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成炬台灣微軟總裁
范成炬台灣微軟總裁
2001.04.01 | 人物

Q:你在科技業服務已25年了,談談這一路的過程。
A:1976年退伍後,我到一家美商工廠工作2年,之後再到兩家小公司做銷售經理。1980年,我進台灣惠普改做業務,之後被派到波士頓待了兩年,後來回台灣負責管理惠普亞洲區。1989年,台灣PC產業開始發展,我換到倫飛電腦做了2年半,1992年再轉到微軟,一直到現在。
在工廠那2年,讓我了解自己適合什麼,所以改走銷售和業務。後來到惠普受專業訓練,特別是在波士頓那2年,讓我了解美國文化和風俗,幫助很大,以後和美國人來往的時候,比較容易被接受和了解。對專業經理人來講,國際化很重要。
另外,我在惠普那幾年,對亞洲各國的情勢和市場動態了解較多,那時候倫飛產品賣得很好,但要從OEM到進攻國際市場,需要受過外商訓練的專業經理人,把正統行銷帶進去,這剛好是我的專長,所以就去了。1988年開始,很多外商人才轉戰本土公司,像神通、宏碁和倫飛等,把外商文化融入本土。
在微軟這9年,我忘掉自己是微軟員工,而是像經營自己公司一樣去做事,這對專業經理人是很難得的經驗。微軟是我第一次當總經理的地方,最大收穫是9年來有機會帶領一個團隊,一方面發展微軟在台的事業,二方面和台灣資訊業一起成長,認識產業人士和政府官員。
進來微軟的人,都希望能「促成改變」(make some change)。多年來微軟都是站在市場第一線,擁有很大的影響力,使得工作者有機會促成改變。我剛進台灣微軟時,員工有27人,現在是270人。營業額方面,從1992年6月到1999年7月我卸任總經理,成長17.7倍。

Q:當年你讀大學的時候,正好是「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的熱潮,很多學生畢業就到美國唸書,你為什麼留下來?你的經歷相當特殊,從外商到本土、再從本土轉回外商、又從硬體走到軟體,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發展?
A:我在台大唸書時沒有資訊工程系,我是台大電機系計算機組第二屆,當年才剛開始,我剛好趕上,新的科技大家都不懂,這種學習也滿有趣的。1976年我退伍,那年施振榮剛好從榮泰電子出來,開始創業,大家都在摸索,我有一些同學就到大同、羅技電子這些公司做計算機。
我們大概有2/3的同學出國,我沒出國是因為家裡窮,想趕快就業。我是台大少數沒有準備托福和高普考的人,其實我初中畢業時就想唸工專,以便就業。如果我和人家一樣去創業,現在說不定也是上市公司老闆。
我的大學同班同學如李焜耀(明碁電通董事長)和施崇棠(華碩電腦董事長)、還有宏碁一票人,都是那時候進這個行業。那時候我選外商公司,因為月薪最高,可以拿7200元新台幣,本土公司只有5200元,我沒辦法抗拒誘惑。在惠普那一段期間是關鍵,那時候台灣經濟剛要起飛,比較容易接觸產業脈動,自己一天到晚在外面跑,很容易知道產品怎麼賣得好。

Q:微軟是第一個體現腦力價值的公司,市值曾經高居世界第一。分享一下你眼中的微軟文化。
A:微軟很重視個人特質,花很多時間找很好的人進來。什麼是好的人?早期公司只有幾個人的時候,好的人是指程式寫得好;後來是對行銷很有概念,懂創新的人,每個階段對人才需求不盡相同。比爾.蓋茲認為,對好人才的追尋是永無止盡的。
去年,微軟創立25週年時,有人問蓋茲最遺憾的事情是什麼,他說他沒有能夠在科技革命中,早點了解網路對整個產業的改變,他覺得我們慢了一點,1993、1994年都沒有做出反應,一直到1995年才認知到。其次,還是有很多天才型的人不在微軟做事,這是他第二個遺憾。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蓋茲幾次到台灣,劈頭就問我誰是台灣搞多媒體最好的人,他的工作就是找最好的人。我們找的人要很聰明,否則很難存活,還要很努力做事,因為這是一個很競爭的環境,好的人不用擔心出不了頭,太多機會給你,但是微軟也不是大合唱團,濫竽充數的人必須離開。
1992年我剛進微軟,向公司反映訓練不夠,上面的人跟我說現階段我們盡量找優秀的人,不用訓練,進來就要做事。後來公司規模大了,也開始做訓練,提升員工的能力。

Q:微軟多年來一直是全球最大軟體公司,以你在其中的工作經驗,對台灣發展軟體產業有什麼建議?
A:軟體公司現在是國際分工,產品構想可以在大陸做,行銷現在因為網路興起,已經不再限定在哪個地區,成功要靠規模,市場規模太小不能成就一個軟體市場。
台灣軟體業的問題到底在哪裡?我覺得沒有秘方,大家希望一帖藥就解決,是不可能的事。例如軟體公司上市,就不能套用過去舊的資本額規定,軟體公司沒什麼資本,最大資本就是人。
台灣短期的作法,可以從比較近的華文市場開始。我一直覺得,大陸市場那麼大,把華文市場當作踏腳石進入全球市場是可以,但是並不是要做一個只適合在這個地方行銷的產品,你還是要以全球角度來看,因為很多東西現在已經是國際化了。像微軟,產品已經變成是服務了,都是國際化的,只是因為不同地區有不同加值。

Q:如何塑造一個有創意的環境培養人才?
A:當你加諸很多框框,人都很聰明,他就會適應。小孩子從小就學會盡量順著你的框框走,小孩子要聽父母的、聽老師的、學校要考試、父母要看成績單給零用錢,所謂管教就是給他框框。
我對小孩子就是比較放任,我常常鼓勵他們看書、專研新東西、也通常不會反對小孩有狂野的想法。你要讓小孩子覺得空間很廣大,不會到處有框框,就像穿鞋子,你穿很小的鞋子,擠在那裡不會舒服的,我們的小孩子就是這樣被擠在框框裡。小孩子的創意空間從小就要養成,當他不會馬上得到一個現成答案時,只好自己找答案。他不會找到一條理所當然要走的路,他會想不同的路,這需要鼓勵。很不幸我們現在沒有這個環境,大家都覺得小孩子不懂事需要指導,但是我對小孩子都很放任,只要求健康和盡量學習,包括看書。

Q:創意不需要框框,但管理卻需要原則,這兩者如何取得平衡?
A:回到你的問題,所以人要有創新的思考,可是管理「人」需要紀律,所謂紀律是說,多久之前要把你的計劃提出來,你要有詳細的行銷分析,如何達到目標,例如有些軟體在台灣使用率很低,怎麼提高?這和創新沒有衝突,這是兩件事。
坦白說,創新,沒有一本書可以教,絕大多數行銷計畫都是大家團隊合作出來的,所以企業文化裡面還要允許犯錯,評估的時候要盡量準確,但是你也知道到最後可能不一樣,「心態」和「結果會變」是兩回事,管理者這方面要給很大的空間。
微軟是最沒大沒小的公司,他們常常跟我吵架,這是很平常的事,2年前黃存義上來當總經理,問我要怎麼帶團隊,我說你怎麼知道帶成功呢?就是下面的人敢說你不對,如果不到那個地步就不算成功。多一個人就多一種角度去看,你讓他有信心去試,一方面團隊就會創新,而且彼此非常接近,另一方面領導者也非常強勢,我們把這兩個看起來會衝突的力量安排得很好。
比方說,除了業務之外,我們穿著都很easy,你看蓋茲即使是到Comdex演講,他也是穿毛衣不打領帶就去了。時間上我們也給員工很大的便利,可以自己選擇早一點或是晚一點工作,工作氣氛不要太重,星期五的時候也可以聊聊天,微軟文化就是美國西岸風格,很easy。我以前很討厭開會,真的有事情就找幾個人在窗台邊就談掉了。微軟文化是不要有很多負擔,提供你盡情表現的空間。

Q:當科技業走入後PC時代,台灣下一波機會是什麼?
A:之前大家說PC已經死了,IA會起來,但是IA不是一下子就取代PC,生活到處都有IA那是將來的事。現在是工具結合無線通訊,創造一個給白領階級使用的市場。它的附加價值很高,需要把很多軟體服務附加上去,這一定是ODM的模式,而且台灣產業上下游都很完整,具有一定吸引力,所以我覺得台灣未來還是不錯的。另外 IC設計我一直很看好,因為從PC轉到工具的過程,會有很多需求,要求多樣、少量、價格低、彈性大、和全球運籌,這對台灣來講是有利的發展。

Q:你下一步的計畫?
A:我還沒想這件事,先休息幾個月,專心吃喝玩樂,只是有些朋友找我。我想把微軟當成最後一個工作,這個願望大概很難實現了。以後的方向,有可能在高科技領域,也有創投找我過去,我現在不想談這件事,先好好玩一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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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數位安全發展協會揭打詐盲點:截圖難當證據,AI加b-JADE讓數位足跡可驗證
台灣數位安全發展協會揭打詐盲點:截圖難當證據,AI加b-JADE讓數位足跡可驗證

重點一:數位詐騙生命週期極短,打完一波就轉移陣地,「下架」只處理了眼前的內容,處理不了事後追查。

重點二:台灣數位安全發展協會以AI蒐集、分類詐騙廣告,九成以上工作可由AI完成,最終判斷仍保留人工背書。

重點三:透過司法聯盟鏈b-JADE,只把資料的「數位指紋」上鏈存證,原始資料另行保存,目標是降低被害人的訴訟舉證成本。

一則可疑的投資廣告被檢舉、下架,帳號也停權了,多數人以為事情就此結束。真正麻煩的是,廣告消失的那一刻,追查詐騙集團的線索也可能跟著消失。

為了補上這個缺口,台灣數位安全發展協會正與司法聯盟鏈「b-JADE」合作,替詐騙相關資料做存證。b-JADE是一套以區塊鏈為基礎的司法存證機制,只有通過程序認證的單位才能提供上鏈服務;資料一旦上鏈,任何改動都會留下痕跡。白話說,就是替數位證據貼上「封條」,讓證據從蒐集到進入法庭,都能驗證有沒有被動過手腳。

詐騙廣告下架,為什麼還不夠?

原因在於數位詐騙的生命週期太短,下架只能處理眼前的內容。台灣數位安全發展協會理事長劉彥伯指出,傳統電話詐騙一套劇本可以拉長到半年、甚至一年;數位詐騙則像打游擊,一波結束就移往下一個平台,從廣告、社群到另一個App,一路跨平台引導被害人。

更大的問題是證據跟著斷線。被害人發現受騙時,可能已是半年後,手上通常只留得住最末端的匯款與聯絡紀錄,最初看過哪則廣告、點進哪個網站,早已消失。等到一、兩年後警方抓到詐騙集團,對方就能在法庭上反問「你怎麼證明我投過這則廣告?」劉彥伯以假設情境說明,一個集團原本可能詐騙了30億元,最後因證據不足,認定金額只剩幾千萬甚至幾百萬元。

不過,詐騙活動都會留下數位足跡,包括投放帳號、代理商、投放時間、運作國家與網址註冊紀錄,只要事先保存,日後調閱就「有憑有據」。

台灣數位安全發展協會
台灣數位安全發展協會理事長劉彥伯
圖/ 數位時代

AI都這麼強了,為什麼還要先做資料治理?

台灣數位安全發展協會的核心主張是:好的資料分析,從好的資料治理開始。所謂資料治理,就是把散落在各平台、格式不一的碎片資料,整理成來源清楚、格式一致、可以互相比對的資料。協會先確認每筆公開資料的來源、時間、權限、版本與隱私,再標上事件分類、風險評估、曝光平台、投放者與網址等標籤,才能找出彼此關聯、還原詐騙網絡。

根據協會的實證簡報,系統在一段監測期間內掃描309.5萬則廣告,通報62.8萬則(約占20%),投放當日偵測率達99.21%。劉彥伯也提到,協會與資安院、數位發展部在打詐通報查詢網的合作中,判斷率接近百分之百。

那還需要人嗎?答案是需要。現行法律仍要求有人為判斷結果背書負責,加上詐騙劇本會隨被害人的回應即時調整,因此協會讓AI處理九成多的工作,最後由人做判斷。

截圖不能當證據?b-JADE如何替詐騙證據貼上「封條」

在AI改圖越來越容易的今天,單純截圖很難在法庭上證明自己沒被竄改過。劉彥伯的比喻是:截圖比較像「我那天真的看過,還拍了一張照片」;可信存證則是把證物放進有封條、有時間、有編號、有保管紀錄的證物袋,「重點不是有沒有留下東西,而是未來能不能驗證這是不是當時那一份」。

這也是b-JADE派上用場的地方,但並不是把所有資料都放上區塊鏈。協會把原始資料與AI分析結果,保存在權限受管控的系統裡,只把每份資料的「數位指紋」交給b-JADE存證。數位指紋的特性是,內容只要有任何改動,指紋就會完全不同,因此能證明資料沒被動過;需要時,再經授權調閱原始資料,兼顧隱私與驗證。依b-JADE規範盤點,協會既有流程已符合19項要求,其餘7項缺口也逐步補強,例如存證時間改採具公信力的標準時間來源,不再依賴電腦本機。

防詐能從事後追查走向事前預警嗎?

可以,協會正把存證從被害人受騙後,往前推到「主動式上鏈」:AI判定高風險的內容,先一步蒐集存證,不必等到有人受害。

小農是第一個場景。許多消費者在網路上支持小農,錢最後卻流進冒名的詐騙集團。協會因此與農業部合作推出「農本人」系統,讓小農自行登錄銷售管道與社群帳號形成白名單,再結合AI蒐集的黑名單,一旦遭冒名就能第一時間發現並報案。這套模式未來也可延伸至網路霸凌、性私密影像等案件。

制度面也在加速。2026年8月,司法聯盟已開設認證專班,邀集司法院、法務部、高檢署、調查局與警政署相關人員受訓,相關存證應用預計明年正式推出,時程仍待聯盟拍板。

劉彥伯坦言,目前從蒐集、分案到下架的流程仍然冗長,技術正好能在保留人為背書的前提下縮短流程。他在《數位關鍵字》節目尾聲留給聽眾的一句話是:「數位安全不只是技術工具,也涉及資料的可信、法遵治理與跨領域合作。」當AI幫人更快找到線索,經得起驗證的資料,將讓每一位被害人在法庭上多一分底氣。

台灣數位安全發展協會
台灣數位安全發展協會理事長劉彥伯認為,可信存證的重點不是留下東西,而是未來能被驗證。
圖/ 數位時代

常見問答
Q1:詐騙廣告被下架後,還能當作證據嗎?
A:若事前沒有保存,下架後就很難追溯。台灣數位安全發展協會建議在內容消失前,保存投放帳號、代理商、投放時間、運作國家與網址等數位足跡,日後才能據以向平台請求調閱。

Q2:手機截圖可以當作詐騙證據嗎?
A:截圖只能證明「看過」,難以證明未被竄改。在AI改圖越來越容易的情況下,透過數位指紋與具公信力的時間紀錄進行可信存證,才能在日後驗證資料是否為當時的原始版本。

Q3:什麼是b-JADE司法聯盟鏈?
A:b-JADE是以區塊鏈為基礎的司法存證機制,只有通過程序認證的單位才能提供上鏈服務。台灣數位安全發展協會的做法是只將資料的數位指紋上鏈,原始資料另行保存在權限受管控的系統,兼顧隱私與驗證,目標是降低訴訟舉證成本。

Q4:AI可以完全取代人工判斷詐騙嗎?
A:目前不行。依台灣數位安全發展協會的做法,九成以上的蒐集與分類工作可由AI完成,但現行法律仍要求由人做最終判斷,並為結果背書負責。

Q5:小農要如何預防被冒名詐騙?
A:可登錄台灣數位安全發展協會與農業部合作的「農本人」系統,自行提交銷售管道、粉絲專頁與LINE帳號建立白名單,搭配AI主動蒐集的黑名單,遭冒名時能第一時間發現並報案。

完整對談請收聽《數位時代》Podcast《數位關鍵字》EP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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