家大廠的競爭之下,商品壽命愈來愈短,任何「史上第一」的稱號很快就被取代,然而Sony在戰火中始終位居領先者,引導流行而非跟隨潮流。
Sony兩位創始元老井深大和盛田昭夫都是十分自負的人,也是不折不扣的偏執狂,堅持獨立開發新技術、創造新產品的標準規格,為了達到目的,不惜拿公司的存亡下注。像是Trinitron(單槍三束彩色映像管),這個井深大畢生引以為傲的發明,到1998年底賣出1億8000萬支的電視心臟,幾乎將當年創業維艱的Sony拖垮。
當時Sony的黑白電視機雖然賣得不錯,但進入市場時間太晚,無法佔到領導位置。1961年兩位元老到美國參觀貿易展,他們被攤位上畫質清晰的彩色電視螢幕吸引,這是由美國派拉蒙電影旗下的子公司發明的彩色單槍映像管(Chromatron),盛田興奮得立刻簽下這技術的專利執照。
不過這張執照擺在Sony日本總部快要發霉,直到1964年才推出使用此技術的17吋彩色電視,可是由於映像管壞品率過高,使得電視機售價壓不下來,甚至成本高過售價兩倍,賣愈多賠愈多,總共生產1萬3千多台,造成Sony龐大的損失。井深大深信彩色電視是Sony繼收音機之後取得另一個領導位置的關鍵,單槍映像管雖讓公司虧損累累,若就此放棄才是血本無歸。他派出許多人到美國觀摩,當時奇異和RCA的三槍彩色電視機畫質相當不錯,Sony可以跟他們合作乖乖地賣電視賺錢。但井深不願意先前的血淚平白浪費,而且他認為Sony一定要發展自己的技術,免得被別人牽著鼻子走。更重要的是,唯有掌握制定技術規格的權力,才是市場的頭號贏家。

**對研發的寬容與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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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田昭夫費盡關係幫公司貸到一筆錢,為Sony的未來破釜沈舟,而井深大則帶領一批工程師日以繼夜地改良單槍彩色映像管。他們不但要做出亮度和畫質更勝美國製品的映像管,同時得壓低製作成本,Sony要讓每個家庭都有一台電視機,享受新時代的視聽歡樂。
經過兩年數十名工程師的努力,Sony於1968年發表第一台12吋Trinitron電視機,成功地解決當時彩色電視畫質不清的問題。當初盛田貸的那筆200萬美元,在Trinitron推出3年內便全數償清。第一批Trinitron電視機終於趕在期限內生產完成時,井深大眼眶含滿了淚水,對這群工程師深深地鞠躬,感謝他們的努力。
Sony對於研發工程師的寬容和耐心也是一等一,成功地製造出電晶體收音機的岩間和夫就是一個傳奇,他從70年代初著手研究CCD晶片(Charged Couple Device,電荷耦合元件,為現今數位攝錄影機、數位像機中感光用的核心元件),到82年過世為止,研發時間超過10年,成本高達1億美元。使用CCD的第一台V8攝影機在1985年才上市,如此長時間高成本的投資,有多少企業能承受得起。但是CCD為Sony帶來的收益早已超過岩間花費不知幾百倍。
為了紀念來不及看到CCD完成就過世的岩間和夫,當時的總經理大賀典雄親自帶著一片CCD到墓前,用膠水將晶片黏在他位於鎌倉的墓碑上。1989年,岩間逝世7週年,大賀帶著工程師團隊前往墓前致意,這時CCD晶片產量已超過1億片。今天所有的數位相機、攝影機都因為這片CCD,讓我們看到另一個美妙的世界。

**永遠在開發新市場

**20年左右的時間,Sony迅速建立起消費家電領導者的地位,也許規模資本比不上三菱、東芝等超級集團,但他們每一件產品都代表了新潮時髦,深獲消費者的喜愛。
1961年盛田昭夫成立Sony Design Center,由年輕的大賀典雄主持,他發展出一套商品的識別風格系統,整個60年代到70年代中,所有Sony產品,包括收音機、電視機、錄音機都穿上黑色塑料外衣,裹上金屬銀邊做為裝飾。
這種優雅風格並非大賀典雄首創,當時歐洲高級音響品牌,如B&O,幾乎清一色做此打扮。但這套識別設計建立了Sony獨特的美學語言,消費者不知不覺地習慣、接受,並且成為無言的銷售工具。
Sony洗練簡約的設計很快就成為日系品牌學習的對象,這間公司知道自己樹大招風,但從不願拿價錢做為競爭武器,事實上,Sony產品總是比其它對手定價高一到兩成,消費者雖然頗有微詞,卻無損它的賣相。
探討Sony設計有名的專書《Digital Dream》,作者Paul Kunkel提出「日出日落」法則,說明Sony Design Center的哲學:原型機推出後,接著在短時間內發展輕薄短小的進化版本。
如1979年第一代隨身聽TPS-L2,重300克,厚2.9公分,屬於日出階段。1983年WM-20,重僅180克,大小和卡帶盒一樣,這時Sony Walkman已經走到日正當中。V8攝影機也是一樣,1985年第一代還要扛在肩上,1989年的CCD-TR55,已縮小到和護照差不多,掀起瘋狂熱賣。
當其它品牌瘋狂地推出各式各樣輕薄短小的機型時,Sony開始發展分眾商品線,如給戶外運動用的鮮黃色Sports Walkman、給小孩子用的My First Sony。永遠走先人家一步是Sony一貫的策略,市場一旦呈現飽和,立刻往另一塊尚未開發的處女地前進。
像Sony這麼巨大的企業,如何讓機動性和市場敏銳度不被官僚結構生吞活剝,這是相當耐人尋味的問題。Sony創業至今4位領導者井深大、盛田昭夫、大賀典雄和出井伸之,本身對於電氣產品的直覺和熱情都是一等一,John Nathan所著的《Sony新力王國》不斷提到私人關係和個人感性在這家企業扮演的重要角色。
由於井深大的堅持和遠見,Sony有收音機和彩色電視。因為盛田昭夫個人的公關交際手腕,Sony得以爭取到國際級的席位,並進軍電影、唱片娛樂事業。大賀典雄以音樂家的身分創造了CD規格,保存無數珍貴的音樂資產。出井伸之則是Sony邁向IT方向的重要舵手,所有Sony最酷的數位產品都是他夢想的實現。

**提升與PC和網路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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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以前Sony的魅力,來自於傑出的工程研發團隊和恰如其分的設計美學,許多重大決策其實是繫於領導者一念之間,偏執可以創造出偉大,但也可能捅出大摟子,Beta錄影機、哥倫比亞電影公司、DAT等等投資,都曾讓Sony金字招牌蒙塵。
出井伸之於1995年接手經營大位後,一連串計劃為New Sony暖身,在他的觀點,做生意應該要相信科學方法,而非感情用事,沒錯,Sony以往有許多傳奇輝煌的故事,但不再適用這個殺戮年代。
Sony目前一年花在研究調查市場的費用高達60億美元,這在許多大企業是不可能的事,大家忙著想辦法緊縮成本,這種看不到立即成效的投資往往最先被大砍。出井伸之相信這些工具提供的效果,他不要盲目地憑直覺去猜測消費者的需求喜好,Sony傳統精神中重視創意的特質應該更有效率的運用發揮,而不是隨興地在市場上任其蒸發。
將Sony產品家族連網化,是出井伸之數位夢想的靈魂。
90年代站在經濟舞台焦點的企業,悄悄地從「日本第一」換成矽谷風雲,由個人電腦和網際網路構成的龐大市場,日本品牌擠不到核心位置。Sony仍然是消費家電的龍頭老大,無論是隨身聽、CD唱盤、V8攝影機、電視機等都有不錯的表現。但出井伸之嗅聞到時代變化的氣味,他認為若還是繼續生產這些電氣產品,遲早會被淘汰掉。Sony的電氣事業體質很好,獲利情況一流,可是必須大幅提升與PC和Internet的關係。
出井伸之認為電子業仍是Sony的心臟,與軟體(音樂、電影、電玩遊戲)、網路服務(Sonystyle購物網站)整合成的價值鏈是Sony未來的方向,而個人電腦是串連這些元素的神經中樞。Sony於80年代推出的桌上型電腦一敗塗地,因此內部對PC一直抱著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繩的心態。
出井力排眾議與英特爾合作生產Vaio桌上型和筆記型電腦,Vaio的全名是Video Audio Integration Operation(影音整合作業系統)。出井看到PC市場的產品幾乎全部是商業用途,空缺的個人家庭娛樂部份,Sony不但拿手而且資源豐富, IBM、HP、Compaq、Dell、Toshiba等PC巨人在這方面根本無法和Sony對抗。

**只有Sony能對Apple 造成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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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io雖然是相當晚進PC市場的機種,可是一上市就掀起轟動,Superslim 505(第一款產品)又輕又薄和笨重美式電腦形成強烈對比,立刻囊括日本當地筆記型電腦一半佔有率,在具有指標意義的美國也攻下15%市場(持續成長中,目前是僅此於Compaq第二品牌),證明出井伸之想法是正確的。
Sony和世界頂尖的電腦科學家合作,開發各種Vaio專屬的軟體、產品,就像那些億萬身價的職業球員,合約一年一簽,沒有令人滿意的成品就莎呦娜啦。因此這些專業人士都很努力,不斷增加Vaio家族的附加價值。
Apple總裁賈伯斯(Steve Jobs)接受《時代》雜誌(Time)專訪時提到:「電腦工業榮景不再,最後剩下的生存者將只有蘋果、戴爾、惠普、康柏和新力。」誰能威脅到想法與眾不同的蘋果電腦,賈伯斯認為只有Sony。
IBM轉型為系統服務,HP與Compaq合併,Dell的降價殺戮,說明了個人電腦進入成長高原期的必然趨勢,Sony是一片哀嚎中唯一持續快速成長的品牌。IDC分析師布拉米傑(Alan Promisel)認為Sony Vaio就像是PC筆記型電腦中的Apple,一流的工業設計,豐富的多媒體娛樂軟體,其它Wintel系統的產品跟它比較起來,像是陽春枯燥的平價車。
出井伸之一筆一筆描繪出以娛樂做為出發點的數位夢想,Vaio、Clie、Aibo、PlayStation、Cybershot,如同拼圖般地組成一幅數位幻境,每一件產品都緊扣著多媒體娛樂主題。
出井伸之在接受《Wired》雜誌專訪時解釋他的數位夢想:「Sony賣的是個人體驗,電影、Vaio、PlayStation、Walkman等等。它們不是維持人類生命的必需品,我們存在的理由是創造人們的慾望,進入他們的生活,提供一種夢想,為了達到這目地,我們得保持充滿好奇和歡樂的赤子之心,給予人們一種像孩子般無憂無慮的快樂生活。」
如同Sony的廣告標題「Dogital,Dream,Kids」和「Do You Dream In Sony」,站在寒風中苦候PS2兩天兩夜的年輕人,倘若沒有懷抱美夢,為何要去受折磨,夢想的力量有多大,Sony說是無可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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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Agentic AI、碎片化與地緣政治正重塑數位世界,我們該如何重構下一代網路的「數位信任」?
當 Agentic AI、碎片化與地緣政治正重塑數位世界,我們該如何重構下一代網路的「數位信任」?

面對人工智慧(AI)應用的爆發與地緣政治風險的升高,數位環境正迎來「信任」與「韌性」的雙重嚴峻考驗。為了回應這些挑戰,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舉辦首屆「 Internet Week 2026(網路週)」,大會串聯數位發展部(moda)、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亞太網路資訊中心(APNIC)、網際網路名稱與號碼分配機構(ICANN)、臺灣網路治理論壇(TWIGF)及台灣網路維運社群(TWNOG)等國內外指標社群與國際組織,整合多個重要論壇並展開 4 天共 66 場主題議程。

Internet Week 2026 希望透過公、私部門、國際組織與技術社群的跨界溝通,讓政府、私人企業、國際組織、技術社群與公民團體力量在同一個平台上對話。大會不僅期盼建立一個開放、中立且多元的對話空間,更致力於帶動信任的溝通,藉此強化台灣在國際網路治理舞台的實質影響力與能見度,共築具備數位韌性與信任的未來。

身分識別不等於信任,碎片化才是真正危機

「身分識別(Identity)並不等於信任(Trust)。」Edgemoor 研究中心執行長 Steve Crocker 在會後專訪中,拋出這句耐人尋味的觀察。

身為 ARPANET 時代的重要參與者,他見證網際網路從學術研究網路,逐漸演變為全球最重要的數位基礎設施。然而,在地緣政治與各國法規分歧的今天,他認為網際網路正面臨前所未有的碎片化挑戰。「在價值觀、法規與司法管轄權都不同的情況下,我們如何依然維持全球的互通與信任?」Crocker 點出了他的觀察。他指出,未來的數位治理不可能再依賴單一規則或中央權威,而是必須建立在全球共用框架與在地化決策並存的架構上。

技術機制能全球互通,但各國仍應保有政策調整的空間。這樣的治理思維,也體現在 Crocker 近年推動的「 Project Jake 」計畫。隨著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DPR)等隱私法規上路,過去廣泛用於網路犯罪調查的 Whois 網域註冊資料系統,已陷入隱私與公共利益的兩難。Project Jake 則嘗試建立新的跨境資料存取機制,而 TWNIC 更是全球首個主動參與試點的機構。值得注意的是,面對近年區塊鏈與替代性網域名稱系統(Alternative DNS)興起的聲浪,Crocker 直言這往往是為不存在的問題,提供昂貴的解方。

他強調,網際網路真正的韌性來自長年建立的「分散式協作」與「相互依存」。「網際網路從來不是中央控制系統,而是一個 network of networks。」在他看來,與其重新建立彼此割裂的替代架構,不如持續深化跨國透明協作與多方治理,才是維持全球網路信任最務實的方式。

Steve Crocker 總裁暨執行長
Edgemoor 研究中心執行長 Steve Crocker
圖/ 數位時代

借鏡歐洲《數位服務法》,用「個人問責」重新定義公共利益

如果 Steve Crocker 談的是「基礎設施的信任」,那麼 Jeremy Godfrey 所關注的,則是平台與 AI 對公共利益的衝擊。Godfrey 直言,當前數位平台最大的問題,並不只是單一內容真假,而是整個商業模式正持續放大社會風險。「數位市場並不一定會自然產生對社會最有利的結果。」

長期管理 Meta、X、TikTok 等跨國平台歐洲監管事務的他指出,當平台以廣告收益與流量作為核心目標時,演算法往往會傾向放大更具爭議性與成癮性的內容,進一步衝擊民主討論、兒少保護與社會信任。Godfrey 強調,當數位治理開始涉及言論自由、人類尊嚴與選舉公平等基本人權時,社會不能再將權利平衡的責任,完全交由商業平台自行決定。這也是歐洲近年積極推動《數位服務法》(Digital Services Act,DSA)的原因。除要求大型平台管控系統性風險外,愛爾蘭也進一步要求平台落實年齡驗證、限制向未成年人推播有害內容,並強化企業內部的「個人問責制」。

不過,在 Godfrey 看來,未來治理不該只是被動「減少傷害」,而是重新思考整體數位生態系。「我們不該在創新與安全之間二選一,而是同時追求兩者。」他認為,當 AI 與平台逐漸成為社會基礎設施的一部分,治理的核心已不再只是技術,而是如何讓「信任、安全、權利保障與經濟價值」彼此共存,重新建立數位社會的公共利益與信任基礎。

不用 AI 不代表更安全,溫水煮青蛙的轉型危機

而當 AI 與平台逐漸成為社會基礎設施的一部分,治理核心將更專注在技術快速演進下,如何重新建立企業、政府與社會的信任能力。「AI 已經從回答問題,進入執行任務(Action)。」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創新經濟顧問簡立峰指出,當前 AI 已具備規劃與執行能力,正逐步接手知識型工作的核心流程。

這波由代理型 AI(Agentic AI)帶動的變革,首當其衝的正是白領階級;企業接下來面對的不僅是「流程再造」,更是深度的「職能再造」。然而簡立峰也警告,台灣正面臨一場「溫水煮青蛙」的轉型危機。由於國內高端服務業多屬內需市場,企業導入 AI 往往只停留在讓工作變快,卻未真正翻轉核心競爭力做到更聰明。在全球市場,企業已開始不再大量招募初階知識工作者,而是亟需能與 AI 協作、重新定義問題的人才。

「不用 AI 並不能代表更安全。」面對外界對 AI 資安與風險的焦慮,簡立峰提出極具衝擊性的觀點。他以開車為例,車子不開出門固然不會出車禍,但也等於永遠失去移動的能力。真正的數位治理並非全面防堵,而是在實際使用中建立防護。他呼籲,政府必須比以往更積極地導入 AI,「如果政府自己不用 AI,就沒有能力治理 AI,只有 AI 才能監管 AI。」他以「矛與盾」來比喻,強調面對新型態的數位犯罪,必須建立如「AI 警察」般的防禦機制;唯有善用 AI 作為測試與除錯的工具,才能精準揪出系統漏洞,也就是「以 AI 來監管 AI」。

而在治理與技術外,最後的防線仍回歸到「人」。簡立峰強調,未來的教育必須從單向的教導轉為引導,全面培養全民的「AI 識讀能力(AI literacy)」,讓人們在真假難辨的環境中,具備獨立思辨與理解風險的能力。唯有如此,才能在 AI 深度滲透的社會中,建立穩固的信任機制。

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創新經濟顧問簡立峰
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創新經濟顧問簡立峰
圖/ 數位時代

多元共融與韌性實踐,為建立信任數位社會的基石

「現在最大的問題,已經不是網路快不快,而是人們還敢不敢相信這個網路。」TWNIC 董事暨執行長余若凡說到,AI 時代的數位信任不只是技術問題,更是場需全社會參與的治理工程。為此,TWNIC 正從純粹的技術社群,轉型為「信任環境驅動者」,致力打造讓人願意信任與參與的數位生態系。

余若凡指出,建立數位信任必須從三個層次著手。首先是「技術面」的基礎設施韌性,如落實 DNS 濫用防治與域名安全;其次是「治理面」的規範設計,探討 AI 與內容監理的平衡;最後,也是最關鍵的「社會協作」。她強調:只有當大家願意對話,信任才有可能被建立。

推動信任對話的同時,多元共融更是韌性實踐的關鍵。談及大會的「Taiwan Tech Women」論壇,余若凡坦言儘管台灣性別平權具指標性,科技業決策圈的女性比例依然偏低。但 AI 時代的不確定性,反而成為女性突破框架的契機。結合與談專家觀點,未來面對複雜的地緣政治與科技風險,企業亟需兼顧社會、科技與公共利益的「生態系領導力(Ecosystem Leadership)」。而女性特有的同理心與跨域溝通耐心,將成為這種多方協調的關鍵需求能力。

「最大的成功,是未來我們不再需要舉辦 Taiwan Tech Woman 這樣的論壇。」余若凡更期許。當性別不再是評價標準,多元聲音成為數位治理的日常,才是真正穩固的信任底座。

TWNIC董事暨執行長余若凡
TWNIC董事暨執行長余若凡
圖/ 數位時代

綜觀 Internet Week 2026 中各界專家的深刻洞見,網路的未來早已演變為一場涵蓋法規監理、人權保障、經濟創新與社會共融的環境。面對全球網路的破碎化危機與AI帶來的雙面刃效應,單憑政府或單一企業已無法獨力應對。「公私協力」與「開放對話」將是迎向未知挑戰的解方。藉由這些跨界對話與激盪,台灣向國際展現了落實「多方利害關係人治理模式」的決心與實質能量。期許在產官學研及公民社會的共同努力下,能持續深化國際網路治理的影響力,在下個網路世代中穩健前行,共築兼具數位韌性與信任的美好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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