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中國市場 私募基金搶做投資先鋒
爭中國市場 私募基金搶做投資先鋒
2007.08.01 |

沒有人清楚,中國市場在歷經三十年的漸進改革後累積了多少財富。在這一輪價值發現到價值「變現」的大潮中,私募基金(PE)無疑是主力軍,外有凱雷、KKR、華平等外資巨頭,內有弘毅等生力軍。
他們能否成為中國價值「變現」市場的野蠻人?這是個問題。至少中國政府還是心存警戒,不論是凱雷收購徐工(徐州工程機械科技公司)不斷遭到擱置,還是外資進入的「潛規則」增多。根據法國投資銀行ADV統計,二○○七年第一季,新設立的十七支可投資於中國大陸地區的亞洲私募基金,募集總額達到七十六億美元,超過二○○六年全年一百四十二億美元的一半。而近幾年募集的資金合計起來,專門針對亞洲市場(主要針對中國大陸地區)投資的私募基金管理之可投資額超過五百億美元。預計二○○七年全年中國大陸的私募投資額將在一百億美元以上。
專做市場調查的清科集團總裁倪正東指出:「雖然當前中國私募基金投資政策環境還面臨不確定性,但活躍的資本市場不斷提升私募基金的熱忱。二○○七年是外資私募基金大舉進入中國的一年,私募基金投資將更活躍。」凱雷集團亞洲公司新聞發言人佩恩(Tim Payne)也說:「凱雷對於中國市場仍非常關注,適合的專案都會跟進。」

投資達一百三十億美元

根據清科集團〈二○○六年中國私募股權投資年度研究報告〉統計,截至二○○六年底,有四十支投資中國大陸地區的私募基金,成功募集一百四十二億美元資金,同期私募基金投資機構在中國大陸地區共投資一百二十九個案例,參與投資的機構數量達七十七家,整體投資規模達一百三十億美元。
二○○六年下半年針對中國的募集資金高達九十六億美元,比上半年增長一○六%。在本年度新募基金中,有二十一支屬於成長基金(Growth Capital),占新募基金數量的五二%;有八支重整基金(Buyout Fund)成功募集,占新募基金數量的二○%。就募資金額而言,重整基金以六十四億美元的募資金額高居榜首,占整體募資額的四五%;成長基金共募集四十四億美元資金,占整體募資額的三一%。另外,六支組合基金(Fund of Funds)募集資金達十六億美元,三支夾層基金(Mezzanine Fund)的募資金額為六億美元,還有兩支不良債權基金募集了十億美元。
中國人民大學金融研究所也發現,二○○六年傳統行業仍然是私募資金投資的重點領域。二○○六年傳統行業共發生七十三起私募基金投資案例,占年度投資案例總數的五六%;總投資金額為六十五億美元,占年度總投資額的五○%。二○○六年,服務業吸引了私募基金投資機構四十六億美元的投資,占年度總投資額的一八%。私募基金樂意為服務業少數的公司投入更多的資金,巨額的資金被投入到二十三家公司中,占年度投資案例數的一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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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O成市場首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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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即將上市的成長型企業,顯然是私募基金在中國市場的首選。二○○六年,私募基金對十一家即將上市(Pre-IPO)企業投入資金超過二十九億美元,位居第一,占年度投資額的二二%。屬於成長資本的投資共有六十六起,投資金額達二十八億美元,占年度投資額的二二%。私募基金為獲得十二家未上市企業的控制權,投入收購資金高達二十三億美元,占年度投資額的一八%。
法國投資銀行ADV投資經理鄭新剛認為,中國私募基金市場仍不夠開放,凱雷事件對私募基金的影響很大,如果沒有各方面的反彈,在投資策略上,私募基金投資上市或者未上市企業的控制權比例應該最大。這也是私募基金行業的精華所在。
隨著中國私募基金市場的火熱,人民幣升值預期愈來愈強烈,愈來愈多的外資陸續湧進。在這種背景下,一些國際私募基金加速進軍中國,也推升人民幣升值壓力。中國政府對於外資開始改變立場,從來者不拒變成態度中立。如何在政策變化下繼續淘金,正成為外資私募基金的必修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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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募基金變形求市場**

國際私募基金為爭奪市場,不得不「變形」。第一種變形就是中外機構共同發起的合資私募基金。進入二○○七年,合資私募基金興起,第一季有三家中國本土機構與外資機構共同發起設立合資私募基金,募集金額達到十四億美元,占第一季度基金募資總額的一八%,平均每支合資基金的募資額達到四億美元。
鄭新剛認為,中外合資基金能夠將外資的資金優勢與本土機構的資源優勢相結合,同時避開各種可能的政策限制,可能成為今後中國本土私募股權基金的主要發展方向。
第二種變形是「特殊目的購併公司」(Special Purpose Acquisition Corporation, SPAC)。
美國投資銀行馬凱集團合夥人李震說:「以操作策略而言,SPAC公司管理人先募集到管理資金,隨後在OTCBB(場外櫃檯交易系統)上市交易,成為一家『純現金』公司,然後再於規定時間內收購重組目標企業,達到合併上市目的。SPAC匯合私募資金、上市、合併、反向收購、私募投資等特徵於一體,其實是將私募基金和上市流程反過來做。」
李震認為,許多美國基金在尋找管理團隊與進入中國都需要花費許多時間,而SPAC相對於單獨成立私募基金而言,要方便與快捷很多。
中國第一起SPAC上市是北京奧瑞金種子公司透過美國公司Chardan China Acquisition在OTCBB上市。二○○五年十一月,奧瑞金與Chardan China Acquisition公司完成合併,獲得二千四百萬美元融資,並同時在那斯達克交易。二○○六年一月,奧瑞金發行認股權證,融資四千萬美元。原有包括對沖基金在內的投資者,投資報酬率達七○○%。

中國本土基金摩拳擦掌

在整個私募基金大潮中,鮮見中國本土選手。不過弘毅投資是其中的佼佼者。
弘毅投資是聯想創辦人柳傳志打通資本與實業界限的一招,有志成為中國本土私募基金領先者,故一開始就引起市場關注。近年更以中國玻璃、濟南汽配廠收購專案等迅速打響名號。
弘毅執行長趙令歡曾對媒體表示,一般投資週期都在三至五年,如果須持有五至十年,他們也會毫不猶豫堅持下去。以中國玻璃為例,之所以要控制權,是為了獲得創造價值的主動權。
但是並非所有本土私募基金都有弘毅這樣的機會。「溫州一些實業投資基金失敗過,現在股市好了,都從地下錢莊出來投資到股市了,沒有人再做私募股權投資了。其根源在於中國產權制度建設比較落後,市場還不能有效保護,所以做私募股權投資很艱難,只有柳傳志這樣長袖善舞的人,才能有條件做,」李震說。
不過在中國市場上,外資私募基金遭遇的是民族情緒和外資局限的雙重打壓,本土私募基金遭遇的是國資流失和制度缺失限制,誰能夠先走出成功的路徑,都需要關注。
別忘了,KKR和黑石還按兵不動呢。 

2006年亞洲(含中國大陸)私募基金募集情況                                                                                         
夾層基金  6.45   億美元
不良債權 10.38  億美元
組合基金 15.91  億美元
成長基金 44.81  億美元
重整基金 64.40  億美元

資料來源:清科〈2006年中國私募股權年度研究報告〉 

**2006年私募基金投資行業分布  **

占總投資金額比率(%) 
1 傳統產業 50.2%
2 服務業 36.0%
3 生物/醫藥 8.2%
4 其他高科技 3.1%
5 廣義IT 2.5%  

占總投資案件比率(%) 
1 傳統產業 56.6%
2 服務業 17.8%
3 廣義IT 11.6%
4 其他高科技 9.3%
5 生物/醫藥 4.7%  

資料來源:中國人民大學金融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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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Agentic AI、碎片化與地緣政治正重塑數位世界,我們該如何重構下一代網路的「數位信任」?
當 Agentic AI、碎片化與地緣政治正重塑數位世界,我們該如何重構下一代網路的「數位信任」?

面對人工智慧(AI)應用的爆發與地緣政治風險的升高,數位環境正迎來「信任」與「韌性」的雙重嚴峻考驗。為了回應這些挑戰,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舉辦首屆「 Internet Week 2026(網路週)」,大會串聯數位發展部(moda)、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亞太網路資訊中心(APNIC)、網際網路名稱與號碼分配機構(ICANN)、臺灣網路治理論壇(TWIGF)及台灣網路維運社群(TWNOG)等國內外指標社群與國際組織,整合多個重要論壇並展開 4 天共 66 場主題議程。

Internet Week 2026 希望透過公、私部門、國際組織與技術社群的跨界溝通,讓政府、私人企業、國際組織、技術社群與公民團體力量在同一個平台上對話。大會不僅期盼建立一個開放、中立且多元的對話空間,更致力於帶動信任的溝通,藉此強化台灣在國際網路治理舞台的實質影響力與能見度,共築具備數位韌性與信任的未來。

身分識別不等於信任,碎片化才是真正危機

「身分識別(Identity)並不等於信任(Trust)。」Edgemoor 研究中心執行長 Steve Crocker 在會後專訪中,拋出這句耐人尋味的觀察。

身為 ARPANET 時代的重要參與者,他見證網際網路從學術研究網路,逐漸演變為全球最重要的數位基礎設施。然而,在地緣政治與各國法規分歧的今天,他認為網際網路正面臨前所未有的碎片化挑戰。「在價值觀、法規與司法管轄權都不同的情況下,我們如何依然維持全球的互通與信任?」Crocker 點出了他的觀察。他指出,未來的數位治理不可能再依賴單一規則或中央權威,而是必須建立在全球共用框架與在地化決策並存的架構上。

技術機制能全球互通,但各國仍應保有政策調整的空間。這樣的治理思維,也體現在 Crocker 近年推動的「 Project Jake 」計畫。隨著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DPR)等隱私法規上路,過去廣泛用於網路犯罪調查的 Whois 網域註冊資料系統,已陷入隱私與公共利益的兩難。Project Jake 則嘗試建立新的跨境資料存取機制,而 TWNIC 更是全球首個主動參與試點的機構。值得注意的是,面對近年區塊鏈與替代性網域名稱系統(Alternative DNS)興起的聲浪,Crocker 直言這往往是為不存在的問題,提供昂貴的解方。

他強調,網際網路真正的韌性來自長年建立的「分散式協作」與「相互依存」。「網際網路從來不是中央控制系統,而是一個 network of networks。」在他看來,與其重新建立彼此割裂的替代架構,不如持續深化跨國透明協作與多方治理,才是維持全球網路信任最務實的方式。

Steve Crocker 總裁暨執行長
Edgemoor 研究中心執行長 Steve Crocker
圖/ 數位時代

借鏡歐洲《數位服務法》,用「個人問責」重新定義公共利益

如果 Steve Crocker 談的是「基礎設施的信任」,那麼 Jeremy Godfrey 所關注的,則是平台與 AI 對公共利益的衝擊。Godfrey 直言,當前數位平台最大的問題,並不只是單一內容真假,而是整個商業模式正持續放大社會風險。「數位市場並不一定會自然產生對社會最有利的結果。」

長期管理 Meta、X、TikTok 等跨國平台歐洲監管事務的他指出,當平台以廣告收益與流量作為核心目標時,演算法往往會傾向放大更具爭議性與成癮性的內容,進一步衝擊民主討論、兒少保護與社會信任。Godfrey 強調,當數位治理開始涉及言論自由、人類尊嚴與選舉公平等基本人權時,社會不能再將權利平衡的責任,完全交由商業平台自行決定。這也是歐洲近年積極推動《數位服務法》(Digital Services Act,DSA)的原因。除要求大型平台管控系統性風險外,愛爾蘭也進一步要求平台落實年齡驗證、限制向未成年人推播有害內容,並強化企業內部的「個人問責制」。

不過,在 Godfrey 看來,未來治理不該只是被動「減少傷害」,而是重新思考整體數位生態系。「我們不該在創新與安全之間二選一,而是同時追求兩者。」他認為,當 AI 與平台逐漸成為社會基礎設施的一部分,治理的核心已不再只是技術,而是如何讓「信任、安全、權利保障與經濟價值」彼此共存,重新建立數位社會的公共利益與信任基礎。

不用 AI 不代表更安全,溫水煮青蛙的轉型危機

而當 AI 與平台逐漸成為社會基礎設施的一部分,治理核心將更專注在技術快速演進下,如何重新建立企業、政府與社會的信任能力。「AI 已經從回答問題,進入執行任務(Action)。」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創新經濟顧問簡立峰指出,當前 AI 已具備規劃與執行能力,正逐步接手知識型工作的核心流程。

這波由代理型 AI(Agentic AI)帶動的變革,首當其衝的正是白領階級;企業接下來面對的不僅是「流程再造」,更是深度的「職能再造」。然而簡立峰也警告,台灣正面臨一場「溫水煮青蛙」的轉型危機。由於國內高端服務業多屬內需市場,企業導入 AI 往往只停留在讓工作變快,卻未真正翻轉核心競爭力做到更聰明。在全球市場,企業已開始不再大量招募初階知識工作者,而是亟需能與 AI 協作、重新定義問題的人才。

「不用 AI 並不能代表更安全。」面對外界對 AI 資安與風險的焦慮,簡立峰提出極具衝擊性的觀點。他以開車為例,車子不開出門固然不會出車禍,但也等於永遠失去移動的能力。真正的數位治理並非全面防堵,而是在實際使用中建立防護。他呼籲,政府必須比以往更積極地導入 AI,「如果政府自己不用 AI,就沒有能力治理 AI,只有 AI 才能監管 AI。」他以「矛與盾」來比喻,強調面對新型態的數位犯罪,必須建立如「AI 警察」般的防禦機制;唯有善用 AI 作為測試與除錯的工具,才能精準揪出系統漏洞,也就是「以 AI 來監管 AI」。

而在治理與技術外,最後的防線仍回歸到「人」。簡立峰強調,未來的教育必須從單向的教導轉為引導,全面培養全民的「AI 識讀能力(AI literacy)」,讓人們在真假難辨的環境中,具備獨立思辨與理解風險的能力。唯有如此,才能在 AI 深度滲透的社會中,建立穩固的信任機制。

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創新經濟顧問簡立峰
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創新經濟顧問簡立峰
圖/ 數位時代

多元共融與韌性實踐,為建立信任數位社會的基石

「現在最大的問題,已經不是網路快不快,而是人們還敢不敢相信這個網路。」TWNIC 董事暨執行長余若凡說到,AI 時代的數位信任不只是技術問題,更是場需全社會參與的治理工程。為此,TWNIC 正從純粹的技術社群,轉型為「信任環境驅動者」,致力打造讓人願意信任與參與的數位生態系。

余若凡指出,建立數位信任必須從三個層次著手。首先是「技術面」的基礎設施韌性,如落實 DNS 濫用防治與域名安全;其次是「治理面」的規範設計,探討 AI 與內容監理的平衡;最後,也是最關鍵的「社會協作」。她強調:只有當大家願意對話,信任才有可能被建立。

推動信任對話的同時,多元共融更是韌性實踐的關鍵。談及大會的「Taiwan Tech Women」論壇,余若凡坦言儘管台灣性別平權具指標性,科技業決策圈的女性比例依然偏低。但 AI 時代的不確定性,反而成為女性突破框架的契機。結合與談專家觀點,未來面對複雜的地緣政治與科技風險,企業亟需兼顧社會、科技與公共利益的「生態系領導力(Ecosystem Leadership)」。而女性特有的同理心與跨域溝通耐心,將成為這種多方協調的關鍵需求能力。

「最大的成功,是未來我們不再需要舉辦 Taiwan Tech Woman 這樣的論壇。」余若凡更期許。當性別不再是評價標準,多元聲音成為數位治理的日常,才是真正穩固的信任底座。

TWNIC董事暨執行長余若凡
TWNIC董事暨執行長余若凡
圖/ 數位時代

綜觀 Internet Week 2026 中各界專家的深刻洞見,網路的未來早已演變為一場涵蓋法規監理、人權保障、經濟創新與社會共融的環境。面對全球網路的破碎化危機與AI帶來的雙面刃效應,單憑政府或單一企業已無法獨力應對。「公私協力」與「開放對話」將是迎向未知挑戰的解方。藉由這些跨界對話與激盪,台灣向國際展現了落實「多方利害關係人治理模式」的決心與實質能量。期許在產官學研及公民社會的共同努力下,能持續深化國際網路治理的影響力,在下個網路世代中穩健前行,共築兼具數位韌性與信任的美好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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