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總認為當代工商業、資訊社會是一個「理智」強壓過「情感」的生存情境，事實上，這是一種誤解。我們仍經常訴諸激情與感覺判斷訊息，高度渲染性的媒體、激越的政治語境和流行文化，則不斷加強這些傾向，有時讓整體社會進入一種「半理盲狀態」。
那麼在此時重新引薦王小波，便有其重要意義。
他的成名作《黃金時代》、《沉默的大多數》已經為台灣、中國大陸文學愛好者所熟悉，他用情慾、誠摯的生活與愛情抗擊文革的荒謬；在王小波大量書寫的八零、九零年代，正好是中國改革開放，前進思想百花齊放的時刻，許多人將王小波引起的啟蒙熱潮，稱作中國繼陳寅恪後的「第二次自由主義復興」。
還記得《黃金時代》裡的一段，他寫文革時期，王二（主角）愛的女人來到山丘的小屋偷會他，女人走在大風中，裙子下什麼也沒穿，而齊身的野草，就這樣順著微風，輕撫女人的股間，沒有任何情色意味，只有風……。
他用這樣直率真誠的人性表達，抗擊，或輕蔑的超越了文革時荒謬的非人體制。
但許多人不知道，除小說創作，王小波同時是個文理雙修的作家。他大學念過理科、曾在半導體廠工作，熱衷於研究電腦（據說他用的很多電腦軟體是他自己寫的），關心科技，上電視、雜誌反對偽氣功、偽科學，並針對當時中國蜂起的反智現象，用〈電腦特技與異化〉一文提出鋒利批評：
「《玩具總動員》獲得成功以後，有人炒這個題目，說電腦特技必然導致電影人的異化云云。你說電腦特技是異化，比之搭檯子演戲，電影本身才是異化呢。演戲還要化妝，還不如灰頭土臉往臺上一站。當然上臺也是異化，不如不上臺。整個表演藝術都沒有，這不更貼近生活？」
承襲自魯迅雜文傳統的精湛諷刺，直面的卻是當代科技問題。他的寫作，彷彿一清醒的受困者，身處一群爛醉的自由人之間──那是當時中國大陸官方意識形態主導下，一個知識分子的強烈孤獨感。他在〈中國為什麼沒有科幻片〉中又說：
「假設我要搞的是《侏羅紀公園》那樣的電影，我怎麼跟上面說呢？我這部片子，現實意義在哪裡？積極意義又在哪裡？為什麼我要搞這麼一部古怪的電影？最主要的問題是，我這部電影是怎樣配合當前形勢的？這些問題我一個都答不上來。這樣一想，結論就出來了：當初我就不該給自己找這份麻煩。」
照著一個最基礎的理路走，引出一個誠實、必然，怪誕但符合邏輯的結論，讓讀者自己感受其中的荒謬。而他的雜文如〈從Internet說起〉、〈電視與電腦病毒〉、〈科學與邪道〉等，皆對當代中國的科普啟蒙產生重大影響。他甚至在1996年就預見了VR（虛擬實境）的潛能。在短文〈蓋茲的緊身衣〉裡，他說：
「戴上顯示彩色圖像的眼鏡，再給你戴上立體聲耳機，你的所見所聞都由計算機來控制。只要軟硬件都過硬，人分不出電子音像和真聲真像的區別。可能現在的軟硬件還稱不上過硬，尚做不到這一點，但過去二十年裡，技術的進步是驚人的，所以對這一天的到來，一定要有心理準備。」
時代精神猶如鐘擺，總在過激與守成間搖晃。而我們永遠在追逐上一刻秒針停留的幻影。2017是王小波逝世20周年，除了文學，他對於科技與政治、科技與文化的觀點，同樣值得被重新重視評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