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記得三年前《星際終結者》（ID4）這部電影裡，最後外星入侵者是如何被打敗的嗎？一位來自第四台的接線員，以自寫的病毐程式，輸入外星母艦中，造成整個系統癱瘓。而片子一開始，他父親就介紹這位怪才畢業自麻省理工學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IT）。
在另一部火星人進攻地球的影片，飾演美國總統的傑克．尼柯遜，正煩惱無法解讀火星人送來的訊息，而皺起眉頭時，一位麻省理工學院教授開發的星際語言翻譯機，適時解決他的困擾。
並非好萊塢專開麻省理工學院玩笑。以好萊塢行銷全球的能力而言，表達的語言非常精準，而在美國科技領域，MIT可說就是尖端的同義詞。
懷疑嗎？再看一個例子。去年賣座的《心靈捕手》（Good Will Hunting）電影中，主角是一位智商超過200的年輕人。為突顯他的聰明，劇情安排他是在麻省理工學院打掃的工友，並趁著大家不注意時，把一題難倒教授和學生的數學問題給解出來，暗喻能贏過麻省理工學院這群人，才是真正的高手。
**科技研究，第一個被想起的名字
**
雖然知名度不及五分鐘車程外的哈佛大學，諾貝爾將得主人數比不上西岸的柏克來大學，在科技界創業校友也沒有史丹佛大學多，但提起科技研究，MIT總是第一個被想到的名字。
「這裡的科技實力一直是最強的，」麻省理工學院電腦科學系副教授維歐拉（Paul A. Viola）驕傲地說。維歐拉隨口就可以舉出許多MIT第一的例子，像在二次大戰期間開發第一個雷達、六○年代做出第一部分時電腦（time sharing computer，大主機電腦的雛型）、第一台個人使用電腦和第一部數位相機等。
**實際世界的科技智慧
**
進入數位時代，MIT還要再創好幾項第一，並試圖把這些成就與生活結合。
走訪MIT校園，看看這所數位大學的風貌。在美國東北部的波士頓，查爾斯河（Charles River）流經大半個城市，而MIT廣達154英畝的校區，就在經常佈滿帆船和獨木舟的查爾斯河畔。
在MIT校門兩旁的宏偉建築上，分別刻著牛頓、培根和伽俐略等科學家的名字，象徵以科學為本、追求真理的校風。校園內的建築大抵簡單而樸素，連通外面的幾條大馬路畫分開不同的學院和系所，雖有些單調，但空間使用非常有效率。如果坐地鐵過來，一出站就是MIT校園，感覺就像從某一棟系館地下室走出來。
即使沒有哈佛的綠草如茵，也缺少史丹佛開放式的大校園，但MIT深厚的科技實力，仍吸引來自全球的年輕精英。包含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科學園區管理局長王弓、交通部次長毛治國和公賣局長施顏祥等，都有一段負笈MIT求學的年少回憶。不做象牙塔裡的空學問，麻省理工學院投注心力到實際生活，並促成改變。
自一八六五年創校以來，麻省理工學院的教學及研究，都以與「實際世界」（practical world）相關為導向。從生物醫學、癌症、能源、視覺效果、材料處理、金融、媒體實驗室、工業績效到女性研究，麻省理工學院有將近70個各類研究中心。每一位大學部學生在畢業前，至少要參與一項校內研究計畫，而至少八成的學生都參與過兩項以上。學生也可以自己提研究計畫，只要通過還可以獲得經費補助。
五月中的一個星期五下午，距離期末考只剩一個週末，但許多學生仍駐足實驗室中，專心做研究。在MIT科技廣場旁的「人工智慧」實驗室裡，一位碩士班研究生和兩位大二學生，正在討論如何設計一個新系統，讓電腦螢幕可以辨識從大門走進來的訪客，而把門打開。
**投注一生的新點子
**
不但想，還要動手做。隔兩條街外的MIT電機系六吋晶圓實驗室中，從照像、蝕刻、清洗、上光罩到最後做成積體電路的所有過程，學生都實際參與。在無塵室中，一個個全身穿戴無塵帽和衣服、只露出雙眼的年輕學生，正分工做好不同工作，雖然動作不熟練，卻非常認真細心。
「MIT重視的，不是把別人做過的事做得更好，而是想出全新點子，並且做出來，這正是知識經濟的特色，」MIT史隆管理學院前院長梭羅（Lester C. Thurow）強調。
想到一個好點子，傾全力將它付諸實現，即使投注一生也願意，這種例子在MIT並不少見。
十八歲從台灣到MIT求學的舒維都，當時不會講英語，對這個年輕人來說，這個新語言蘊涵太多未知，也激發他研究語言的興趣。從大學唸到博士、並留下來教書和做研究，舒維都在MIT已度過29年，並成為頂尖的語音辨識專家。
他所參與開發的電腦系統，可以辨識一般人詢問交通、天氣和飛航班次等問題，並且以語音回答。未來，這套語音對話系統，將有助於讓更多人跳過複雜的鍵盤操作，而直接使用電腦和各項資訊工具。
而發明全球資訊網（World Wide Web, WWW）、加速數位革命腳步的物理學家伯納斯李（Tim Berners-Lee），目前也在麻省理工學院主持一項研究計畫，要讓將來全球資訊網上面搜尋和連結資料的方式，能更有效率、更符合不同使用者的個別需求。一九八九年完成的全球資訊網，是讓上網人口如滾雪球般成長的關鍵。伯納斯李手中正在進行的計畫，是要滾出第二波雪球。這項計畫需進行五至十年。
**科技傳教士
**
舒維都和伯納斯李所想的，是經由科技創新促成改變，讓未來的生活更好。
根據去年的一項統計報告指出，MIT的研究發明，每年對美國經濟貢獻200億美金產值，並創造15萬個就業機會。而MIT累計的專利權數目，也冠於全美各大學。光是去年，MIT就簽署99項技術授權給民間企業。
「我希望自己也可以促成改變，成為其中一份子，」史丹佛大學畢業、到MIT讀碩士的薛爾頓（Christian Shelton），說明從西岸轉到東岸的原因。一邊操作工作站，手上戴著史丹佛九六年畢業紅寶石紀念戒指的薛爾頓，比較兩個學校差異，「在史丹佛，大多數人都在談創業；在MIT，大多數人都在談研究。」
如果把史丹佛比喻成科技革命家，以創業來實踐革命熱情，那MIT就是科技傳教士，以宏觀視野為世人描繪科技帶來的遠景。
MIT的媒體實驗室主任尼葛洛龐帝（Nicolas Negroponde）、建築暨規畫學院院長米契爾（William Mitchell）和電腦科學實驗室主任德托羅斯（Michael Dertouzos），分屬不同領域的三位MIT教授，各以自身經驗和觀察出發，分別完成《數位革命》（Being Digital）、《位元城市》（City of Bits）和《資訊新未來》（What Will Be）三本書，啟發世人的數位思考，為MIT取得解釋數位時代的發言權。
**移動資訊的時代
**
《數位革命》預測，當資訊的傳遞更容易也更普及後，權力將發生轉移，從傳遞資訊的那一頭，轉到接收資訊的這一頭，因為消費者不再是被動的受眾，而是積極吸收並選取資訊的一群。另一方面，各種形式資訊的重製及再編輯都變得容易，讓每個人都能成為資訊製造者，傳統著作權概念將面臨巨大衝擊。
《位元城市》則從人與空間的角度，來思考數位時代的建築概念。當資訊流量遠超過實體物質的位移，以後將是「移動資訊，而不是移動人」的時代，把人群聚集在定點的高樓大廈將式微，而在家工作、或住在郊區、但使用各式便利資訊設備的人口將成為主流。流動的位元讓距離消失，城市風貌也會改寫。
《資訊大未來》強調資訊世紀來臨後，科技將變得友善而易用，可依使用者不同的需求，達到自動化服務和客製化的目的。而藉由資訊連結，可以創造出許多個「資訊市集」，讓有共同興趣或需要、但是分散四處的一群人，可因此聚集並進行活動。
尼葛洛龐帝、米契爾和德托羅斯不只是談觀念，這些想法也正在各自負責的實驗室中進行。
**MIT的人文成就
**
或許和科技牽涉太深，外界通常認為MIT較缺乏人文色彩。但是MIT在社會科學、以及管理學方面的表現，並不輸給科技方面的成就。在MIT現職的10位諾貝爾獎得主中，就包含了3個經濟學獎和一個和平獎。
近兩年大出鋒頭的經濟學家克魯曼（Paul Krugman），就任教於MIT經濟系。克魯曼三年前就大膽預測，亞洲經濟奇蹟是泡沫，起源於短期內國際資本大量投入，並非來自實質生產力的提升。當時亞洲一片反駁聲浪，李光耀甚至公開寫信批評。前年底亞洲金融風暴開始，國際資本迅速抽離，造成亞洲各國經濟大幅惡化，印証克魯曼的預言，讓他一舉成名，被視為未來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熱門人選。
在管理學上，以系統動力學為中心、發展出「第五項修練」管理的聖吉（Peter Senge ），以及對全球經濟與產業競爭熟悉、經常受邀到各國發表演講的梭羅，都任教於MIT史隆管理學院。
**巨人的肩膀，看更遠！
**
MIT不僅創新知識，更鼓勵跨領域合作、達到知識整合。
在MIT的「工業績效中心」中，電機系教授蘇東來（Charles G. Sodini）、政治科學系教授柏格（Suzanne Berger）和核子工程系教授李斯特（Richard K. Lester）正共同參與一項計畫，研究亞洲國家在新興科技產業的發展和成就，並分別從產業、技術、經濟和政治等不同角度切入。幾位教授都已經到台灣、香港和中國大陸多次，實地拜訪政府和企業人士。
柏格和李斯特已合作出版有關香港的研究結果，蘇東來更是對台灣的半導體業如屬家珍。「台灣的晶圓代工是世界第一，競爭力還會維持好幾年，DRAM業者則相當辛苦，」坐在MIT電機系的辦公室中，留著落腮鬍的蘇東來對於幾萬公里外的台灣產業非常清楚。
這種整合性的跨國實地研究，不但提供學者第一手研究資料，更讓不同專長學者互相激盪，讓知識產生綜效。
「我能看得更遠，是因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發現萬有引力的牛頓強調。在波士頓查爾斯河畔的這個樸素校園裡，一萬多個師生正以務實和創新精神，延續前人努力，把台子墊得愈高，讓期待一窺數位時代風貌的後進者，永遠享有更清楚的視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