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從幾個美國勞工部針對美國二○○四年到二○一四年勞動市場的統計數字談起：一三％vs.四八．四％、六五一vs.一四○一。一三％是整體勞動人口數的成長率，四八．四％是電腦應用軟體開發工程師數目的成長率，六五一是全美所有行業的平均周薪，一四○一則是全美電腦工程師的平均周薪。
除了軟體開發工程師，相關行業的網管人員、系統分析師、網路通訊工程師都是未來十年成長率最高的職業，問題是根本沒有足夠的美國人，擁有應徵這些工作的學位跟專長。
微軟總裁比爾．蓋茲（Bill Gates）在今年三月於美國國會的聽證會中表示：「當我想到美國科技業的現況時，我同時感覺到驕傲與焦慮。」
雖然蓋茲與其他科技業領袖，透過基金會、遊說議員等手段，積極推動在二○一五年前，將美國每年教育出的科技、工程、數學系相關畢業生人數增加一倍，新增一萬個高中數學及科學教室，甚至頒發兩萬五千個新的獎學金，給選擇以工程為主修的大學生。但這些長期的措施，對於眼前的問題並沒有立即效益。而在科技業及網路業回春的今年，這種焦慮更瀰漫在Google、Yahoo!、微軟（Microsoft）、甲骨文（Oracle）這種大公司，以及無數新創事業ＣＥＯ的心頭。
本國人才不足，又限制工作簽證
美國高科技人力的短缺，很大原因是本國籍理工畢業生數目不足，造成巨大的科技業人力缺口。過去，印度、中國、東歐與俄國等外來人口，一向透過H1-B簽證制度彌補。該簽證允許外國人在獲得美國學士以上學位後，透過公司申請在美國從事科技業工作，年限長達六年之久。
這項從一九九○年後啟用的制度，一向為矽谷提供穩定的人才供給。「在Google裡頭，大概有八％的員工，是透過H1-B制度雇用，參與諸如新聞或是社群服務Orkut等軟體開發，」Google的人事副總裁巴克（Laszlo Bock）表示。
H1-B簽證的發放數目每年由國會決定，數字最高曾達十九萬五千人之譜。但是在二○○六年，基於反恐及愛國主義等若干因素，數目大幅緊縮至六萬五千人（不包括給具有美國工程碩、博士學位人士所預留的兩萬個名額）。
粥少僧多的情況下，造成今年的H1-B申請出現前所未見的狀況：開放申請的第二天，六萬五千個名額上限就被用罄。因為名額的上限，Google在去年必須拒絕發給近百位優秀的工程師工作簽證。
「如果你仔細調查，會發現eBay、英特爾（Intel）、Yahoo!、Google全是移民創業家成立的，」巴克如此表示，並暗示著當初如果不是因簽證而留住了這些人才，現在的矽谷科技業就不是如今的樣貌。
他更憂心地指出：「若是人力缺口持續，包括下一階段的Gmail與Google Earth等服務，都將面臨研發上的困難。」可見業者已經預見了抵制外籍人才的結果，將很有可能會造成未來科技產業在發展上的瓶頸。
台灣如何在此波變動中應變？
為了改變現狀，各方勢力對於美國政府科技工作簽證政策，正在進行各種角力：幾百家科技公司，以及研發組織組成的遊說組織「競爭美國」（Compete America）聯盟，要求議會將簽證數目加倍，並承諾每年固定的成長率。
從聯盟的會員破天荒地囊括了各大科技龍頭廠，就可看出科技產業對此一議題的重視程度與急迫性，包括思科（Cisco）、蘋果公司（Apple）、ＩＢＭ和甲骨文的資訊科技商會（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ustry Council）都是「競爭美國」的會員，而且他們甚至說服美國總統布希為他們公開背書。
「我們當然希望每個美國境內的工作能為我們國民創造工作機會，但事實顯然不是如此，」布希在３Ｍ的明尼蘇達總部發表演說時如此表示。蓋茲更在國會聽證會上表示，對於夠資格的工程師和科學家，根本不應設下任何人數上限。
只不過意見並非完全倒向科技業的一方。捍衛美國本土員工利益的團體，例如Programmers Guild，則以外國人會戕害美國人民就業機會，拉低行業薪資水準為由，抵制要求提高H1-B簽證數目的各式法案。
對於美國之外的其他國家而言，這些拉鋸給了他們一個有趣的機會：這些在全球最頂尖科技教育系統中培育出來的人才，因為美國的簽證問題，無法在美國境內工作。
與美國的保守策略反其道而行，英國、澳洲、加拿大目前都祭出吸引技術移民的誘因，並修改政策，以留住這些在全球化經濟中，移動力及生產力都極高的優質公民。
在此同時，我們也要問，到底台灣的科技人才可在這波變動中找到何種方式的切入點？台灣政府又是否能夠適時以政策吸引返台工作的科技人才，甚至是其他外籍人才？這些都值得我們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