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什麼是促使妳寫作本書的動機?
A:我在美國東岸波士頓長大，週遭的人幾乎都在麻省理工學院（MIT）或128號公路區域的機構工作，使我很自然對科技產業產生興趣。1970年代，我從MIT碩士班畢業，赴笈西岸的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唸博士。因地緣之便，我開始對矽谷及其所在的聖荷西區域感到好奇。
聖荷西是當時全美成長最快的城市，在那裡紮根的企業和產業散發著一股不同的氣息。結束在聖荷西的實地研究訪談之後，我回到柏克萊，並且很幸運地和一些專長產業組織及產業發展等的學者交換意見，後來就以矽谷發跡為主題完成我的博士論文。現在這本書是延續並且整合我過去的研究和疑問，來探討矽谷和波士頓128號公路區域不同的境遇。

Q:這本書的主要發現是什麼?
A:首先，我在書中提出一個疑問：在70年代，矽谷和128號公路區域同時朝科技產業發展，而後者具有地理、人才和資金等競爭優勢，為什麼20幾年之後，只有矽谷一枝獨秀?
我的回答並不複雜。在這個歷史事實背後推波助瀾的，是兩地企業文化的差異。矽谷的去中心化產業系統(decentralized industrial system)培植出勇於嘗試、冒險、創新為本質的新創企業。反觀128公路區域的企業，長久以來一直圍繞著由上而下、一條鞭式的生產管理模式發展。這種文化差異到了1980年代，明顯地銘刻在兩地企業對現實的適應能力上。
在128公路區域的企業，例如當年的迪吉多（DEC）和王安電腦(Wang Laboratory)，他們採取全面垂直整合策略，企圖把所有相關的生產線皆納入企業內部。其結果是組織體過於龐大，無法在第一時間對瞬息萬變的市場和科技作出良好回應。
矽谷的產業系統則證明是具有彈性且能順應時勢。當地企業體與金融機構、教育機制之間的關係亦是以開放的態度維持著，這使不同機制的資源能較不費力地集結起來。而128公路區域則一貫維持某種涇渭分明的劃分方式，缺乏即時互動的能力。

Q:從1970年代到1980年代，波士頓128公路區域一直與矽谷相抗衡。即使90年代科技翻新速度極快，波士頓當地的金融背景，再加上相距不遠的紐約華爾街金融機構，都能提供比矽谷更充裕的財務融資。為什麼90年代會成為兩地落差的關鍵時刻?
A:在波士頓，無論是技術人才或資金來源，一直有穩定且充裕的供給。不過，我認為既有機構的深厚傳統，最終成為當地發展上的限制。美國東北部的金融機構非常保守，謹慎地遵守傳統的企業投資法則。矽谷附近興起的創投機構則富有冒險精神，他們把資金投資在充滿不確定的新興企業體，並自草創期即積極介入，提供那些企業許多可貴的經驗，就像是朋友一般。因此，創投機構與新興企業發展出共生關係，彼此支援，帶動整個矽谷地區的成長。反觀波士頓區域的創投機構，基本上仍依循傳統金融體系運的運作方式，保持疏離或封閉的態度。另外，波士頓區域的學術機構與企業的互動很少。學院明顯地仍是一座象牙塔，極少與企業對話。僅有的一些交流也限於與少數已具規模的企業之間。西岸的史丹福大學則採取開放態度，與週遭小型企業保持人才及知識的順暢流動，這一點在日後成為很重要的決定性因素。

Q:妳在書中提到兩地文化差異對創業觀念的影響，「成功」和「失敗」的意義在兩地有截然不同的外延意涵。這種文化差異所反映出來的差別是什麼?
A:矽谷的發展與西岸文化有關，屢敗屢戰的精神被視為是可貴的，沒有人會因為一次失敗而對你做出一生的評價。只要你能面對失敗，可以隨時重新來過。
東北部的傳統使當地人以進入大企業為目標，在企業中穩定向上爬升是每個人的方向，沒有人願意冒險。因為一旦犯錯，你過去的努力都白費，也沒有重來的機會。不過，自從波士頓區域的大型企業開始重整，許多人被遣散之後轉而自行創業，當地的文化風潮也漸漸有所改變。我相信文化傳統與既存的社會機制會彼此影響，隨著時間推移而演化。

Q:妳能否解釋書中提及的「成功典範」(role model)觀念?
A:「成功典範」對創業精神有很重大的影響，因為創業精神在本質上是一種社會現象。矽谷和128公路區域有著兩種不同的「成功典範」或者「創業迷思」(founding myth)。在矽谷發展出來是家族系譜、宗族社群式的成長模式，而128公路區域卻充滿著失敗婚姻式的糾葛和情結。因此，兩地也就圍繞著不同的故事，衍生出今天我們見到的情況。

Q:妳本身研究社會科學，在矽谷和128公路的演化過程中，你認為帶來那些社會進化的意涵?
A:矽谷的成功使我們開始重視到高度階層化組織的「窮困」。矽谷發展出扁平化組織的概念，強調開放、互動和參與，組織中盛行的水平資訊流通，使得創造和革新的想法容易獲得正面肯定。

Q:矽谷工作者所效忠的對象是某個專業領域，而非其任職的企業?
A:沒錯，他們重視區域的整體發展與科技的全面進步，勝於某個企業的永續經營，因此企業體的人員流動率非常高。短期間，這種現象或許會給企業體帶來負面影響，但在某種程度上，大家都能認同這種流動對區域發展有正面的意義。資訊會因此而能迅速流通，專業技能可以被更有效地、更有創意地運用，而整體區域不斷地被賦予動態活力。

Q:妳認為矽谷的發展是否也有生命週期?
A:過去幾十年來矽谷經歷許多次衰退期，但由於其區域特性，總能在低潮中找出新的成長方向。70年代國防計畫縮減，矽谷也受到波及；80年代中期，日本半導體業強勢進軍，大家都認為矽谷的末日已近；90年代初期，美國經濟不景氣，許多人紛紛預測矽谷的風光不會再現。然而矽谷有機體結構的獨特之處，就在於它能不費力地適應環境變遷。我認為未來矽谷仍會遭遇逆境，但它將可順利渡過種種考驗。就像台灣這次面對亞洲金融風暴比其他國家恢復得快，原因在於台灣的企業組織具有較大的彈性。

Q:妳認為矽谷成功的經驗能在世界其他地區重演嗎?例如台灣。
A:就矽谷成功的良性條件而言，先行者優勢(first mover advantage)將是矽谷所獨有，而它目前的領先地位也將持續吸引所有最優秀的人才來此發展，所以我認為矽谷經驗不可能完全重演。不過其他地區可以借鏡矽谷，這是無庸置疑的。
台灣的科技產業發展歷程與矽谷相當類似，這可能有其獨特的歷史和地理因素。台灣的科技產業經營者多與矽谷有淵源，這使他們刻意遵循矽谷模式。同時，政策執行者也相當努力地創造足以吸引產業投資的基礎建設，並採取寬鬆的管制原則。
我們發現台灣的科技產業是由一群小型的企業所帶動，高密度的尖端人才及去中心化的管理模式，使整個產業充滿機動性與適應力，和矽谷非常相像。

Q:面對新的網路世紀，許多人宣稱地理因素將不再具有決定性的意義，矽谷過去成形的區域優勢，會在新世紀的競爭中失去影響力。妳同意這種說法嗎?
A:我不同意。先進的通訊設備及網路溝通可以取代制式化、標準化的活動，而以那些活動為主軸的產業可以不受地理位置限制，分散在各地。但集中在矽谷的高科技產業所面對的是不斷翻新的技術及快速變化的市場需求，在企業活動中占大部份的是面對面的溝通。特別是對於新興企業而言，他們必須與客戶及供應商保持密切聯繫，無論新產品研發或技術昇級，不斷地討論並且即時回應，對企業的成敗有舉足輕重的意義。
在這個前提下，如果企業體不採取全面垂直整合(類似128公路做法)的經營模式，則區域化產業集中仍是必然的選擇。除了矽谷，台灣也是一個明顯例證。資訊工業在台灣發展30年之後，它在地理分佈上仍趨於高度集中，大部份相關企業在新竹與台北之間，而非分散在全台灣。

Q:雖然妳認為重演矽谷經驗是不可能的，不過，藉由發展資訊產業來快速提昇國家總體經濟，對許多執政者而言是無法抗拒的誘惑。例如以色列、蘇格蘭、馬來西亞……
A:還有韓國和新加坡等，不勝枚舉，似乎全世界都想翻版「矽谷經驗」。前一陣子我在一場會議上聽到這樣一句話：「唯一不想複製矽谷的地方只有矽谷。」（The only place that does not try to replicate Silicon Valley is Silicon Valley.）

Q:在這樣的全球熱潮下，妳覺得那些後進國家有可能成功?
A:以色列的表現相當傑出。事實上，以色列和台灣在某種程度上非常類似，兩者都有訓練有素的生產勞動力和優勢的科技研發，在科技研發這一點以色列甚至略勝一籌。此外，海外僑民與母國的密切聯繫，使矽谷最新的市場和技術發展，能快速且有效地被轉譯成母國的策略回應參考。當然，最明顯也最重要的建議是：培育科技人才。如果世界各國對資訊產業在新經濟中扮演的角色已有共識，那麼大家就必須認真思考經由教育來培育紮實的科技人才。

Q:所以單獨發展高科技產業並非提升總體經濟的捷徑?
A:它不會是一條捷徑。許多必要的關鍵發展是耗時費事的。培育人才需要時間，在政策與產業間找出良好運作模式需要時間，建立企業管理效率需要時間，與矽谷當地的企業發展公關管道也需要時間。台灣的資訊產業有今天的成果是經過30年努力，成功不是遙不可及，但也不是一蹴可幾。馬來西亞以及其他地區的政府，企圖以眩目的科學園區吸引外資，但忽略了本土人才培育的工作，長遠來看並非明智之舉。
早期在台灣、日本和韓國三地，資訊產業發展皆受到政府高度重視。當時日本和韓國的政府結合少數企業集團，採取壟斷、保護的政策。而台灣的政府則鼓勵市場競爭，輔導中小企業進行技術轉移，對新興企業提供優惠融資，結果使得台灣的資訊產業較具多元化，能適應市場變遷，具有去中心化的產業結構。政府的介入不僅存在，而且無法避免。重要的是，政府必須認知資訊產業的特質，在於去中心化的企業組織與對彈性適應力的高度需求，因而去執行一些能創造出此類產業生態環境的政策。

Q:妳在書中援引許多日本企業為例證，對於近年日本衰退經濟中的科技產業，妳有什麼看法?
A:我的書出版後很快就被翻成日文，而且引起許多日本官方人士關注。他們認為日本就像是128公路區域：充滿巨碩、僵化的企業。雖然二者仍有不容忽視的差異，但就企業組織上缺乏彈性、不易創新、適應力遲鈍等問題，日本能借鏡128公路區域之處確實存在。日本的企業組織在重工業的表現非常傑出，石油、鋼鐵、汽車、半導體等大量生產的產業是他們擅長的。不過，如果他們要邁入新經濟，就必須學習培育新的企業組織形式。

Q:這幾年妳也同時研究台灣的科技產業，談談新竹科學園區令妳印象最深刻的部分?
A:我對於新竹園區的企業能透過海外華人與矽谷，建立起如此密切的聯繫感到非常好奇。當然，過去20年來，台灣本身在技術發展上的進步也使我非常驚訝。與韓國相比，他們在科技水準提昇上的努力也是有目共睹，但台灣發展出來的產業結構使技術成就較能經得起市場考驗，可以作彈性修正，適應長期成長的需求。

Q:目前新竹科學園區的個人電腦產業已面臨某種瓶頸階段，妳能提供一些建議嗎?
A:朝向網際網路相關產業發展是一個很好的選擇。第一、它不是一種耗費空間的產業，這對於已嫌擁擠的科學園區而言是有利的。第二、在兵家必爭的中國市場上，台灣的企業佔有語文同源的優勢，如果台灣能設法經由政治，影響中國大陸經濟改革開放的腳步，台灣將會在新世紀、新經濟中具有領先的地位。
台灣和中國某種程度的差異必定是存在的，但彼此間的相似之處，比起美國和中國間能找到的共同點來說，台灣和中國在交流上是比較有利的。中國大陸日後的發展將不可限量，而台灣能提供許多實質上的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