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新「完全自動駕駛套件」生產延遲的緣故？特斯拉未達2016年出貨預期|數位時代 BusinessNext

特斯拉2016年究竟能否交付8萬輛車的懸念終於落下。

今天凌晨，特斯拉發布了2016年Q4和全年財報。財報顯示，特斯拉在上季交付2.22萬輛車，包括1.27萬輛Model S和9,500輛Model X，略低於Q4交付2.5萬輛的預期。2016年全年，特斯拉總共交付7.623萬輛車，相比去年全年5.05萬輛的交付量較去年成長50.7％，但略低於特斯拉的8萬目標。消息公佈，特斯拉股價下跌2%。

在36氪之前的文章中就已經提到，2017年，特斯拉要量產Model 3、擴建Gigafactory、推進Autopilot自動駕駛技術的研發、整合Solarcity⋯⋯是的，全是燒錢的，需要大量資金投入的專案，這讓特斯拉的第四季財報變得特別重要，漂亮的財報數據會推動股價上漲，穩定投資者信心，讓特斯拉在2017年的生產運營中更為主動。

為此，特斯拉也採取了一系列促銷活動，力促Q4交付量。這包括在各個市場調高車輛售價、以及推出2017年1月1號（後寬限到2017年1月15號）後買車在超級充電站充電需要交費等政策。

提高車輛售價：

在美國市場，特斯拉於11月11日宣布將從11月22日開始，提高入門級車型Model S 60的起步價，在原來的基礎上增加2000美元，從6.6萬美金變成6.8萬美元。考慮到在美國並沒有匯率問題，同時11月22日是特斯拉能在年底完成發貨的最後一天，因此始於11月22日的漲價，更多像是驅使潛在車主早點下單的刺激因素。

在中國市場，特斯拉曾在11月24號上調了Model S全系車型價格及選裝配件價格，最高漲幅達3.71萬，調整後的售價區間為68.69萬-131.52萬。又在25日零時宣布再次上調Model X全系車型價格及選裝配件價格，最高漲幅約9.48%，漲價後Model X全系售價92.07萬元至141.39萬元（含增值稅）。雖然特斯拉表示售價上調並不是因為別的，而是因為人民幣與美元的匯率波動導致，但特斯拉這樣動輒七、八萬的上調幅度，無疑能刺激準車主提早下單。

推出超級充電站收費政策：

去年11月7日，特斯拉宣布2017年1月1日（後推遲到1月15號）之後下訂單的特斯拉汽車在使用超級充電站充電時實行有條件的收費政策。特斯拉表示，

「2017年1月1日之後下訂單的特斯拉汽車，每年可在超級充電站免費充電400千瓦時（約行駛1600公里）。超出400千瓦時的部分，我們會收取一筆小費用⋯⋯由於電價的不同，充電的價格會因時間、地域的不同而有所差異。特斯拉現有車主，及在2017年1月1日前完成訂單、並於2017年4月1日前完成交付的特斯拉車主，不會受到這項收費調整的影響。」

此外，在去年11月份的一封郵件中，特斯拉還表示其「完全自動駕駛套件」Autopilot 2.0是一個有著「未來意義」的因素，對特斯拉的Q4銷量也將起到槓桿作用。

特斯拉Q4未達預期，出貨2.22萬輛，但比去年Q4車輛出貨高了52％

可現在回頭看，特斯拉交付沒達標，特斯拉給出的原因也恰恰是這個Autopilot。

特斯拉表示已經實現了生產目標（生產和交付是兩個概念），在第4季生產了2.48萬輛汽車，但新自動駕駛硬體帶來的生產挑戰讓生產線順利量產的時間更接近季度末，這意味著一些已經生產的汽車——約2,750輛（加上還是達不到8萬輛的預定目標？）——不能在年底前交付。不過特斯拉強調，第四季車輛需求特別強勁，淨訂單比去年高出52％，比第三季高24％，這創下了他們有史以來最高的訂單紀錄。

這是完整的新聞稿：

2017年1月3日，特斯拉（納斯達克：TSLA）在第4季生產24,882輛車，總計2016年生產83,922輛車。這比2015年成長了64％。

特斯拉在第四季交付了大約22,200輛車，其中12,700輛Model S，9,500輛Model X。 2016年全年出貨量約為76,230輛。我們的第四季交貨數量略為保守，因為我們只把交付給客戶，並完成了文件簽署工作的訂單計入了交付數量。（就是說，其他已經付款，生產完畢的訂單因為「賣家發貨慢」導致了財報交付數據不好看？）

特斯拉解釋出貨量不達預期的原因官方版：

由於從10月底開始並持續到12月初的過渡到新的自動駕駛儀硬體的短期生產挑戰，Q4車輛生產在季度末比我們原來計劃的權重更重。我們最終能夠恢復量產規模。雖然我們達到了我們的生產目標，但生產的延遲造成了給季度交貨帶來了不良影響，包括歐洲和亞洲的汽車訂單未達運輸臨界值等問題。雖然我們試圖完成這些交付，在季度末加快交付速度，但很遺憾，我們最終沒能交付所有的訂單給客戶。總共，由於運輸的最後一分鐘延誤或由於客戶無法實際交付，約4,750輛車未能計入第4季度的交付量。即使這些客戶已經完全支付了他們的訂單，我們仍然沒有在第4季度把它們視為交貨。

除了第四季度交貨外，截至本季度末，還有約6,450輛車正在向客戶轉運。這些將在2017年第一季計為交貨。

第四季車輛需求特別強勁。 Model S和Model X的Q4淨訂單創造了我們的歷史記錄，比2015年第四季高52％，比我們上一季的2016年第三季高24％。

特斯拉汽車交付僅代表公司財務業績的一個衡量標準，不應作為季度財務結果的指標，這取決於各種因素，包括銷售成本，外匯流動和直接租賃車輛的組合。

本文授權轉載自：36 氪

面對人工智慧（AI）應用的爆發與地緣政治風險的升高，數位環境正迎來「信任」與「韌性」的雙重嚴峻考驗。為了回應這些挑戰，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舉辦首屆「 Internet Week 2026（網路週）」，大會串聯數位發展部（moda）、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亞太網路資訊中心（APNIC）、網際網路名稱與號碼分配機構（ICANN）、臺灣網路治理論壇（TWIGF）及台灣網路維運社群（TWNOG）等國內外指標社群與國際組織，整合多個重要論壇並展開 4 天共 66 場主題議程。

Internet Week 2026 希望透過公、私部門、國際組織與技術社群的跨界溝通，讓政府、私人企業、國際組織、技術社群與公民團體力量在同一個平台上對話。大會不僅期盼建立一個開放、中立且多元的對話空間，更致力於帶動信任的溝通，藉此強化台灣在國際網路治理舞台的實質影響力與能見度，共築具備數位韌性與信任的未來。

身分識別不等於信任，碎片化才是真正危機

「身分識別（Identity）並不等於信任（Trust）。」Edgemoor 研究中心執行長 Steve Crocker 在會後專訪中，拋出這句耐人尋味的觀察。

身為 ARPANET 時代的重要參與者，他見證網際網路從學術研究網路，逐漸演變為全球最重要的數位基礎設施。然而，在地緣政治與各國法規分歧的今天，他認為網際網路正面臨前所未有的碎片化挑戰。「在價值觀、法規與司法管轄權都不同的情況下，我們如何依然維持全球的互通與信任？」Crocker 點出了他的觀察。他指出，未來的數位治理不可能再依賴單一規則或中央權威，而是必須建立在全球共用框架與在地化決策並存的架構上。

技術機制能全球互通，但各國仍應保有政策調整的空間。這樣的治理思維，也體現在 Crocker 近年推動的「 Project Jake 」計畫。隨著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DPR）等隱私法規上路，過去廣泛用於網路犯罪調查的 Whois 網域註冊資料系統，已陷入隱私與公共利益的兩難。Project Jake 則嘗試建立新的跨境資料存取機制，而 TWNIC 更是全球首個主動參與試點的機構。值得注意的是，面對近年區塊鏈與替代性網域名稱系統（Alternative DNS）興起的聲浪，Crocker 直言這往往是為不存在的問題，提供昂貴的解方。

他強調，網際網路真正的韌性來自長年建立的「分散式協作」與「相互依存」。「網際網路從來不是中央控制系統，而是一個 network of networks。」在他看來，與其重新建立彼此割裂的替代架構，不如持續深化跨國透明協作與多方治理，才是維持全球網路信任最務實的方式。

借鏡歐洲《數位服務法》，用「個人問責」重新定義公共利益

如果 Steve Crocker 談的是「基礎設施的信任」，那麼 Jeremy Godfrey 所關注的，則是平台與 AI 對公共利益的衝擊。Godfrey 直言，當前數位平台最大的問題，並不只是單一內容真假，而是整個商業模式正持續放大社會風險。「數位市場並不一定會自然產生對社會最有利的結果。」

長期管理 Meta、X、TikTok 等跨國平台歐洲監管事務的他指出，當平台以廣告收益與流量作為核心目標時，演算法往往會傾向放大更具爭議性與成癮性的內容，進一步衝擊民主討論、兒少保護與社會信任。Godfrey 強調，當數位治理開始涉及言論自由、人類尊嚴與選舉公平等基本人權時，社會不能再將權利平衡的責任，完全交由商業平台自行決定。這也是歐洲近年積極推動《數位服務法》（Digital Services Act，DSA）的原因。除要求大型平台管控系統性風險外，愛爾蘭也進一步要求平台落實年齡驗證、限制向未成年人推播有害內容，並強化企業內部的「個人問責制」。

不過，在 Godfrey 看來，未來治理不該只是被動「減少傷害」，而是重新思考整體數位生態系。「我們不該在創新與安全之間二選一，而是同時追求兩者。」他認為，當 AI 與平台逐漸成為社會基礎設施的一部分，治理的核心已不再只是技術，而是如何讓「信任、安全、權利保障與經濟價值」彼此共存，重新建立數位社會的公共利益與信任基礎。

不用 AI 不代表更安全，溫水煮青蛙的轉型危機

而當 AI 與平台逐漸成為社會基礎設施的一部分，治理核心將更專注在技術快速演進下，如何重新建立企業、政府與社會的信任能力。「AI 已經從回答問題，進入執行任務（Action）。」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創新經濟顧問簡立峰指出，當前 AI 已具備規劃與執行能力，正逐步接手知識型工作的核心流程。

這波由代理型 AI（Agentic AI）帶動的變革，首當其衝的正是白領階級；企業接下來面對的不僅是「流程再造」，更是深度的「職能再造」。然而簡立峰也警告，台灣正面臨一場「溫水煮青蛙」的轉型危機。由於國內高端服務業多屬內需市場，企業導入 AI 往往只停留在讓工作變快，卻未真正翻轉核心競爭力做到更聰明。在全球市場，企業已開始不再大量招募初階知識工作者，而是亟需能與 AI 協作、重新定義問題的人才。

「不用 AI 並不能代表更安全。」面對外界對 AI 資安與風險的焦慮，簡立峰提出極具衝擊性的觀點。他以開車為例，車子不開出門固然不會出車禍，但也等於永遠失去移動的能力。真正的數位治理並非全面防堵，而是在實際使用中建立防護。他呼籲，政府必須比以往更積極地導入 AI，「如果政府自己不用 AI，就沒有能力治理 AI，只有 AI 才能監管 AI。」他以「矛與盾」來比喻，強調面對新型態的數位犯罪，必須建立如「AI 警察」般的防禦機制；唯有善用 AI 作為測試與除錯的工具，才能精準揪出系統漏洞，也就是「以 AI 來監管 AI」。

而在治理與技術外，最後的防線仍回歸到「人」。簡立峰強調，未來的教育必須從單向的教導轉為引導，全面培養全民的「AI 識讀能力（AI literacy）」，讓人們在真假難辨的環境中，具備獨立思辨與理解風險的能力。唯有如此，才能在 AI 深度滲透的社會中，建立穩固的信任機制。

多元共融與韌性實踐，為建立信任數位社會的基石

「現在最大的問題，已經不是網路快不快，而是人們還敢不敢相信這個網路。」TWNIC 董事暨執行長余若凡說到，AI 時代的數位信任不只是技術問題，更是場需全社會參與的治理工程。為此，TWNIC 正從純粹的技術社群，轉型為「信任環境驅動者」，致力打造讓人願意信任與參與的數位生態系。

余若凡指出，建立數位信任必須從三個層次著手。首先是「技術面」的基礎設施韌性，如落實 DNS 濫用防治與域名安全；其次是「治理面」的規範設計，探討 AI 與內容監理的平衡；最後，也是最關鍵的「社會協作」。她強調：只有當大家願意對話，信任才有可能被建立。

推動信任對話的同時，多元共融更是韌性實踐的關鍵。談及大會的「Taiwan Tech Women」論壇，余若凡坦言儘管台灣性別平權具指標性，科技業決策圈的女性比例依然偏低。但 AI 時代的不確定性，反而成為女性突破框架的契機。結合與談專家觀點，未來面對複雜的地緣政治與科技風險，企業亟需兼顧社會、科技與公共利益的「生態系領導力（Ecosystem Leadership）」。而女性特有的同理心與跨域溝通耐心，將成為這種多方協調的關鍵需求能力。

「最大的成功，是未來我們不再需要舉辦 Taiwan Tech Woman 這樣的論壇。」余若凡更期許。當性別不再是評價標準，多元聲音成為數位治理的日常，才是真正穩固的信任底座。

綜觀 Internet Week 2026 中各界專家的深刻洞見，網路的未來早已演變為一場涵蓋法規監理、人權保障、經濟創新與社會共融的環境。面對全球網路的破碎化危機與AI帶來的雙面刃效應，單憑政府或單一企業已無法獨力應對。「公私協力」與「開放對話」將是迎向未知挑戰的解方。藉由這些跨界對話與激盪，台灣向國際展現了落實「多方利害關係人治理模式」的決心與實質能量。期許在產官學研及公民社會的共同努力下，能持續深化國際網路治理的影響力，在下個網路世代中穩健前行，共築兼具數位韌性與信任的美好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