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月是《數位時代》雜誌出刊的一週年(時間過得多快呀)。一年前的此時，我們也曾經做過一次「How Digital R U?」的調查：今年我們持續這項追蹤觀察，擴大了範圍再做一次台灣數位指數的調查。
為什麼要做這樣的調查？我們相信，下一個世紀的社會競爭力與整體社會的數位化進程有關，如果我們的社會大眾數位化的程度愈高，整體社會競爭力將有機會更高。但什麼條件使一個社會的數位化程度會較高？可能是因為那個社會夠重視這件事，進而把一定的社會資源優先投資在這個項目上。
台灣的數位化程度如何？也許您可以細讀內文，了解台灣數位人口的比例，以及他們的態度與行為。但我想就「數位人」形成的社會「不公平」，提出一些觀察和不一定成熟的想法。
在調查中所定義的「數位人」，指的是在生活或工作上有使用五大資訊工具(行動電話、傳呼機、桌上型電腦、筆記型電腦、以及個人數位助理PDA)當中的任何一項，並且有對外收發電子郵件的人。在這個定義下，台灣的「數位人」約佔15歲以上總人口的四分之一；令人振奮的是，男女性別在這件事並沒有顯著差異，也就是在社會的數位革命過程中，單一性別並沒有成為弱勢的原因。但是，如果我們願意細看「數位人」的組成，就會發現某些種「數位鴻溝」(digital divide)卻是確實存在的。
我們的社會存在著那些「數位鴻溝」？從調查看起來，一個是年齡，一個是學歷，一個是所得，另外一個則是職業別。從年齡來看，數位人的形成有著一個巨大的鴻溝，29歲以下的比例比30歲以上要高上一倍；從社會的新興現象來說，年輕人先接受新事物乃是天經地義的事，但從接受數位生活的機會來說，高齡者的學習途徑毋寧是匱乏的。從所得來看，我們可以看出所得的高低與數位人形成是絕對正相關；從學歷來看，我們也發現數位人的形成也與學歷高低絕對正相關；從職業背景看，上班族與軍公教(也就是白領階級)比勞動職業(藍領階級)容易成為數位人。這當然都是可以理解的，但它真的發生時卻又證明，我們擔心數位革命隱藏一個對弱勢團體的「再剝削」，果然是發生了。
在歡迎數位時代降臨台灣時，我們內心要懷抱一個憂心；這個變化顯然並不是平均面臨每一個人的，用喬治．歐威爾的小說「動物農莊」裡的話來說：「動物生而平等，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有些人在數位經濟體系形成中，比其他人來得有優勢，在社會本來就佔有優勢的人(如高所得、高學歷)，現在加倍有優勢(容易成為「數位人」)。
這項調查結果也提醒我們努力的方向，我們必須設計有一種社會性的教育機制(或投資)，讓年紀較大的人、學歷較低的人、所得較低的人有機會得到「二次教育」的機會；不能讓社會上只有一群「網路貴族」，在原有的優勢中再度領先得到較多的數位資源。我們當然不必壓抑擁有幸運的天之驕子，但應該對數位資源不足的人提供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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