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變高效了,也不再重要了⋯」Claude讓工程師增效50%,但「萬事問AI」卻埋下隱形危機
「我變高效了,也不再重要了⋯」Claude讓工程師增效50%,但「萬事問AI」卻埋下隱形危機

重點一:Anthropic 工程師利用 Claude 協作顯著提速,過去一年自評生產力提升約 50%,使用比例升至約 59%。

重點二: AI 使工程師更「全端化」,可跨領域處理任務及各種瑣碎的小問題,但也導致深層技術磨練與同儕導師制度弱化。

重點三: 據悉 Anthropic 已啟動 IPO 準備,估計最快 2026 年上市,並已聘請 WSGR 律師事務所擔任顧問。

時間來到 2025 年末,頂尖 AI 之爭漸呈「三分天下」格局。即使 OpenAI 的 ChatGPT 現階段仍擁有最多的活躍用戶,Google 憑藉 Gemini 3 的強悍性能及全端部署,已讓僅具用戶數量優勢的 OpenAI 拉響警報。

而 Anthropic 則以優越的程式編寫體驗著稱,預估 2028 年營收可達 700 億美元(約新台幣 2.29 兆元)。因展望樂觀,《金融時報》近期透露, Anthropic 目標最快於 2026 年在美國資本市場掛牌。

相對於 OpenAI 現階段的掙扎,Anthropic 的發展態勢可謂順風順水,而這一切的基礎在於 Claude 的工作表現。

根據近期 Anthropic 內部研究, 員工透過頻繁使用 AI 進行除錯及完成先前被忽視的工作,生產力顯著提升,平均增幅達 50%。

研究強調,工程師正利用 Claude 擴展能力,變得更像「全端」(Full-stack)工作者,能夠承擔核心專業領域之外的任務。

導入 AI 的意義:工程師更有時間創新或處理小問題

Anthropic 的內部研究考察了旗下 132 位工程師和研究人員的工作,旨在了解 Claude 如何改變軟體開發的本質。這項研究結合了問卷調查、53 次深入訪談,並分析 20 萬份 Claude Code 使用數據。

結果顯示:工程師們不僅自評因 AI 協助而獲得了 50% 的生產力提升,更驚人的是,高達 27% 的 AI 輔助工作,是他們坦言「若沒有 AI 根本不會去做」的任務。

這些「額外」的任務包括:

1.錦上添花的工具: 建構如互動式數據儀表板這類能提升品質,但非絕對必要的工具。

2.高成本的探索: 進行以往因人力成本過高而無法實行的探索性工作。

3.修復「小問題」: 處理那些長期困擾工程師,但優先級總是被排在後面的痛點(Papercuts),例如重構既有程式碼以提升維護性。

此現象背後的意義深遠: AI 不僅是提升效率的工具,更是一個「雄心壯志的放大器」(Ambition Amplifier)。 它賦予團隊能力去追求更高的品質標準與更大膽的創新,將過去遙不可及的「Nice-to-have」變為觸手可及的「Can-do」。這種質變,也改變了工程師所需具備的核心技能。

所有任務「產出明顯變多」
左邊衡量的是「花多久」,右邊看的是「做了多少」。調查顯示,工程師在除錯、理解程式碼、寫測試、重構、文件、學習、基礎維運等,多半因為有 Claude 幫忙而「時間微幅下降」;但圖右幾乎所有任務的「輸出量」都往右偏,代表產出增加。
圖/ Anthropic

AI 的出現,讓工程師能輕易跨足非核心專業領域,但也潛藏著對專業深度的挑戰。研究發現,許多工程師正利用 AI 變得更加「全端」,例如一位後端工程師現在能獨立建構出複雜的使用者介面,大幅縮短了產品開發的反饋迴圈。

但這也引發了一些原先意想不到的問題。

「無腦用AI」恐致技能衰退,怎麼辦?

這種廣度的擴展帶來的矛盾是:部分工程師開始擔憂,過度依賴 AI 可能導致核心技能逐漸「萎縮」(Atrophy)。更重要的是,他們可能會失去在親手解決難題過程中,無意間吸收寶貴知識的機會,即所謂的「附帶學習」(Collateral Learning)。

意即,當工作者親力親為解決棘手問題時,通常需花時間閱讀文件和程式碼,這些時間雖不直接用於解決當下的問題,卻有助於建立對系統運作的心智模型。但現在這種情況減少了,因為 Claude 可以直接指出問題所在。

Claude在除錯、理解、實作等占比大幅上升
六個月前到現在,Claude在工程師手上做的工作種類有明顯位移。最顯著的Debugging 從約9.8%跳到38.3%,表示用 Claude 除錯變成日常大宗;Implementing New Features 從約14.3%增至36.9%,代表新功能開發也大量交給 Claude 協作。
圖/ Anthropic

這便引出了一個「監督的悖論」(Paradox of Supervision): 要有效地監督 AI 產出的品質,需要深厚的專業知識;但過度使用 AI,卻可能恰恰侵蝕了這些專業知識的養成過程。

因此,當工作方法改變時,工程師們也發展出一套全新的委派哲學。

向 AI 委派任務的核心在於「策略性信任」

隨著 AI 協作普及,工程師們正在發展出一套全新的工作方法。關鍵不在於盲目地將工作交付出去,而在於一種有策略的委派藝術。他們傾向將特定類型的任務交給 AI:

  1. 低風險且易於驗證的任務。
  2. 重複性高或令人厭煩的任務(研究中,44% 的 AI 輔助工作是工程師自己不想做的)。

與此同時,他們保留了那些需要高度策略性思維、深刻理解組織脈絡,或是涉及「品味」的設計決策。這種信任關係並非一蹴可幾,而是一個漸進過程。一位工程師生動地將其比喻為使用 Google Maps 的經驗:

「一開始我只在不認識的路線上使用 Google Maps……這就像我用 Claude 來寫我不懂的 SQL,但不會讓它寫我懂的 Python。……如今我隨時都在用 Google Maps,即使是日常通勤。如果它建議走一條不同的路,我就會照做,相信它已考量了所有選項……我今天也以類似的方式使用 Claude Code。」

Claude在工作中承擔了更多交付成果
左圖表示任務複雜度提高:從大約中階,提升到更高階的工作。中圖顯示每次工作流程中,Claude能連續自行執行的步驟變多(從約10步到約20步),代表自主性上升。右圖則是每次工作需要的人類回合數下降,說明工程師更少干預就能把同樣的事做完。合在一起的意思是:工程師把更困難的工作交給Claude,而Claude也更長時間自己跑流程;人類主要在關鍵節點做設定與審查。
圖/ Anthropic

這意味著,高效的 AI 協作並非被動接受指令,而是一種主動的判斷、管理與驗證能力,這本身就是新時代中至關重要的職場技能。這種個人工作方法的轉變,也正影響著團隊的互動模式。

萬事問 AI:辦公室「導師制」正在凋零

AI 正從根本上改變傳統職場的知識交流與求助模式。研究的另一個核心洞察是,AI 助理(如 Claude)已成為許多工程師提問的「第一站」,取代了過去向資深同事請教的習慣。AI 負責處理相對常規、有明確答案的問題,這使得人類同事間的互動,得以專注於那些需要深度脈絡、策略性思考的複雜議題。

但這個轉變有利有弊。好處是減少了因頻繁提問而打擾同事的「社交摩擦」;壞處則是部分員工懷念人與人之間互動的溫度,並觀察到傳統的導師制度(Mentorship)正受到衝擊。

一位資深工程師在訪談中表示:

「比較資淺的同事不再那麼常來問我問題,這有點讓人難過,雖然他們的問題確實能更有效地被解決,學習速度也更快了……」

此現象的影響不容小覷,因為它可能正在重塑團隊的協作方式、知識的傳承路徑,以及資淺員工的成長軌跡。而當外部互動改變時,工程師內心對工作的感受也產生了動搖。

「寫程式的意義」正在被重新定義

AI 的介入不僅改變了工作流程,更觸動了工程師對自身「專業認同」與「工作意義」的核心感受。研究中浮現出兩種截然不同的反應:

失落派: 一些工程師為失去親手編寫程式碼時所體驗到的「心流」(Zen Flow State)狀態感到失落,認為這代表著一個時代的結束。

務實派: 另一些工程師則欣然接受轉變,他們發現自己真正享受的並非「寫程式的過程」,而是「寫程式所帶來的成果」。

一位工程師的心態轉變極具代表性:

「我本以為到了這個階段我會感到害怕或無聊……但我並沒有這些感覺。相反地,我感到非常興奮,因為我能做的事情變得更多了。我原以為我真的很享受寫程式,但我發現我其實只是享受寫程式所帶來的成果。

最終,工程師對 AI 的接受程度,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們從工作的哪個面向獲得最大的意義與滿足感。這種個人感受的差異,也延伸至對未來職涯的集體焦慮。

工程師的矛盾:我變強了,但好像也更沒價值了?

在這場由 AI 引領的劇變中,工程師普遍體驗到一種「短期樂觀」與「長期不確定性」並存的複雜情緒。他們的角色正從傳統的「程式碼創作者」,轉變為「AI 代理的管理者」或「程式碼的審查者」。

儘管短期內生產力大幅提升,但許多人對自己幾年後的職涯前景坦言「很難說」。這種矛盾心態,被以下這段工程師的自白精準捕捉:

「我對短期感到樂觀,但長期來看,我認為 AI 最終會做所有事,讓我及其他人變得不再重要。」

這個普遍的矛盾心態反映了身處技術變革最前線的專業人士,在積極擁抱新機遇的同時,也無法迴避對自身未來價值與定位的焦慮。除了這些主觀感受,客觀的使用數據也揭示了更深層的趨勢。

AI 正朝向更自主的「工作夥伴」演進

除了工程師們的主觀感受,Anthropic 內部對 AI 工具 Claude Code 的使用數據分析,也證實了 AI 在工作流程中的角色正在發生質的蛻變。數據顯示了三個關鍵趨勢:

1. 處理的任務更複雜: 在 1 到 5 的評分等級中,AI 處理任務的平均複雜度從 3.2 提升至 3.8。具體來說,3.2 分的任務像是「排除 Python 模組的導入錯誤」,而 3.8 分的任務則像是「實作並優化快取系統」。

2. 自主性顯著提高: 在需要人類介入之前,AI 能連續執行的動作(Tool calls,即 AI 自主執行如編輯檔案或運行指令等具體操作的次數)數量,從半年前的平均 9.8 次,大幅增加到 21.2 次,增加了116%。

3. 所需的人類指導減少: 平均每個任務所需的人類互動次數,從 6.2 次下降到了 4.1 次,頻率降低33%。

這些數據佐證了工程師們的主觀感受,也是驅動生產力變革的底層引擎。

結論:面對它、接受它、處理 它、放下它

Anthropic 的內部研究揭示,AI 對專業工作的影響,是一個賦能與挑戰並存的雙重敘事。它既是生產力的倍增器,也是技能的重塑者;既減少了社交摩擦,也衝擊了傳統的師徒制;既讓工程師感到前所未有的強大,也帶來了對未來價值的深層焦慮。

當工具的能力不斷演進,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越我們時,真正的挑戰已不在於「是否」使用 AI,而在於如何與之共存,並藉此重新定義自身角色的價值、技能的核心,以及工作的最終意義。

你能怎麼辦?只能套一句聖嚴法師的金句:「面對它、接受它、處理它、放下它。」

延伸閱讀:AI變現資優生!Anthropic年營收上看700億美元,為何奧特曼一談收入就變臉?

資料來源:How AI is transforming work at Anthropic

本文初稿為AI編撰,整理.編輯/ 李先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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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Agentic AI、碎片化與地緣政治正重塑數位世界,我們該如何重構下一代網路的「數位信任」?
當 Agentic AI、碎片化與地緣政治正重塑數位世界,我們該如何重構下一代網路的「數位信任」?

面對人工智慧(AI)應用的爆發與地緣政治風險的升高,數位環境正迎來「信任」與「韌性」的雙重嚴峻考驗。為了回應這些挑戰,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舉辦首屆「 Internet Week 2026(網路週)」,大會串聯數位發展部(moda)、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亞太網路資訊中心(APNIC)、網際網路名稱與號碼分配機構(ICANN)、臺灣網路治理論壇(TWIGF)及台灣網路維運社群(TWNOG)等國內外指標社群與國際組織,整合多個重要論壇並展開 4 天共 66 場主題議程。

Internet Week 2026 希望透過公、私部門、國際組織與技術社群的跨界溝通,讓政府、私人企業、國際組織、技術社群與公民團體力量在同一個平台上對話。大會不僅期盼建立一個開放、中立且多元的對話空間,更致力於帶動信任的溝通,藉此強化台灣在國際網路治理舞台的實質影響力與能見度,共築具備數位韌性與信任的未來。

身分識別不等於信任,碎片化才是真正危機

「身分識別(Identity)並不等於信任(Trust)。」Edgemoor 研究中心執行長 Steve Crocker 在會後專訪中,拋出這句耐人尋味的觀察。

身為 ARPANET 時代的重要參與者,他見證網際網路從學術研究網路,逐漸演變為全球最重要的數位基礎設施。然而,在地緣政治與各國法規分歧的今天,他認為網際網路正面臨前所未有的碎片化挑戰。「在價值觀、法規與司法管轄權都不同的情況下,我們如何依然維持全球的互通與信任?」Crocker 點出了他的觀察。他指出,未來的數位治理不可能再依賴單一規則或中央權威,而是必須建立在全球共用框架與在地化決策並存的架構上。

技術機制能全球互通,但各國仍應保有政策調整的空間。這樣的治理思維,也體現在 Crocker 近年推動的「 Project Jake 」計畫。隨著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DPR)等隱私法規上路,過去廣泛用於網路犯罪調查的 Whois 網域註冊資料系統,已陷入隱私與公共利益的兩難。Project Jake 則嘗試建立新的跨境資料存取機制,而 TWNIC 更是全球首個主動參與試點的機構。值得注意的是,面對近年區塊鏈與替代性網域名稱系統(Alternative DNS)興起的聲浪,Crocker 直言這往往是為不存在的問題,提供昂貴的解方。

他強調,網際網路真正的韌性來自長年建立的「分散式協作」與「相互依存」。「網際網路從來不是中央控制系統,而是一個 network of networks。」在他看來,與其重新建立彼此割裂的替代架構,不如持續深化跨國透明協作與多方治理,才是維持全球網路信任最務實的方式。

Steve Crocker 總裁暨執行長
Edgemoor 研究中心執行長 Steve Crocker
圖/ 數位時代

借鏡歐洲《數位服務法》,用「個人問責」重新定義公共利益

如果 Steve Crocker 談的是「基礎設施的信任」,那麼 Jeremy Godfrey 所關注的,則是平台與 AI 對公共利益的衝擊。Godfrey 直言,當前數位平台最大的問題,並不只是單一內容真假,而是整個商業模式正持續放大社會風險。「數位市場並不一定會自然產生對社會最有利的結果。」

長期管理 Meta、X、TikTok 等跨國平台歐洲監管事務的他指出,當平台以廣告收益與流量作為核心目標時,演算法往往會傾向放大更具爭議性與成癮性的內容,進一步衝擊民主討論、兒少保護與社會信任。Godfrey 強調,當數位治理開始涉及言論自由、人類尊嚴與選舉公平等基本人權時,社會不能再將權利平衡的責任,完全交由商業平台自行決定。這也是歐洲近年積極推動《數位服務法》(Digital Services Act,DSA)的原因。除要求大型平台管控系統性風險外,愛爾蘭也進一步要求平台落實年齡驗證、限制向未成年人推播有害內容,並強化企業內部的「個人問責制」。

不過,在 Godfrey 看來,未來治理不該只是被動「減少傷害」,而是重新思考整體數位生態系。「我們不該在創新與安全之間二選一,而是同時追求兩者。」他認為,當 AI 與平台逐漸成為社會基礎設施的一部分,治理的核心已不再只是技術,而是如何讓「信任、安全、權利保障與經濟價值」彼此共存,重新建立數位社會的公共利益與信任基礎。

不用 AI 不代表更安全,溫水煮青蛙的轉型危機

而當 AI 與平台逐漸成為社會基礎設施的一部分,治理核心將更專注在技術快速演進下,如何重新建立企業、政府與社會的信任能力。「AI 已經從回答問題,進入執行任務(Action)。」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創新經濟顧問簡立峰指出,當前 AI 已具備規劃與執行能力,正逐步接手知識型工作的核心流程。

這波由代理型 AI(Agentic AI)帶動的變革,首當其衝的正是白領階級;企業接下來面對的不僅是「流程再造」,更是深度的「職能再造」。然而簡立峰也警告,台灣正面臨一場「溫水煮青蛙」的轉型危機。由於國內高端服務業多屬內需市場,企業導入 AI 往往只停留在讓工作變快,卻未真正翻轉核心競爭力做到更聰明。在全球市場,企業已開始不再大量招募初階知識工作者,而是亟需能與 AI 協作、重新定義問題的人才。

「不用 AI 並不能代表更安全。」面對外界對 AI 資安與風險的焦慮,簡立峰提出極具衝擊性的觀點。他以開車為例,車子不開出門固然不會出車禍,但也等於永遠失去移動的能力。真正的數位治理並非全面防堵,而是在實際使用中建立防護。他呼籲,政府必須比以往更積極地導入 AI,「如果政府自己不用 AI,就沒有能力治理 AI,只有 AI 才能監管 AI。」他以「矛與盾」來比喻,強調面對新型態的數位犯罪,必須建立如「AI 警察」般的防禦機制;唯有善用 AI 作為測試與除錯的工具,才能精準揪出系統漏洞,也就是「以 AI 來監管 AI」。

而在治理與技術外,最後的防線仍回歸到「人」。簡立峰強調,未來的教育必須從單向的教導轉為引導,全面培養全民的「AI 識讀能力(AI literacy)」,讓人們在真假難辨的環境中,具備獨立思辨與理解風險的能力。唯有如此,才能在 AI 深度滲透的社會中,建立穩固的信任機制。

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創新經濟顧問簡立峰
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創新經濟顧問簡立峰
圖/ 數位時代

多元共融與韌性實踐,為建立信任數位社會的基石

「現在最大的問題,已經不是網路快不快,而是人們還敢不敢相信這個網路。」TWNIC 董事暨執行長余若凡說到,AI 時代的數位信任不只是技術問題,更是場需全社會參與的治理工程。為此,TWNIC 正從純粹的技術社群,轉型為「信任環境驅動者」,致力打造讓人願意信任與參與的數位生態系。

余若凡指出,建立數位信任必須從三個層次著手。首先是「技術面」的基礎設施韌性,如落實 DNS 濫用防治與域名安全;其次是「治理面」的規範設計,探討 AI 與內容監理的平衡;最後,也是最關鍵的「社會協作」。她強調:只有當大家願意對話,信任才有可能被建立。

推動信任對話的同時,多元共融更是韌性實踐的關鍵。談及大會的「Taiwan Tech Women」論壇,余若凡坦言儘管台灣性別平權具指標性,科技業決策圈的女性比例依然偏低。但 AI 時代的不確定性,反而成為女性突破框架的契機。結合與談專家觀點,未來面對複雜的地緣政治與科技風險,企業亟需兼顧社會、科技與公共利益的「生態系領導力(Ecosystem Leadership)」。而女性特有的同理心與跨域溝通耐心,將成為這種多方協調的關鍵需求能力。

「最大的成功,是未來我們不再需要舉辦 Taiwan Tech Woman 這樣的論壇。」余若凡更期許。當性別不再是評價標準,多元聲音成為數位治理的日常,才是真正穩固的信任底座。

TWNIC董事暨執行長余若凡
TWNIC董事暨執行長余若凡
圖/ 數位時代

綜觀 Internet Week 2026 中各界專家的深刻洞見,網路的未來早已演變為一場涵蓋法規監理、人權保障、經濟創新與社會共融的環境。面對全球網路的破碎化危機與AI帶來的雙面刃效應,單憑政府或單一企業已無法獨力應對。「公私協力」與「開放對話」將是迎向未知挑戰的解方。藉由這些跨界對話與激盪,台灣向國際展現了落實「多方利害關係人治理模式」的決心與實質能量。期許在產官學研及公民社會的共同努力下,能持續深化國際網路治理的影響力,在下個網路世代中穩健前行,共築兼具數位韌性與信任的美好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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