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誰獵殺了紅色四月?
是誰獵殺了紅色四月?
2000.05.01 | 科技

雲淡風清的四月天,在矽谷的街道上,人們相遇的第一句話卻是:「這一切結束了嗎?」
持續多年多頭行情的美國那斯達克股市,卻在短短一個月內下跌超過三成。「新經濟概念股」,被認為是這一波股市下挫的元兇,雅虎跌幅超過三成,和信超媒體超過五成,EToys更高達九成以上。影響所及,告別「新經濟」的聲音,逐漸蔓延。

**什麼是新經濟,any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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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股市下挫對「新經濟」的影響,必須先釐清什麼是「新經濟」?媒體、經濟學家、未來學家、和華爾街分析師眼中的「新經濟」,其實是包含了一組既相關、卻又不盡然相同的概念的名詞:
◆新經濟指的是90年代美國持續的經濟擴張,同時又能夠維持低通貨膨脹率、低失業率的總體經濟現象;
◆新經濟指的資訊科技和網際網路所帶動的經濟成長;
◆新經濟指的是網際網路的發明,和網路所帶動的經濟和社會轉型。也就是說,新經濟就是網路經濟;
◆新經濟指的是網路和資訊科技類股所帶動的美國股市榮景。
美國「官方」觀點下的新經濟,可以用美國聯邦儲備理事會主席葛林斯潘的看法為代表。葛林斯潘認為,美國企業自從1980年代末期以來持續在資訊和通訊設備上的投資,是層面更廣的技術與經濟轉型的重要關鍵。葛林斯潘相信,美國是處於整個二十世紀絕無僅有的時光,科技的創新與發明從根地改變了經濟架構。資訊科技的普及,讓不斷更新的資訊變得垂手可得,從而改進了企業的經營效率;生產的規劃變得更加容易;庫存得以降低;運送的時間縮短了;通路的本質則全然被改寫。基於這樣的信念,美國的聯邦儲備理事會在整個90 末期都採取了較為寬鬆的貨幣政策。

**真有新經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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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經濟學家克魯曼則認為,「生產力」才是經濟領域中,唯一重要的事情。只有生產力顯著地提昇,才有所謂的「新經濟」。從統計數字上來看,美國非農業部門的生產力提昇,的確讓人耳目一新。自從1996年以來,美國的生產力每年有2.2%的平均成長率,過去25%年來的平均成長率則只有1%左右。生產力的增長在1998年下半年更跳升到3.4%,1999年第一季則是3.5%。經濟學人指出,除非這樣的生產力增長能夠持續,「新經濟」之說才能成立。
然而,西北大學的經濟學教授高登(Robert Gordon)指出,從1995年第四季到1999年第一季這段期間,電腦製造部門的生產力大幅提昇了將近42%,所以儘管電腦製造部門僅佔美國總體經濟產出的1.2%,這樣的成長幅度仍足以推升總體經濟的生產力。換句話說,資訊科技部門本身的成長有著無與倫比的力量,但是對其他經濟部門生產力的影響,「要不是小到無法察覺,就是根本是負面的,」高登說。
生產力提昇有限,為何先前股市能夠大漲?為何又能維持低通貨膨脹率?《經濟學人》雜誌指出,低通貨膨脹率和低失業率之間的關係,本來就不需要靠一套「新經濟」理論來解釋,一些小小的舊理論的結合,就足以說明過去幾年來美國股市為何得以持續上漲,卻又有著低通貨膨脹率:強勢美元、低物價、華爾街的力量、美國以外地區(例如97'~99的亞洲)的循環性經濟低潮、和非薪資的勞動成本壓力減輕等等。

**哪個「新經濟」完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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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過去幾年來因高經濟成長率、低通貨膨脹率和低失業率「同時」存在而浮現的「新經濟」奇景,很可能也就是資訊科技部門的生產力驟然大幅翻揚的「偶然」結果,而不是全新的總體經濟結構轉變。美國股市的漲漲跌跌,既不是因這樣的「新經濟」而浮現,當然也就不是因為這樣的「新經濟」破滅而下跌。
資訊科技部門的成長,是美國90年代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則是無庸置疑的事實。根據美國商務部的統計,數位經濟-包括電腦軟硬體和電訊產業約佔美國國民生產毛額的8%,卻佔有自1994年以來實質國民生產毛額增長率的35%。就連一向對「新經濟」的概念多所保留的《經濟學人》都為文表示:「如果新經濟指的是更多的科技公司和工作者,這是毫無爭議的」。

**沒趕上新經濟熱潮嗎?很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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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股大跌,網路公司的營運面臨空前未有的風聲鶴唳。道瓊集團旗下的媒體公司Barron's和網路評量公司Pegasus Research所提出的研究報告指出,207家的網路公司當中,將會有51家因現金流量不足,而在一年內以倒閉收場;花旗/旅行家集團的共同執行長威爾(Standford Weill)預言,八成的網路公司會在五年內消失;專業網路研究機構Forrester Research則預測,大部分的網路零售商將在2001年以前結束營運。
美國「投資之神」華倫巴菲特(Warren Buffett)說:「想從社會轉型中獲利,風險從來就沒有低過。」從來不投資科技股巴菲特在一次演講中提到,他其實由衷地相信,徹底改變人類生活的資訊革命早已到來。只是巴菲特也提醒我們,多少人從過去的產業大變革中致富呢?少得可憐!巴菲特舉世紀初兩個同樣對社會轉型造成重大影響的產業為例:汽車和飛機工業。
汽車工業草創之際,全美國至少有兩千家以上的製造商,如果你在汽車工業的初期階段就知道這個產業大有可為,你或許會說,「正這是通往財富之路」。歷史證明,二十世紀的確可以說是汽車的世紀,但是到了二十世紀的九○年代末期,當初的兩千家汽車製造商經過慘烈地廝殺,只剩下對投資人沒有特別吸引力的三家主要汽車廠。飛機工業的狀況也很類似,在1919到1939年這段期間,美國大概有三百家飛機製造商,到了現在,碩果僅存的則不到五家。汽車和飛機工業對美國社會與經濟產生重大的影響,但是對多數的投資人而言,沒有。 
巴菲特感慨地說,「就算你了解汽車的重要性,要選擇可以讓你賺錢的公司,仍舊很困難。」
社會大轉型的年代,計算輸家可能還來得比較容易一些。
時代的浪潮終究要淘汰多數的網路公司,要比股市的震盪更為嚴苛。

**網路新經濟與股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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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管理學大師彼得杜拉克對此早有洞見。杜拉克指出,工業革命初期的一些產業,像是布料、鋼鐵和鐵路等等,也曾經在一夜之間,創造出許多的產業鉅子、百萬富翁,像是作家巴爾札克筆下的銀行家,或是文豪狄更生所描寫的鋼鐵大亨。工業革命以後所浮現的新產業,同樣創造了許多的百萬富翁,只是他們不再能光靠時機和運氣而一夜致富,而是二十年的苦幹實幹、越挫越勇才獲得的成就。
杜拉克的真知灼見在於告訴我們,光靠股市狂熱,不可能撐起一個新時代的榮光。
荷蘭在十七世紀所引爆的鬱金香狂熱,在1636年達到最高峰,當時一顆鬱金香球莖的價格,可以換得二十七公噸小麥、五十公噸裸麥、四頭牛、八條豬、十二隻羊、外加成堆的酒類和布料。如今,金融投機早已為人所淡忘,但是荷蘭,三百多年來,卻是全球色彩最繽紛的花卉王國。
杜拉克認為,網路及網路所帶動的電子商務,終將會成為全球傳遞與流通商品、服務、甚至是管理與專業性工作的最主要方式,從根改變經濟、市場、與產業結構,更重要的是,我們看待這世界,和我們身處這新世界的方式。
楊致遠、貝佐斯的一夜致富,只是證明了我們正處在一個新時代的開端。「新經濟」的實質影響力仍舊那樣有限,我們如果期待資訊科技和網際網路所帶來的經濟和社會轉型,所當要求的,理應是二十年以上的胼手胝足打造,而不僅只是仰望股市的短期漲跌。
楊致遠雖然身價非凡,但他仍是一個努力無比的工作者,每天工作12個小時以上,他的創業夥伴菲羅(David Filo),仍然常在公司打地舖,以解決突如其來的技術問題,「我們一心作的事,是把Yahoo!打造成一個服務顧客的公司,」坐在矽谷的速食店裡,楊致遠對慣常於摩天大樓頂層CEO辦公室採訪的Fortune主編說道。
如果「新經濟」指的是網路和資訊科技,及其所帶來經濟活動和人類生活的變革,是沒有太大的疑問的。但是經濟學家的統計數字也告訴我們,網際網路和資訊科技產業的發展本身沸沸揚揚,對總體經濟生產力的提昇,卻像是黎明的曙光,耀眼卻不炙熱,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至於股市的起伏對網路新經濟的影響,則如同舊時代來來去去的金融遊戲一般,是一場無害的嘉年華會,它至少告訴了多數的旁觀者,新時代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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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Agentic AI、碎片化與地緣政治正重塑數位世界,我們該如何重構下一代網路的「數位信任」?
當 Agentic AI、碎片化與地緣政治正重塑數位世界,我們該如何重構下一代網路的「數位信任」?

面對人工智慧(AI)應用的爆發與地緣政治風險的升高,數位環境正迎來「信任」與「韌性」的雙重嚴峻考驗。為了回應這些挑戰,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舉辦首屆「 Internet Week 2026(網路週)」,大會串聯數位發展部(moda)、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亞太網路資訊中心(APNIC)、網際網路名稱與號碼分配機構(ICANN)、臺灣網路治理論壇(TWIGF)及台灣網路維運社群(TWNOG)等國內外指標社群與國際組織,整合多個重要論壇並展開 4 天共 66 場主題議程。

Internet Week 2026 希望透過公、私部門、國際組織與技術社群的跨界溝通,讓政府、私人企業、國際組織、技術社群與公民團體力量在同一個平台上對話。大會不僅期盼建立一個開放、中立且多元的對話空間,更致力於帶動信任的溝通,藉此強化台灣在國際網路治理舞台的實質影響力與能見度,共築具備數位韌性與信任的未來。

身分識別不等於信任,碎片化才是真正危機

「身分識別(Identity)並不等於信任(Trust)。」Edgemoor 研究中心執行長 Steve Crocker 在會後專訪中,拋出這句耐人尋味的觀察。

身為 ARPANET 時代的重要參與者,他見證網際網路從學術研究網路,逐漸演變為全球最重要的數位基礎設施。然而,在地緣政治與各國法規分歧的今天,他認為網際網路正面臨前所未有的碎片化挑戰。「在價值觀、法規與司法管轄權都不同的情況下,我們如何依然維持全球的互通與信任?」Crocker 點出了他的觀察。他指出,未來的數位治理不可能再依賴單一規則或中央權威,而是必須建立在全球共用框架與在地化決策並存的架構上。

技術機制能全球互通,但各國仍應保有政策調整的空間。這樣的治理思維,也體現在 Crocker 近年推動的「 Project Jake 」計畫。隨著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DPR)等隱私法規上路,過去廣泛用於網路犯罪調查的 Whois 網域註冊資料系統,已陷入隱私與公共利益的兩難。Project Jake 則嘗試建立新的跨境資料存取機制,而 TWNIC 更是全球首個主動參與試點的機構。值得注意的是,面對近年區塊鏈與替代性網域名稱系統(Alternative DNS)興起的聲浪,Crocker 直言這往往是為不存在的問題,提供昂貴的解方。

他強調,網際網路真正的韌性來自長年建立的「分散式協作」與「相互依存」。「網際網路從來不是中央控制系統,而是一個 network of networks。」在他看來,與其重新建立彼此割裂的替代架構,不如持續深化跨國透明協作與多方治理,才是維持全球網路信任最務實的方式。

Steve Crocker 總裁暨執行長
Edgemoor 研究中心執行長 Steve Crocker
圖/ 數位時代

借鏡歐洲《數位服務法》,用「個人問責」重新定義公共利益

如果 Steve Crocker 談的是「基礎設施的信任」,那麼 Jeremy Godfrey 所關注的,則是平台與 AI 對公共利益的衝擊。Godfrey 直言,當前數位平台最大的問題,並不只是單一內容真假,而是整個商業模式正持續放大社會風險。「數位市場並不一定會自然產生對社會最有利的結果。」

長期管理 Meta、X、TikTok 等跨國平台歐洲監管事務的他指出,當平台以廣告收益與流量作為核心目標時,演算法往往會傾向放大更具爭議性與成癮性的內容,進一步衝擊民主討論、兒少保護與社會信任。Godfrey 強調,當數位治理開始涉及言論自由、人類尊嚴與選舉公平等基本人權時,社會不能再將權利平衡的責任,完全交由商業平台自行決定。這也是歐洲近年積極推動《數位服務法》(Digital Services Act,DSA)的原因。除要求大型平台管控系統性風險外,愛爾蘭也進一步要求平台落實年齡驗證、限制向未成年人推播有害內容,並強化企業內部的「個人問責制」。

不過,在 Godfrey 看來,未來治理不該只是被動「減少傷害」,而是重新思考整體數位生態系。「我們不該在創新與安全之間二選一,而是同時追求兩者。」他認為,當 AI 與平台逐漸成為社會基礎設施的一部分,治理的核心已不再只是技術,而是如何讓「信任、安全、權利保障與經濟價值」彼此共存,重新建立數位社會的公共利益與信任基礎。

不用 AI 不代表更安全,溫水煮青蛙的轉型危機

而當 AI 與平台逐漸成為社會基礎設施的一部分,治理核心將更專注在技術快速演進下,如何重新建立企業、政府與社會的信任能力。「AI 已經從回答問題,進入執行任務(Action)。」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創新經濟顧問簡立峰指出,當前 AI 已具備規劃與執行能力,正逐步接手知識型工作的核心流程。

這波由代理型 AI(Agentic AI)帶動的變革,首當其衝的正是白領階級;企業接下來面對的不僅是「流程再造」,更是深度的「職能再造」。然而簡立峰也警告,台灣正面臨一場「溫水煮青蛙」的轉型危機。由於國內高端服務業多屬內需市場,企業導入 AI 往往只停留在讓工作變快,卻未真正翻轉核心競爭力做到更聰明。在全球市場,企業已開始不再大量招募初階知識工作者,而是亟需能與 AI 協作、重新定義問題的人才。

「不用 AI 並不能代表更安全。」面對外界對 AI 資安與風險的焦慮,簡立峰提出極具衝擊性的觀點。他以開車為例,車子不開出門固然不會出車禍,但也等於永遠失去移動的能力。真正的數位治理並非全面防堵,而是在實際使用中建立防護。他呼籲,政府必須比以往更積極地導入 AI,「如果政府自己不用 AI,就沒有能力治理 AI,只有 AI 才能監管 AI。」他以「矛與盾」來比喻,強調面對新型態的數位犯罪,必須建立如「AI 警察」般的防禦機制;唯有善用 AI 作為測試與除錯的工具,才能精準揪出系統漏洞,也就是「以 AI 來監管 AI」。

而在治理與技術外,最後的防線仍回歸到「人」。簡立峰強調,未來的教育必須從單向的教導轉為引導,全面培養全民的「AI 識讀能力(AI literacy)」,讓人們在真假難辨的環境中,具備獨立思辨與理解風險的能力。唯有如此,才能在 AI 深度滲透的社會中,建立穩固的信任機制。

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創新經濟顧問簡立峰
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創新經濟顧問簡立峰
圖/ 數位時代

多元共融與韌性實踐,為建立信任數位社會的基石

「現在最大的問題,已經不是網路快不快,而是人們還敢不敢相信這個網路。」TWNIC 董事暨執行長余若凡說到,AI 時代的數位信任不只是技術問題,更是場需全社會參與的治理工程。為此,TWNIC 正從純粹的技術社群,轉型為「信任環境驅動者」,致力打造讓人願意信任與參與的數位生態系。

余若凡指出,建立數位信任必須從三個層次著手。首先是「技術面」的基礎設施韌性,如落實 DNS 濫用防治與域名安全;其次是「治理面」的規範設計,探討 AI 與內容監理的平衡;最後,也是最關鍵的「社會協作」。她強調:只有當大家願意對話,信任才有可能被建立。

推動信任對話的同時,多元共融更是韌性實踐的關鍵。談及大會的「Taiwan Tech Women」論壇,余若凡坦言儘管台灣性別平權具指標性,科技業決策圈的女性比例依然偏低。但 AI 時代的不確定性,反而成為女性突破框架的契機。結合與談專家觀點,未來面對複雜的地緣政治與科技風險,企業亟需兼顧社會、科技與公共利益的「生態系領導力(Ecosystem Leadership)」。而女性特有的同理心與跨域溝通耐心,將成為這種多方協調的關鍵需求能力。

「最大的成功,是未來我們不再需要舉辦 Taiwan Tech Woman 這樣的論壇。」余若凡更期許。當性別不再是評價標準,多元聲音成為數位治理的日常,才是真正穩固的信任底座。

TWNIC董事暨執行長余若凡
TWNIC董事暨執行長余若凡
圖/ 數位時代

綜觀 Internet Week 2026 中各界專家的深刻洞見,網路的未來早已演變為一場涵蓋法規監理、人權保障、經濟創新與社會共融的環境。面對全球網路的破碎化危機與AI帶來的雙面刃效應,單憑政府或單一企業已無法獨力應對。「公私協力」與「開放對話」將是迎向未知挑戰的解方。藉由這些跨界對話與激盪,台灣向國際展現了落實「多方利害關係人治理模式」的決心與實質能量。期許在產官學研及公民社會的共同努力下,能持續深化國際網路治理的影響力,在下個網路世代中穩健前行,共築兼具數位韌性與信任的美好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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