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志凱] 世界盃還是臺灣盃？群聚效應或區域平衡|數位時代 BusinessNext

群聚效應是一項重要的經濟發展手段。任何經濟體在產業發展的過程中，都曾經制定政策打造社群，擴大群聚的效果，以增加對外的競爭力。從最早的加工出口區、30年前的科學園區，到最近的軟體園區、生技園區都是一種群聚。

台北夜景

照片來自：matthewwu88 via flickr, cc license

即使不靠政策倡導，群聚也是一種自然發生的社會現象。例如全球人口從鄉鎮向城市移動，或是知名大學附近的新創公司如雨後春筍般出現，都因為群聚是一種效率較高的社會結構。

同類型的水平聚合 vs.上下游的垂直聚合

也許可以把群聚分為兩類，一種是水平聚合的群聚。例如在金石堂或誠品崛起以前，重慶南路整條街都是書店；沅陵街雖短，幾乎家家都是鞋店；或是上五分埔，必定是為了買衣服。不少人覺得納悶，每家店都在賣書，或賣鞋，豈不是彼此搶客人？話雖不錯，不過商家考慮的是人潮，當每個想買書的人都上重慶南路，想買鞋的人都到沅陵街，人潮增加的效益遠遠超過競爭的損失。

另一種是垂直聚合的群聚。像是新竹，先有日據時代成立的聯合工業研究所（現在工研院的前身），後來50年代清華大學、交通大學陸續復校，80年代接著成立了科學園區。之後20年，園區的產業從個人電腦、周邊設備，發展到半導體的生產與設計，形成了一個上下游零組件完整的產業鏈。這是一個非常成功的垂直聚合的經驗。

在所有商業活動裡，最需要群聚效應的可能是創新與創業。創新需要各種不同的人才相濡以沫，不同的腦袋相互刺激，不同的學科交互授粉。良好的創業環境除了創意創新之外，還有幾個要素不可或缺：人才、資訊、資金、政策、和各種加值服務，諸如法務、會計、以及顧問群等。如果沒有一個足夠規模、相對密集的群聚，創意難以激盪，創新很難著床，創業更是事半功倍。

群聚和區域平衡可以並存嗎？

群聚效應的好處，多數人都認同，很少人會反對。但也有人擔心，如果西瓜一直偎大邊，一個聚落成了天龍國，其他區域都成了下里巴，造成一線與二線城市差距加大，或是城鄉嚴重失衡。於是區域平衡發展成為另一個獲得普遍支持的主張。

問題是群聚效應和區域平衡是兩個根本對立的概念。努力促進區域平衡必然會降低群聚效應，追求群聚效應不免減少了區域平衡的發展。

魚我所欲，熊掌同樣為我所欲，兩者可以得兼嗎？那就要看優先順序了。

矽谷：群聚效應的典範

在促進區域發展的同時，不能沒有全球化的觀點。任何自由經濟體系，都不可能是一個封閉系統，資源輸出或輸入時，總要面對全球生產力的競爭。用運動做比喻，如果只為了國家內的錦標賽，參加的團隊自然多多益善，反正志在參加，總有人得第一名。但一旦要出國比賽，就不能不組織國家隊，才能增加勝算。

馬拉松

照片來自：Adrian Grycuk分享於Wikipedia, cc by 3.0

跟運動相比，能滋養創新創業的生態環境複雜百倍，國際競爭之激烈更超過講求續航力的馬拉松賽跑，不能只爭一時的勝負，因此群聚效應更為重要。

矽谷是群聚效應最典型的例子。美國的國力夠強大，富庶的城市很多，紐約、波士頓、芝加哥都是工商科技發達的城市，但是矽谷（包含聖荷西、舊金山及狹義的灣區）區區5百萬人口，佔美國總人口不到2%，卻因為是創投的源頭，創業家的聖地，新興產業的搖籃，每年40%的創投基金都投入在這彈丸之地。

也出自於群眾效應，全美國市值最高三家未上市的獨角獸（市值超過10億美金）Uber， Airbnb， Palentir都創立於矽谷。三家公司的創辦人原本來自其他城市或國家，到了矽谷因緣際會，結合了創意、人才、資金成立公司，在極短的時間內快速成長。當年臉書在波士頓成立，拿到創投資金後便把公司搬到矽谷，成立總部，只花8年的時間，便打造了1千億美金的市值。想要成立汽車公司首選應該是汽車城底特律，但是伊隆．馬斯克卻選擇在矽谷創辦電動車公司特斯拉，因為「在矽谷才能找到第一流的電子工程師」。

圖說明

全美國市值最高三家未上市的獨角獸（市值超過10億美金）Uber， Airbnb， Palentir都創立於矽谷。照片為Airbnb總部，攝影／郭涵羚

類似的例子無法窮舉。矽谷之所以成功，在於充分發揮群聚效應，雖然也因此成了天龍國，薪資高漲，房價狂飆，交通壅塞日益嚴重，但是從創意到創業、從創業到成功，從0到1到n，矽谷的轉換效率傲視全球，鞏固了它作為全球創意之都的地位，這都得歸功於群聚效應。全世界多少城市想要模仿，但羅馬不是一天可以造成，群聚效應無法靠複製或移植，只能依賴時間逐漸的累積。

群聚效應在中國也同樣發酵，北京、上海、深圳三個城市佔中國人口不到5%，卻佔了全國創投投資份額的45%。在這三個城市裡，創業咖啡、共同空間、加速器林立，創業家與創投家的聯誼成為一種日常社交生活。這樣完整的創業生態環境，其他的中國城市人口再多（例如重慶），也很難複製。

如何在加強群聚效應的同時兼顧區域平衡？

那麼為了加強群聚效應，區域平衡是否只好放在一邊？這就回到前面所說的優先順序了。

如果要在國際舞台跟世界競爭，就要努力增加從0到1到n的轉換效率，想要增加轉換效率，就必須擴大群聚效應。純粹為了區域平衡的目的，刻意扭曲資源分配以削弱群聚效應，只會降低長期的生產力和競爭力。

不過為了追求群聚效應，對區域平衡便束手無策嗎？也不見得。如果能夠接受幾個基本前提，也許可以對區域平衡建立較為務實的目標。

首先應該接受人類生活逐漸城市化的趨勢，無論從能源、資源、土地的利用，競爭力的提升，城市都比鄉村更有效率。

其次是鄉村和城市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必然有所落差，落差可以降低，但不可能消弭。

最後是城市與鄉鎮的關係應該是分工，相為腹地，而不是交相競爭或取代。無論一線、二線城市或鄉村，最重要的是建立社區自信，無論城市和鄉村各有風貌，應該充分利用本地資源，發展文化或產業特色。有機而非外力強行介入的區域發展，才是真正平衡的發展。

台灣的產業，有沒有足夠的遠見走出去？

這次台灣總統選舉，在小英主席領導下民進黨大勝，選前的5大策略性產業政見即將進入政策執行階段。這五大產業從國防、生技、綠能、精密機械到物聯網，分別座落在台北、桃園、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從北到南平均分配，並且特別將亞洲矽谷的名號掛在桃園，顯然企圖在群聚效應和區域發展上取得一個適當的平衡。

亞洲矽谷這五大產業是準備參加台灣盃的競賽，還是世界盃？

這樣巧妙的設計用意固然良好，但應該還是回到最根本的問題：這五大產業是準備參加台灣盃的競賽，還是世界盃？如果是台灣盃，企圖改善區域平衡也無妨，如果要打世界盃，以台灣之規模，恐怕還是該在群聚效應上繼續努力。

原始來源：獨立評論＠天下，《數位時代》正式取得「獨立評論＠天下」授權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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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人工智慧（AI）應用的爆發與地緣政治風險的升高，數位環境正迎來「信任」與「韌性」的雙重嚴峻考驗。為了回應這些挑戰，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舉辦首屆「 Internet Week 2026（網路週）」，大會串聯數位發展部（moda）、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亞太網路資訊中心（APNIC）、網際網路名稱與號碼分配機構（ICANN）、臺灣網路治理論壇（TWIGF）及台灣網路維運社群（TWNOG）等國內外指標社群與國際組織，整合多個重要論壇並展開 4 天共 66 場主題議程。

Internet Week 2026 希望透過公、私部門、國際組織與技術社群的跨界溝通，讓政府、私人企業、國際組織、技術社群與公民團體力量在同一個平台上對話。大會不僅期盼建立一個開放、中立且多元的對話空間，更致力於帶動信任的溝通，藉此強化台灣在國際網路治理舞台的實質影響力與能見度，共築具備數位韌性與信任的未來。

身分識別不等於信任，碎片化才是真正危機

「身分識別（Identity）並不等於信任（Trust）。」Edgemoor 研究中心執行長 Steve Crocker 在會後專訪中，拋出這句耐人尋味的觀察。

身為 ARPANET 時代的重要參與者，他見證網際網路從學術研究網路，逐漸演變為全球最重要的數位基礎設施。然而，在地緣政治與各國法規分歧的今天，他認為網際網路正面臨前所未有的碎片化挑戰。「在價值觀、法規與司法管轄權都不同的情況下，我們如何依然維持全球的互通與信任？」Crocker 點出了他的觀察。他指出，未來的數位治理不可能再依賴單一規則或中央權威，而是必須建立在全球共用框架與在地化決策並存的架構上。

技術機制能全球互通，但各國仍應保有政策調整的空間。這樣的治理思維，也體現在 Crocker 近年推動的「 Project Jake 」計畫。隨著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DPR）等隱私法規上路，過去廣泛用於網路犯罪調查的 Whois 網域註冊資料系統，已陷入隱私與公共利益的兩難。Project Jake 則嘗試建立新的跨境資料存取機制，而 TWNIC 更是全球首個主動參與試點的機構。值得注意的是，面對近年區塊鏈與替代性網域名稱系統（Alternative DNS）興起的聲浪，Crocker 直言這往往是為不存在的問題，提供昂貴的解方。

他強調，網際網路真正的韌性來自長年建立的「分散式協作」與「相互依存」。「網際網路從來不是中央控制系統，而是一個 network of networks。」在他看來，與其重新建立彼此割裂的替代架構，不如持續深化跨國透明協作與多方治理，才是維持全球網路信任最務實的方式。

借鏡歐洲《數位服務法》，用「個人問責」重新定義公共利益

如果 Steve Crocker 談的是「基礎設施的信任」，那麼 Jeremy Godfrey 所關注的，則是平台與 AI 對公共利益的衝擊。Godfrey 直言，當前數位平台最大的問題，並不只是單一內容真假，而是整個商業模式正持續放大社會風險。「數位市場並不一定會自然產生對社會最有利的結果。」

長期管理 Meta、X、TikTok 等跨國平台歐洲監管事務的他指出，當平台以廣告收益與流量作為核心目標時，演算法往往會傾向放大更具爭議性與成癮性的內容，進一步衝擊民主討論、兒少保護與社會信任。Godfrey 強調，當數位治理開始涉及言論自由、人類尊嚴與選舉公平等基本人權時，社會不能再將權利平衡的責任，完全交由商業平台自行決定。這也是歐洲近年積極推動《數位服務法》（Digital Services Act，DSA）的原因。除要求大型平台管控系統性風險外，愛爾蘭也進一步要求平台落實年齡驗證、限制向未成年人推播有害內容，並強化企業內部的「個人問責制」。

不過，在 Godfrey 看來，未來治理不該只是被動「減少傷害」，而是重新思考整體數位生態系。「我們不該在創新與安全之間二選一，而是同時追求兩者。」他認為，當 AI 與平台逐漸成為社會基礎設施的一部分，治理的核心已不再只是技術，而是如何讓「信任、安全、權利保障與經濟價值」彼此共存，重新建立數位社會的公共利益與信任基礎。

不用 AI 不代表更安全，溫水煮青蛙的轉型危機

而當 AI 與平台逐漸成為社會基礎設施的一部分，治理核心將更專注在技術快速演進下，如何重新建立企業、政府與社會的信任能力。「AI 已經從回答問題，進入執行任務（Action）。」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創新經濟顧問簡立峰指出，當前 AI 已具備規劃與執行能力，正逐步接手知識型工作的核心流程。

這波由代理型 AI（Agentic AI）帶動的變革，首當其衝的正是白領階級；企業接下來面對的不僅是「流程再造」，更是深度的「職能再造」。然而簡立峰也警告，台灣正面臨一場「溫水煮青蛙」的轉型危機。由於國內高端服務業多屬內需市場，企業導入 AI 往往只停留在讓工作變快，卻未真正翻轉核心競爭力做到更聰明。在全球市場，企業已開始不再大量招募初階知識工作者，而是亟需能與 AI 協作、重新定義問題的人才。

「不用 AI 並不能代表更安全。」面對外界對 AI 資安與風險的焦慮，簡立峰提出極具衝擊性的觀點。他以開車為例，車子不開出門固然不會出車禍，但也等於永遠失去移動的能力。真正的數位治理並非全面防堵，而是在實際使用中建立防護。他呼籲，政府必須比以往更積極地導入 AI，「如果政府自己不用 AI，就沒有能力治理 AI，只有 AI 才能監管 AI。」他以「矛與盾」來比喻，強調面對新型態的數位犯罪，必須建立如「AI 警察」般的防禦機制；唯有善用 AI 作為測試與除錯的工具，才能精準揪出系統漏洞，也就是「以 AI 來監管 AI」。

而在治理與技術外，最後的防線仍回歸到「人」。簡立峰強調，未來的教育必須從單向的教導轉為引導，全面培養全民的「AI 識讀能力（AI literacy）」，讓人們在真假難辨的環境中，具備獨立思辨與理解風險的能力。唯有如此，才能在 AI 深度滲透的社會中，建立穩固的信任機制。

多元共融與韌性實踐，為建立信任數位社會的基石

「現在最大的問題，已經不是網路快不快，而是人們還敢不敢相信這個網路。」TWNIC 董事暨執行長余若凡說到，AI 時代的數位信任不只是技術問題，更是場需全社會參與的治理工程。為此，TWNIC 正從純粹的技術社群，轉型為「信任環境驅動者」，致力打造讓人願意信任與參與的數位生態系。

余若凡指出，建立數位信任必須從三個層次著手。首先是「技術面」的基礎設施韌性，如落實 DNS 濫用防治與域名安全；其次是「治理面」的規範設計，探討 AI 與內容監理的平衡；最後，也是最關鍵的「社會協作」。她強調：只有當大家願意對話，信任才有可能被建立。

推動信任對話的同時，多元共融更是韌性實踐的關鍵。談及大會的「Taiwan Tech Women」論壇，余若凡坦言儘管台灣性別平權具指標性，科技業決策圈的女性比例依然偏低。但 AI 時代的不確定性，反而成為女性突破框架的契機。結合與談專家觀點，未來面對複雜的地緣政治與科技風險，企業亟需兼顧社會、科技與公共利益的「生態系領導力（Ecosystem Leadership）」。而女性特有的同理心與跨域溝通耐心，將成為這種多方協調的關鍵需求能力。

「最大的成功，是未來我們不再需要舉辦 Taiwan Tech Woman 這樣的論壇。」余若凡更期許。當性別不再是評價標準，多元聲音成為數位治理的日常，才是真正穩固的信任底座。

綜觀 Internet Week 2026 中各界專家的深刻洞見，網路的未來早已演變為一場涵蓋法規監理、人權保障、經濟創新與社會共融的環境。面對全球網路的破碎化危機與AI帶來的雙面刃效應，單憑政府或單一企業已無法獨力應對。「公私協力」與「開放對話」將是迎向未知挑戰的解方。藉由這些跨界對話與激盪，台灣向國際展現了落實「多方利害關係人治理模式」的決心與實質能量。期許在產官學研及公民社會的共同努力下，能持續深化國際網路治理的影響力，在下個網路世代中穩健前行，共築兼具數位韌性與信任的美好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