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家榮]HACK台灣，砍掉重練的關鍵是什麼？|數位時代 BusinessNext

圖說明

為慶祝新年的到來（咦？），《數位時代》在臉書上發起了「HACK台灣」的活動。邀請網友們談談「如果台灣可以砍掉重練，2016年你最想改變什麼？」

我覺得這是一個有趣也有意義的活動。特別是這幾年來，台灣社會確實進入了一種類似於泥沼的困境。在政治上，不僅內部的藍綠問題，幾乎使得（至少是部分）台灣人覺得自己呈現為色盲的狀態；外部的國（ㄌㄧㄤˇ）際（ㄢˋ）關係更是歹戲拖棚。而經濟民生上，更不用說，我們至少聽了十幾年的「拼經濟」口號，拼來拼去似乎都只拼進了某些人的口袋裡。

在這樣的困境中，想要砍掉重練是再合理也不過地。雖然我多少都抱著一種（扭曲的）期待，想要看看有沒有一些「具創造性」的想像，但似乎大家都還挺正經地談著政治、產業、教育等等問題。因此，我還是先把雞排收好，認真地一起來「砍」一下。

不過，在這邊我想換個方式「砍」。作為一個愛找麻煩的社會學家，老愛標新立異也是很合理的（才怪）！我接下來要說的不是「要砍掉什麼」，而是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砍掉重練」的意義是什麼？

HACKER精神

其實這個活動最初吸引我的部份，是「HACK」這個字。《數位時代》在活動網頁的說明中提到：HACK是一種精神，也是一種解問題的方法。這當然是呼應了這幾年來，創新與創業文化的熱潮。

不過，當我看到HACK這個字的時候，腦袋中回憶的跑馬燈轉著轉著浮現的，卻是我約莫十年前的研究。十年前，那個臉書才剛起步，資料科學家也還未獲得「最性感職業」封號，甚至創新與創業都還僅是小部分人的熱望的年代。HACKER自然也還是一個相當神祕、甚至常與犯罪畫上等號的存在。而我當時的企圖則是要闡釋「HACKER精神」的正面意義。

（讓我們按一下快轉鍵，跳過學術研究的長篇大論。）所謂的HACKER精神，《黑客列傳》的作者Steven Levy，曾經指出包括下列幾點：他們相信1.電腦的使用是不受限制的；2.所有的資訊都應該自由流動；3.拒絕任何形式的權威；4.一個黑客的評價來自其HACK，而不是其他；5.我們能在電腦上創造藝術與美；6.電腦能使生活變得更好。而對我來說，再進一步將這些元素濃縮（特別是前四點）後，HACKER精神的核心就是：自由。

所以，有別於過去HACKER被想像為以破壞、竊取機密為樂的犯罪份子，真正的HACKER其實是一群為「自由」而戰的人，他們不僅創造了我們今天習以為常的網路空間（包括了Unix的發明、ARPAnet的建立與WWW都是HACKER的功績），更在後來持續地推動「自由軟體」運動。

因此，當《數位時代》選擇了「HACK台灣」這樣的口號時，對我（腦補）來說，它意味著就不只是尋求改變。而是蘊含著一種追求「自由」的精神。而「砍掉重練」的目的，也就在於重建一個以「自由」精神為核心的台灣社會。

作為「不斷戰鬥」的自由

更重要的是，我在這裡所說的「追求自由」，並不是一種單純且天真的解放宣言。因而，我也不認為「砍掉重練」就必然能再造一個更好的台灣社會。

你也許會問，「自由」不就是一種解放嗎？不就像是革命女神手握旗幟指引著的那個美好未來嗎？不，麻煩的社會學家要告訴你，這樣的「自由」也許從來就不存在。

將自由想像為一種解放，這預設了我們可以擺脫「權力」。進而，追求一個「自由」社會，在此一前提下則意味著社會整體不再存在權力關係。也就是不再有誰被誰支配，人人都有著同等自由行動、生活、欲求的可能性。

然而，這種近乎烏托邦式的想像，恐怕早已沒有多少人會買帳。社會學對於「權力」的研究也告訴我們，不僅全然去除權力關係的社會不存在，也根本沒有人可以完全不受制於權力關係。

因此，在我過去的研究中，HACKER的「自由」對我而言並不是這種完全解放的自由，而是「不斷戰鬥」的自由。

這種「自由」源自於法國思想家Michel Foucault的觀點。就像前面提到的，Foucualt也不認為我們可能完全消除權力關係。甚至可以說，他認為「關係」本身就隱含著權力的運作（即便親密關係中都存在著性別權力）。

因此，我們所能追求的自由也就僅是，不斷嘗試跳出當下現有的（權力）關係，嘗試思考如何「不那麼簡單地被支配」。也就是說，即便不可能完全擺脫權力的糾纏，但我們仍能夠不斷反思自己是否陷入了權力的支配中而不自知。當然，也唯有不斷地進行這種反思，我們才「有可能」朝更好的生活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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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練」不是終點，而是另一個開始

從這個角度（也就是HACKER精神）來理解「砍掉重練」的意義，我想要說的也就是：不要僅將你想要「重練」出的那個東西視為目標，而是要將「砍掉重練」（也就是不斷戰鬥）本身，內化為生活的根本信念。

我們必須認識到，所謂的「解放」或是更好的未來，並不是一次性的改革就能達到的目標。或者說，所謂的「更好」，意味的也就是我們必須不斷地再次追求、不斷地投身於戰鬥之中。唯有不讓自己輕易地接受當下的狀態，才有可能看到「不一樣」的可能性。

因而，重建一個以「自由」精神為核心的台灣，也就不是單純地僅是要砍掉各種捆綁著台灣社會的鎖鏈與網羅，好像只要如何如何做，台灣人就能夠邁向光明美好的未來。

相反地，一個以「自由」精神為核心的社會將必須要持續、甚至永恆地戰鬥著。因為這一「自由」的核心，正是由人們不斷地自我反思（自砍）、自我批判所構成的。

如此一來，我們也可以這麼說：「HACK台灣」不是要找一個終點，而是要成為投入持續改變的起點。

面對人工智慧（AI）應用的爆發與地緣政治風險的升高，數位環境正迎來「信任」與「韌性」的雙重嚴峻考驗。為了回應這些挑戰，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舉辦首屆「 Internet Week 2026（網路週）」，大會串聯數位發展部（moda）、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亞太網路資訊中心（APNIC）、網際網路名稱與號碼分配機構（ICANN）、臺灣網路治理論壇（TWIGF）及台灣網路維運社群（TWNOG）等國內外指標社群與國際組織，整合多個重要論壇並展開 4 天共 66 場主題議程。

Internet Week 2026 希望透過公、私部門、國際組織與技術社群的跨界溝通，讓政府、私人企業、國際組織、技術社群與公民團體力量在同一個平台上對話。大會不僅期盼建立一個開放、中立且多元的對話空間，更致力於帶動信任的溝通，藉此強化台灣在國際網路治理舞台的實質影響力與能見度，共築具備數位韌性與信任的未來。

身分識別不等於信任，碎片化才是真正危機

「身分識別（Identity）並不等於信任（Trust）。」Edgemoor 研究中心執行長 Steve Crocker 在會後專訪中，拋出這句耐人尋味的觀察。

身為 ARPANET 時代的重要參與者，他見證網際網路從學術研究網路，逐漸演變為全球最重要的數位基礎設施。然而，在地緣政治與各國法規分歧的今天，他認為網際網路正面臨前所未有的碎片化挑戰。「在價值觀、法規與司法管轄權都不同的情況下，我們如何依然維持全球的互通與信任？」Crocker 點出了他的觀察。他指出，未來的數位治理不可能再依賴單一規則或中央權威，而是必須建立在全球共用框架與在地化決策並存的架構上。

技術機制能全球互通，但各國仍應保有政策調整的空間。這樣的治理思維，也體現在 Crocker 近年推動的「 Project Jake 」計畫。隨著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DPR）等隱私法規上路，過去廣泛用於網路犯罪調查的 Whois 網域註冊資料系統，已陷入隱私與公共利益的兩難。Project Jake 則嘗試建立新的跨境資料存取機制，而 TWNIC 更是全球首個主動參與試點的機構。值得注意的是，面對近年區塊鏈與替代性網域名稱系統（Alternative DNS）興起的聲浪，Crocker 直言這往往是為不存在的問題，提供昂貴的解方。

他強調，網際網路真正的韌性來自長年建立的「分散式協作」與「相互依存」。「網際網路從來不是中央控制系統，而是一個 network of networks。」在他看來，與其重新建立彼此割裂的替代架構，不如持續深化跨國透明協作與多方治理，才是維持全球網路信任最務實的方式。

借鏡歐洲《數位服務法》，用「個人問責」重新定義公共利益

如果 Steve Crocker 談的是「基礎設施的信任」，那麼 Jeremy Godfrey 所關注的，則是平台與 AI 對公共利益的衝擊。Godfrey 直言，當前數位平台最大的問題，並不只是單一內容真假，而是整個商業模式正持續放大社會風險。「數位市場並不一定會自然產生對社會最有利的結果。」

長期管理 Meta、X、TikTok 等跨國平台歐洲監管事務的他指出，當平台以廣告收益與流量作為核心目標時，演算法往往會傾向放大更具爭議性與成癮性的內容，進一步衝擊民主討論、兒少保護與社會信任。Godfrey 強調，當數位治理開始涉及言論自由、人類尊嚴與選舉公平等基本人權時，社會不能再將權利平衡的責任，完全交由商業平台自行決定。這也是歐洲近年積極推動《數位服務法》（Digital Services Act，DSA）的原因。除要求大型平台管控系統性風險外，愛爾蘭也進一步要求平台落實年齡驗證、限制向未成年人推播有害內容，並強化企業內部的「個人問責制」。

不過，在 Godfrey 看來，未來治理不該只是被動「減少傷害」，而是重新思考整體數位生態系。「我們不該在創新與安全之間二選一，而是同時追求兩者。」他認為，當 AI 與平台逐漸成為社會基礎設施的一部分，治理的核心已不再只是技術，而是如何讓「信任、安全、權利保障與經濟價值」彼此共存，重新建立數位社會的公共利益與信任基礎。

不用 AI 不代表更安全，溫水煮青蛙的轉型危機

而當 AI 與平台逐漸成為社會基礎設施的一部分，治理核心將更專注在技術快速演進下，如何重新建立企業、政府與社會的信任能力。「AI 已經從回答問題，進入執行任務（Action）。」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創新經濟顧問簡立峰指出，當前 AI 已具備規劃與執行能力，正逐步接手知識型工作的核心流程。

這波由代理型 AI（Agentic AI）帶動的變革，首當其衝的正是白領階級；企業接下來面對的不僅是「流程再造」，更是深度的「職能再造」。然而簡立峰也警告，台灣正面臨一場「溫水煮青蛙」的轉型危機。由於國內高端服務業多屬內需市場，企業導入 AI 往往只停留在讓工作變快，卻未真正翻轉核心競爭力做到更聰明。在全球市場，企業已開始不再大量招募初階知識工作者，而是亟需能與 AI 協作、重新定義問題的人才。

「不用 AI 並不能代表更安全。」面對外界對 AI 資安與風險的焦慮，簡立峰提出極具衝擊性的觀點。他以開車為例，車子不開出門固然不會出車禍，但也等於永遠失去移動的能力。真正的數位治理並非全面防堵，而是在實際使用中建立防護。他呼籲，政府必須比以往更積極地導入 AI，「如果政府自己不用 AI，就沒有能力治理 AI，只有 AI 才能監管 AI。」他以「矛與盾」來比喻，強調面對新型態的數位犯罪，必須建立如「AI 警察」般的防禦機制；唯有善用 AI 作為測試與除錯的工具，才能精準揪出系統漏洞，也就是「以 AI 來監管 AI」。

而在治理與技術外，最後的防線仍回歸到「人」。簡立峰強調，未來的教育必須從單向的教導轉為引導，全面培養全民的「AI 識讀能力（AI literacy）」，讓人們在真假難辨的環境中，具備獨立思辨與理解風險的能力。唯有如此，才能在 AI 深度滲透的社會中，建立穩固的信任機制。

多元共融與韌性實踐，為建立信任數位社會的基石

「現在最大的問題，已經不是網路快不快，而是人們還敢不敢相信這個網路。」TWNIC 董事暨執行長余若凡說到，AI 時代的數位信任不只是技術問題，更是場需全社會參與的治理工程。為此，TWNIC 正從純粹的技術社群，轉型為「信任環境驅動者」，致力打造讓人願意信任與參與的數位生態系。

余若凡指出，建立數位信任必須從三個層次著手。首先是「技術面」的基礎設施韌性，如落實 DNS 濫用防治與域名安全；其次是「治理面」的規範設計，探討 AI 與內容監理的平衡；最後，也是最關鍵的「社會協作」。她強調：只有當大家願意對話，信任才有可能被建立。

推動信任對話的同時，多元共融更是韌性實踐的關鍵。談及大會的「Taiwan Tech Women」論壇，余若凡坦言儘管台灣性別平權具指標性，科技業決策圈的女性比例依然偏低。但 AI 時代的不確定性，反而成為女性突破框架的契機。結合與談專家觀點，未來面對複雜的地緣政治與科技風險，企業亟需兼顧社會、科技與公共利益的「生態系領導力（Ecosystem Leadership）」。而女性特有的同理心與跨域溝通耐心，將成為這種多方協調的關鍵需求能力。

「最大的成功，是未來我們不再需要舉辦 Taiwan Tech Woman 這樣的論壇。」余若凡更期許。當性別不再是評價標準，多元聲音成為數位治理的日常，才是真正穩固的信任底座。

綜觀 Internet Week 2026 中各界專家的深刻洞見，網路的未來早已演變為一場涵蓋法規監理、人權保障、經濟創新與社會共融的環境。面對全球網路的破碎化危機與AI帶來的雙面刃效應，單憑政府或單一企業已無法獨力應對。「公私協力」與「開放對話」將是迎向未知挑戰的解方。藉由這些跨界對話與激盪，台灣向國際展現了落實「多方利害關係人治理模式」的決心與實質能量。期許在產官學研及公民社會的共同努力下，能持續深化國際網路治理的影響力，在下個網路世代中穩健前行，共築兼具數位韌性與信任的美好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