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偉雄（以下簡稱詹）：請你談談你和建築這一行的因緣，你是和父親一起在忠泰建設工作，當初怎麼會進入這個行業？
李彥良（以下簡稱李） 當初會進入這個產業，主要是因為這是家裡經營的事業。因為我父親從年輕開始就進入這個產業，也有幾十年的時間了，他過去一直在宏泰建設的系統，大約在我高中時期，他就自行出來創業成立忠泰。我在就讀大學期間，寒暑假就會到公司來看看房地產到底在做什麼。
那時了解很有限，也稱不上太大的興趣。因為接觸之後，我在大學有幾次在國外待比較長的時間，從國外旅遊的過程，反而培養起我對建築的興趣，台灣的環境對我來說，反而比較難產生熱情與興趣。我大概利用兩年的寒暑假，陸續去了歐洲幾個國家，包括英國、法國等國家，因為在國外看到人家在都市與建築設計，回到台灣之後感覺有落差，當時才慢慢開始思考一些台灣建築的可能性。
畢業之後選擇也不太多，因為是家裡的事業，家裡希望我至少花兩年的時間進來工作，到時再想出國唸書的可能。開始工作之後，反而產生了興趣，也就再也沒想過出國唸書，反而是每年都會到國外去看一些東西，從中學習。
詹 哪個關鍵的案子，讓你對建築開始產生真正的興趣，而不再只是父親囑託的任務？
李 年輕時在歐洲停留的期間，我自己看得比較有感覺的，是在巴黎期間，看到他們拉德芳斯區（La Defense）的都市開發案（拉德芳斯是戰後巴黎最重要的新興都會建設，位於巴黎西郊，和香榭麗舍大道及凱旋門成一條直線，在八百公頃的土地上，呈現最現代前衛的摩天大樓）。整個開發案，不論是尺度或是公共藝術的角度來看，都是大工程，當時去看這些建築，覺得企圖很大，給我的震撼也很大。印象最深的，是看到建築其實可以創造出很多可能。回到台灣之後，大約在十年前，當時整體的環境並不重視建築，並沒有把建築當成生活中的一部份。
詹 台灣的營建業，長期以來有它自己內在的傳統，某種角度來看，它常常流於僵硬，很多時候是師徒制的，所以台灣的建築比較難有新的改變。當你碰到家族事業的時候，你也有類似的感覺嗎？
李 這種感覺非常強烈，我進到公司時，差不多公司已經成立十年了，發現公司蓋的案子全部都一樣。從第一個案子的第一塊磚、第一顆石頭，到我進來之後都還是一樣，以前想法很簡單，因為之前的案子賣得很好，所以就用同樣的建材、設計、工法再來一次。這道理也很簡單，藉由一次又一次的案子，工人非常熟悉全部過程，採購發包的成本也能降低。
我進來之後，大概公司有十幾棟建案的長相是一樣。我進來之後，也被要求做一樣的東西，當時就強烈感覺，我進來三、五年或是三、五十年，可能都在做同樣的東西，如果有天我回過頭來看我的人生，人生大概就是那塊磚、那顆石頭，沒有其他任何東西了。當時進入這樣的環境，是有點沮喪的，因為所有東西都被決定好了。
詹 你如何去改變這樣的情況？
李 我進入公司之後，是在台灣房地產進入不景氣的年代。那時一方面做得無趣，另一方面不景氣，不管是賣房子或是交房子，都在跌價，所以房子也很難交，只要在跌價期間，不管房子蓋得好不好，就是很難交房子給客戶。我當時負責業務部門，交房子是我在負責，當時就是整天做著無聊的工作，還要經常和客戶起爭執，吵架、存證信函的往來，感覺非常痛苦。
當時就想既然錢也不好賺，那為什麼不讓自己做得開心一點？所以我開始在公司內部推動，希望設計這件事情能被重視，希望蓋不一樣的東西，景氣已經不好，客戶已經不買你的東西，你還再蓋得一樣，有什麼理由讓人家來買？
我開始逐步推動建築設計的理念，但當時內部氣氛並不支持，很不容易。我大概進來兩、三年之後，才有了第一個改變，開始改變磚的顏色，其他什麼都不能變，從以前有點粉紅的磚，改成灰色，這改變大概花了我三年的時間。但改了之後，也還是沒賣好，那也許是大環境的因素，就算貼紅色的磚也賣不好，但內部會認為我必須負責承受這結果。
但我並沒有放棄，再下一個案子，我就不只是改變磚的顏色。那個案子開始找專門作外部設計的建築師進來負責，以前的作法，是同一個設計師，從建築、庭園、室內全部負責，但其實很難兼顧，從那個案子開始，我開始和國內年輕一輩的設計師接觸，各自負責不同環節。慢慢開始把建築師，定位成將天馬行空想法落實的人，比如有人專門負責法令、有人負責把面積創造到最大等，再把不同領域的設計師整合進來。那時我開始有個目標，是要把想法能夠變成口語化，讓內部同仁能夠了解，這會有助於我推動公司的改變。
最初，我們公司的企業文化是務實、誠信，這是放諸每個行業都能成立的，如果到建築行業中，有哪些是我們必須更重視的？那時我開始推動「以建築之美，創造都市之美，實現生活之美」的概念，希望建築能有更多美感。從那時開始，每個案子都有各自的特色、表情、風格，每個案子都不同。
那時陸續推出幾個建案，賣得也都還不錯，自己做得也比較愉快，成交的價格也比較高。這算是比較良性的循環，那時我才真正感受到做房地產是有樂趣和機會的。
大約這樣過了三、四年之後，我開始希望有更多改變。當時運氣不錯，在大直整合了一塊兩千五百坪的土地，基地的質和面積都很好。那時開始嘗試與國際接軌，當時想法很單純，因為公司常去日本考察，日本是離台灣最近的已開發國家，也是亞洲唯一在建築上可以與歐美抗衡的國家，所以日本被列為第一優先，台灣在營建和工法上，有留下許多日據時代至今的傳統。
當時想蓋一棟有日本品質、樣子的住宅。那時標語改成「日系建築的實踐家」，找來日本最大的建築設計事務所日建，以及日本前三大的營建工程集團鹿島，希望在建築的品味與品質上，都能與日本看齊。此外，包括燈光、室內等各領域，也都從日本過來的。
那時台灣沒有人從國外請施工單位，因為成本非常昂貴，我們算是第一個例子。另外，我們也很怕日本人做完工程，人就走了，只剩下一棟漂亮的建築，其他什麼也沒有留下來，等下個案子開始，我們又被打回原形。所以和日本人談的時候，前提是必須帶著我們的人一起做，但要日本人這樣做，其實很困難。以鹿島來說，一年營業額大約新台幣四、五千億，從業人員有十萬名，有自己的建築研究所，裡面有兩百多個碩士、博士，一年光研究經費就新台幣五十億，會研究風力、水力等各種領域，不只蓋房子，他們還會蓋水壩、建核能電廠。對他們來說，技術、資金根本都不需要靠我們，幹麻要跟我們合作？幫你訓練？
但後來往來溝通的過程，我們讓他們看到學習的誠意。這個案子後來以「輕井澤」名義推出，以往管工地最高峰是八個人，那個案子到了二十二人，甚至很多工法當時台灣還沒有，從機具到工人都從日本引進。
以前我很困擾，是台灣的工地總是亂七八糟，工人檳榔、菸蒂、保利達B到處都是。到日本參觀時，工地就和工廠一樣，乾淨又整齊，看不到垃圾，吃飯有吃飯的地方，不同工種有不同的制服，每個工人進來之前要測血壓、打卡，今天工作區域在哪裡劃分很清楚，今天哪個工區是哪個工種，不同制服就可以分區管理。經過和日本人的合作，現在我們的工地和日本不會差太多，工地物料管理、人員管理都落實，工人在裡面也比較舒服，比較能冷靜、客觀的完成工作。
詹 和日本人合作，在設計與建築的接軌上，有哪些不一樣的收穫？
李 最大的收穫，是我們落實了「照圖施工」。以前台灣根本沒有人做這件事情，因為多畫一次圖，可能要再花幾百萬，但日本不同，工人在現場只會照圖施工，台灣工人不同，在現場的權力很大，有些圖不清楚，工人會發揮自己的創意來完成。日本是現場只要有圖不對，或是需要改變，是所有事情重新回到源頭，工程先停下來，鋼筋、混擬土、粉刷、貼磚、設備、管線每個環節都有自己的圖，中間只有要一個地方改變，所有圖重新再回去修正。台灣則不同，一個圖改了就好，其他圖都不變，所以常常發生，水管過去本來可以直通的，但後來設計改了，工人必須在現場自己找方法繞。
也因為這樣，過去我們要交竣工圖給客戶時，是非常痛苦的事情。因為自己蓋的人，也掌握不了現場施工的人實際的狀況，現場早已改得亂七八糟。現在我們已經可以施工的圖就是完工之後交給客戶的圖，因為所有改變都回到源頭。和日本人合作，主要就是改變了我們許多觀念。
詹 和日本人合作之後，對忠泰來說，有哪些可看得到的效果？
李 主要是消費者隱約可以感受到，我們的建案開始有了日本的品味與品質。但這時我又開始不滿足，如果一輩子都是日系建築，和我一輩子都貼同樣的磚，對我來說沒什麼兩樣。
和日本合作幾次之後，我又喊出「世界的忠泰」，口號喊響一點可以激勵自己。一開始也不是就從建築開始，而是先找法國的庭園設計、英國的室內設計，對於國外設計師來說，他們主要考量是我們有沒有辦法把他們的想法落實，反而錢不是最重要的考量。開始和歐洲設計師合作時，和日本合作的案子已經陸續完工，這變成可以說服這些設計師我們有這樣的能力和決心。
當然進入不同階段，不代表之前的東西就丟掉，後來我們變成「日系精工、國際視野」。同時間日本和歐洲的合作都有，在日本的部份，開始進行跨領域的嘗試，例如日本工業設計大師喜多俊之，早年曾長期待在歐洲，設計過三菱的機器人、夏普的液晶電視，甚至蛋糕、餅乾等產品，也擔任過大版、新加坡等新城市開發案的顧問，他做過很多東西，但就是沒做過建築，所以我們找他時，他也非常樂意。因為之前的案子，我們開始慢慢能將設計師的創意落實成具體的建築。另外像鄭秀和、野口勇等設計師也都和我們有合作，例如，鄭秀和會和我們有家具的設計合作，以後和我們合作的設計師，前提也都會希望請他們幫忙設計一套家具，這慢慢會變成我們家具的品牌。另外，和日本生活雜貨品牌F.O.B的設計師梅林克，也合作開發生活品牌系列。這幾年開始，我們漸漸開始和日本設計師從建築延伸到生活各面向上。
詹 這麼多設計師的合作案，你怎麼讓公司變成全力支持你？因為每一次的合作，對大多數人來說，都會是全新的挑戰與適應。你用什麼方法和他們一起工作？
李 其實也很簡單，我在做得事情，公司裡面的人未必都了解，但我這樣搞，他們覺得反正房子都可以賣完，那就是好方法，所以就沒關係，讓你去做。我要做什麼事情，愛怎麼玩沒關係，但前提是房子要賣好，這算是彼此發展出來的默契。
和一個設計師合作，一段時間內，我大概會以合作三次為前提。第一次是做他最拿手的；第二次則是依據他過去的作品，我出個題目請他來做；第三次則是他天馬行空來提一個案子。這算是這麼多年來，我覺得比較合適的作法。
和公司同事的工作，不少內容是我也還在嘗試摸索，在公司內部包括我在內，另外還有三人決策小組。要說服其實也不難，簡單說就是花錢很難、不花錢很容易。那我就要想怎麼不花錢，房地產在預售的時候都會有廣告費，我只要在不超過廣告費預算的情況下把房子賣完，就沒有問題。所以關鍵不在公司是否出錢，問題在我從廣告預算中找出創造其他行銷的可能，因為花廣告費刊在報紙上說自己很好，其實是很沒意義的事情，所以我反而把廣告費留下來，用在其他的嘗試與創新上，讓消費者產生更多好感，那比用廣告來得有效。所以後來我的方法，是不用多拿其他費用，但廣告費切一塊下來給我做其他行銷方式，大概就是兩到三成的廣告預算。
詹 這兩到三成的廣告預算，你怎麼來運用？
李 主要是用來做藝術與美學的嘗試，讓更多人知道我們。現在則是用更積極的方式，以前行銷預算是跟個案走，現在則是先拿出來做，剩下來得再留給廣告預算。
最近最典型的作法就是「明日博物館」，這就和個案完全切割開來。明日博物館的位置，是一年以後才有建案要推出，因為要進行都市更新，當時覺得很可惜，現成就有一棟房子，裡面是亂七八糟的，但那個空間我覺得有一些可能性，但要做什麼？做這樣的事情的意義是什麼？我之前還有很多猶豫，但後來說服自己，如果這次不做，以後肯定會一輩子後悔，因為剛好有這塊土地，以後這塊土地會蓋房子，我到台北哪裡去找這樣一塊土地，上面還有現成的空間，而且還有一段不短的時間，如果公司馬上就要推案子，我大概就沒時間了。現在有現成土地、空間、時間，又位於台北市中心，如果猶豫再三等房子蓋起來，以後恐怕再也沒機會做了。
後來想通這件事情，就想怎麼來克服其他阻礙。我大概想了三個月，從開始決定動手去做，到全部空間清理完畢，只花了一個月就全部就定位，到目前為止，也達到不錯的效果，這次經驗讓我體會到，其實不用全然強調行銷與建築的關係，反而利用這次的機會成立基金會，定位是在藝術層面，希望和建築有關，但基本上是文化藝術領域的，都可以來嘗試。
這次經驗，讓我希望透過對文化藝術的支持，學習他們與社會大眾溝通的語言。這語言是我過去陌生的，因為我比較熟悉建築的語言，文化與藝術的操作我不懂，透過這樣的過程讓我來學習，能夠創造出更多可能性，將來是可以回饋到建築本身上的。
對建築本身事業來說，基金會是走在前面，開發更多種天馬行空的可能性。以前在建築本業之下，所有想法一定會受到建築本業影響，做得事情還是在同樣架構下。有了基金會之後，希望能有更多在前面領頭的機會，而基金會也把公司擁有的土地，當成最大的資源。因為有這樣的方式，透過明日博物館的方式，來做出另一種呈現與運用。明日博物館的概念是會依現實條件的不同，而做不同的移動與改變，這是我未來持續想做得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