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是全世界知名的硬體生產大國，把各種不同材料、顏色與形體的「物質」（material）組裝起來，構成一項價格具競爭力的生活商品（不管它是光碟機、烤肉爐、筆記型電腦或是iPod），向來是我們的看家本領。慚愧的是，我們雖然經手的「物質」種類和數量都大得驚人，但其實我們對「物質」一點都不敏感。
看看我們的公共建築，已經不甚美觀的瓷磚立面上，爬滿了八方縱橫的分離式冷氣白色管子，從沒有人過問：這樣子的施工，是否有損公部門的專業主義形象；看看街道上走動的人，身上那鞋子、衣服、褲子、背包的組合，鮮少露出他們美學教育訓練所留下的個性痕跡，反而更多是就地取材，因價制宜的隨性策略；你當然也可看那一座座的豪宅，可說是一座比一座來得俗豔與多餘，訴說著富人內心世界的蒼白和荒涼。可以這麼說：如果美是一種紀律，是一種高度內省後的生命選擇，生活在台灣，你我都可以活得很爽，但卻很難活得美；因為一旦你要那種恣意的爽，就很難創造出節制的美。
台灣人為什麼這麼忽視美，又如何讓那種內心裡恣意的放浪，主宰了我們的日常生活，使得台灣的人造物質地景，變成一種深沉的、無邊無際的醜陋？
成也製造業，敗也製造業？
台灣過去製造業的身世，無疑的，是這片難堪地景的內在根源。
在所有的生存形式裡，「體力勞動」總帶著最邪惡的印記，因為環繞著「工廠」這一集體性組織而形成的生產過程中，工作者必須泯除自己對工作的主導權，而把自己的身體完全託付給管理者；工廠為了達到最高效率，天生的，就必須不帶感情地把人當成機器一樣看待，施加以精準而不含糊的控管。不管是工作者還是工廠老闆，「產品」都不是他們生命樂趣的來源，而只是換取貨幣的工具。正因如此，工作者和老闆永恆地在乎著「支配與被支配」的零和權力關係，工作者百般隱忍奮鬥，運籌最終自己能當老闆的那一天，為的就是掙脫當下每天被「現在老闆支配」的絕對不自由狀態。
在這樣的日常生活中，人們日復一日裝填著心理壓抑與創傷，也追尋著高快感的抒發宣洩氣口。最早的時候，這樣的抒發表現在各種飲酒作樂中，伴以偶發性的口角鬥毆；晚近八○年代之後，密閉的「ＫＴＶ」成為男男女女吞吐情感的最佳空間平台。既然日常生活中滿溢著的，都是這般的「武勇思緒」（vulgarity），那身邊的各種物質自然不能給你多大的啟迪；反之，我們對物質所施為的，則是各式恣意的擺布、過量的消費（富商總是要拿ＸＯ白蘭地乾杯拚酒）、炫耀物質最粗淺的象徵符號（例如開三叉戟標誌的賓士車）、或透過對物質不問意義的粗魯支配，來彰顯自我自由的瞬間快感。
當然，這種權力對抗性的解釋，並不能完全解釋全部的台灣製造業（起碼台南的奇美實業與台南幫企業，就創造了另外一種「合作式」的勞資關係）成長歷程，但毋寧的，它相當有力地詮釋了戰後「台灣經濟奇蹟」的社會集體心理圖像：人們為了追求經濟自由，而不得不集體性地犧牲了對物質的美感親近，「溫良恭儉讓」是不太能和「拚經濟」相容的。
有了這樣的理解，我們應該會對「醜台灣」這一個歷史事實有更多的同情，也會對台灣政治、經濟、企業的世代交替寄予無限期望──「製造業台灣」已經完成歷史任務，現在，就請走回歷史中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