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ift語言發明者Chris Lattner，在加入特斯拉六個月後宣布離職|數位時代 BusinessNext

前不久特斯拉開始啟用遍布Autopilot 2.0硬體車型車身四周的攝影鏡頭開始收集路況信息，自動駕駛的研發剛開了一個好頭，近日，加入特斯拉不到6個月的特斯拉Autopilot軟體副總裁Chris Lattner宣布離職，同時前Open AI深度學習和電腦視覺專家Andrej Karpathy被曝已加盟特斯拉，擔任特斯拉Autopilot視覺部門主管。

Chris Lattner很傳奇，Andrej Karpathy也不遜色

1月11日，特斯拉宣布前蘋果軟體高階主管Chris Lattner加盟特斯拉，擔任特斯拉Autopilot軟體副總裁。在加入特斯拉前，Chris在蘋果任職達11年之久，在蘋果期間主導開發了大名鼎鼎的蘋果編程語言Swift，Swift是用於在蘋果平台上構建應用的編程語言，這一方便高效的編程語言一問世便廣受歡迎，並成為Linux平台上成長最快的語言之一。

Chris的輝煌履歷讓特斯拉對其寄予厚望，在歡迎Chris的部落格中，特斯拉表示「Chris以高深的工程學造詣而聞名」、「我們很高興Chris加入特斯拉，也熱切期待他能帶領自動輔助駕駛工程團隊加速自動駕駛時代的到來。」

任期不到6個月，Chris Lattner的離職似乎有些倉促，他日前透過Twitter宣布：「事實證明我和特斯拉不是很合拍，我正在尋求技術管理的新職位。」

然而就在不到一周前，他的上條Twitter還在為特斯拉啟用攝影鏡頭收集路況信息搖旗吶喊：「深度學習技術需要大數據。」

Deep learning loves big data! https://t.co/Tw2M0P1KRv
— Chris Lattner (@clattner_llvm) 2017年6月15日

Turns out that Tesla isn't a good fit for me after all. I'm interested to hear about interesting roles for a seasoned engineering leader!
— Chris Lattner (@clattner_llvm) 2017年6月21日

對於離職的Chris，特斯拉發言人的回應與前者如出一轍：「Chris和特斯拉不太合拍，我們決定做出改變，祝他好運。」

再來說說新來的，Andrej Karpathy是史丹佛大學電腦視覺方面的博士生，學業生涯師從史丹佛人工智慧實驗室主管、Google首席科學家李飛飛教授。曾先後在研發出「AlphaGo」的Google DeepMind公司及Google Brain研究小組工作，加盟特斯拉前的最後一站，Karpathy擔任了非盈利性AI研究組織Open AI的研究科學家。無論是理論知識水平還是產品商業化能力都無可挑剔。

Karpathy本人也在Twitter表達了對在特斯拉任職的期待——

Excited to join Tesla as the Director of AI! https://t.co/5AdhaF40kM
— Andrej Karpathy (@karpathy) 2017年6月21日

特斯拉在歡迎Karpathy的聲明中表示：

「Andrej Karpathy是電腦視覺和深度學習領域全球頂尖的專家，我們歡迎他加盟特斯拉擔任人工智慧主管兼Autopilot視覺部門主管，他將直接向CEO Elon Musk匯報工作。

Andrej將與Jim Keller緊密合作，Jim Keller現在統領特斯拉Autopilot硬、軟體的研發工作。」

Karpathy在業內的影響力有多大呢？特斯拉在自動駕駛領域的競爭對手、天才駭客George Hotz創辦的自動駕駛新創公司Comma.ai 一直很欣賞特斯拉激進的自動駕駛技術研發策略，並對傳統車企的漸進式策略嗤之以鼻，而今Karpathy加盟特斯拉的消息曝出後，Comma.ai官方Twitter評論稱：「這種規格的挖人解釋了為什麼傳統車企（在自動駕駛領域）根本沒機會。」

高層更迭頻繁？特斯拉習以為常。

如果我們翻回去看看5個月前特斯拉歡迎Chris Lattner的部落格文章，會發現另一些有趣的信息。

那篇文章中還特意感謝了另一位高階主管——特斯拉Autopilot視覺部門副總裁David Nister所做的工作。問題是，在今天歡迎Karpathy的聲明中，Karpathy的Title是「人工智慧主管兼Autopilot視覺部門主管」，那麼……誰向誰匯報？

其實，早在3月底，David Nistér便從特斯拉跳槽到了晶片廠商英偉達，擔任自動駕駛副總裁一職，負責領導軟體開發和高精度地圖的繪製。彼時特斯拉發言人對David Nistér的離職回應稱：「伴隨著Chris Lattner成為新任Autopilot軟體副總裁，David Nistér在公司的角色也發生了變化，繼續留在特斯拉讓他遇到了瓶頸，我們感謝David Nistér為公司做出的貢獻，並祝他未來一切順利。」

好了，現在的狀況是，David Nistér繼任者Chris Lattner也已經離開了特斯拉。

除此之外，現在統領特斯拉Autopilot硬、軟體研發工作的是Jim Keller，他的前任Sterling Anderson是去年年底才從特斯拉離職的。

如此頻繁的高階主管更迭，又一次引起了一個老生常談的質疑：特斯拉的公司文化是否留不住人才？繼Uber之後，特斯拉也患上矽谷明星公司病「公司文化危機」了嗎？

事實上，我們上文披露的不過是特斯拉高階主管更迭的冰山一角。自去年3月開始，特斯拉已經流失了超過20名高階主管，他們的業務範圍涵蓋了金融、通信、監管事務、生產、製造、產品和規劃等各個領域。

以下是特斯拉離職高階主管的不完整名單：

2016年3月16日，分管通信與戰略行銷的特斯拉全球副總裁Ricardo Reyes透過Twitter證實已離職。
2016年3月24日，分管全球會計、財務報告及財務運營團隊的特斯拉財務副總裁Michael Zanoni離職，以財務副總裁的身份加盟亞馬遜。
2016年4月13日，特斯拉公共政策與法律事務副總裁兼副總法律顧問James Chen離職，加盟新創公司。
2017年2月，特斯拉人力資源副總裁Mark Lipscomb離職，跳槽到Netflix擔任人力資源副總裁。
2017年3月，特斯拉硬體工程主管Satish Jeyachandran離職。
2017年4月，特斯拉CFO Jason Wheeler離職。

特斯拉頻繁的高階主管更迭甚至引發了市場擔憂，瑞銀分析師Colin Langan就特斯拉股票給出「賣出」評級的理由是，任何時候，一家公司要高速擴張，都必須要有穩定的管理層來主導。

華爾街質疑的另外一點是特斯拉高階主管信息不透明，除了CEO Elon Musk和CTO JB Straubel，特斯拉官網、投資者關係界面、向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提交的年報中從未列出其他任何高階主管或副總裁的名單。

然而身處旋渦中央的特斯拉表示情緒穩定：「特斯拉吸引和留住人才的能力是我們最大的資產之一，2016年，特斯拉的員工流失率低於科技公司的行業平均水平。特斯拉高階主管團隊擁有相當長的任期，在特斯拉最高級的高階主管團隊中，超過3年任期高階主管比例達到75%；超過6年任期的比例達到60%；超過十年任期的比例達到20%。自特斯拉成立的14年來，特斯拉管理層近60%的人目前仍然留在公司。」

除了新來的Andrej Karpathy，特斯拉還挖來了前Faraday Future電腦視覺科學家Yong-Dian Jian，在Autopilot視覺部門擔任首席科學家，他更早些時候在百度美國自動駕駛事業部擔任研究員。

值得一提的是，上文提到的Open AI同樣是Elon Musk發起成立的公司，這家公司匯聚了多位全球頂尖的AI及電腦視覺專家，比如本文主角之一Andrej Karpathy。對於Musk來說，同時擔任航空航天、汽車製造、自動駕駛、人工智慧研究等多個領域的公司CEO使得他有機會隨時找到相關領域的頂尖人才加碼業務的研發。

可以看出，伴隨著時間的不斷流逝，自動駕駛技術演示期限的臨近，特斯拉正在不斷加大對計算機視覺及深度學習人才的招募。從另一個角度說，即便在今年上半年Autopilot高階主管頻繁更迭的情況下，特斯拉不還是在6個月內自研了此前由ADAS廠商Mobileye提供的所有輔助駕駛功能？所以，關於年底長達4500公里全程無干預的自動駕駛技術演示，繼續安心等待就好啦。

本文授權轉載自：36 氪

面對人工智慧（AI）應用的爆發與地緣政治風險的升高，數位環境正迎來「信任」與「韌性」的雙重嚴峻考驗。為了回應這些挑戰，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舉辦首屆「 Internet Week 2026（網路週）」，大會串聯數位發展部（moda）、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亞太網路資訊中心（APNIC）、網際網路名稱與號碼分配機構（ICANN）、臺灣網路治理論壇（TWIGF）及台灣網路維運社群（TWNOG）等國內外指標社群與國際組織，整合多個重要論壇並展開 4 天共 66 場主題議程。

Internet Week 2026 希望透過公、私部門、國際組織與技術社群的跨界溝通，讓政府、私人企業、國際組織、技術社群與公民團體力量在同一個平台上對話。大會不僅期盼建立一個開放、中立且多元的對話空間，更致力於帶動信任的溝通，藉此強化台灣在國際網路治理舞台的實質影響力與能見度，共築具備數位韌性與信任的未來。

身分識別不等於信任，碎片化才是真正危機

「身分識別（Identity）並不等於信任（Trust）。」Edgemoor 研究中心執行長 Steve Crocker 在會後專訪中，拋出這句耐人尋味的觀察。

身為 ARPANET 時代的重要參與者，他見證網際網路從學術研究網路，逐漸演變為全球最重要的數位基礎設施。然而，在地緣政治與各國法規分歧的今天，他認為網際網路正面臨前所未有的碎片化挑戰。「在價值觀、法規與司法管轄權都不同的情況下，我們如何依然維持全球的互通與信任？」Crocker 點出了他的觀察。他指出，未來的數位治理不可能再依賴單一規則或中央權威，而是必須建立在全球共用框架與在地化決策並存的架構上。

技術機制能全球互通，但各國仍應保有政策調整的空間。這樣的治理思維，也體現在 Crocker 近年推動的「 Project Jake 」計畫。隨著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DPR）等隱私法規上路，過去廣泛用於網路犯罪調查的 Whois 網域註冊資料系統，已陷入隱私與公共利益的兩難。Project Jake 則嘗試建立新的跨境資料存取機制，而 TWNIC 更是全球首個主動參與試點的機構。值得注意的是，面對近年區塊鏈與替代性網域名稱系統（Alternative DNS）興起的聲浪，Crocker 直言這往往是為不存在的問題，提供昂貴的解方。

他強調，網際網路真正的韌性來自長年建立的「分散式協作」與「相互依存」。「網際網路從來不是中央控制系統，而是一個 network of networks。」在他看來，與其重新建立彼此割裂的替代架構，不如持續深化跨國透明協作與多方治理，才是維持全球網路信任最務實的方式。

借鏡歐洲《數位服務法》，用「個人問責」重新定義公共利益

如果 Steve Crocker 談的是「基礎設施的信任」，那麼 Jeremy Godfrey 所關注的，則是平台與 AI 對公共利益的衝擊。Godfrey 直言，當前數位平台最大的問題，並不只是單一內容真假，而是整個商業模式正持續放大社會風險。「數位市場並不一定會自然產生對社會最有利的結果。」

長期管理 Meta、X、TikTok 等跨國平台歐洲監管事務的他指出，當平台以廣告收益與流量作為核心目標時，演算法往往會傾向放大更具爭議性與成癮性的內容，進一步衝擊民主討論、兒少保護與社會信任。Godfrey 強調，當數位治理開始涉及言論自由、人類尊嚴與選舉公平等基本人權時，社會不能再將權利平衡的責任，完全交由商業平台自行決定。這也是歐洲近年積極推動《數位服務法》（Digital Services Act，DSA）的原因。除要求大型平台管控系統性風險外，愛爾蘭也進一步要求平台落實年齡驗證、限制向未成年人推播有害內容，並強化企業內部的「個人問責制」。

不過，在 Godfrey 看來，未來治理不該只是被動「減少傷害」，而是重新思考整體數位生態系。「我們不該在創新與安全之間二選一，而是同時追求兩者。」他認為，當 AI 與平台逐漸成為社會基礎設施的一部分，治理的核心已不再只是技術，而是如何讓「信任、安全、權利保障與經濟價值」彼此共存，重新建立數位社會的公共利益與信任基礎。

不用 AI 不代表更安全，溫水煮青蛙的轉型危機

而當 AI 與平台逐漸成為社會基礎設施的一部分，治理核心將更專注在技術快速演進下，如何重新建立企業、政府與社會的信任能力。「AI 已經從回答問題，進入執行任務（Action）。」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創新經濟顧問簡立峰指出，當前 AI 已具備規劃與執行能力，正逐步接手知識型工作的核心流程。

這波由代理型 AI（Agentic AI）帶動的變革，首當其衝的正是白領階級；企業接下來面對的不僅是「流程再造」，更是深度的「職能再造」。然而簡立峰也警告，台灣正面臨一場「溫水煮青蛙」的轉型危機。由於國內高端服務業多屬內需市場，企業導入 AI 往往只停留在讓工作變快，卻未真正翻轉核心競爭力做到更聰明。在全球市場，企業已開始不再大量招募初階知識工作者，而是亟需能與 AI 協作、重新定義問題的人才。

「不用 AI 並不能代表更安全。」面對外界對 AI 資安與風險的焦慮，簡立峰提出極具衝擊性的觀點。他以開車為例，車子不開出門固然不會出車禍，但也等於永遠失去移動的能力。真正的數位治理並非全面防堵，而是在實際使用中建立防護。他呼籲，政府必須比以往更積極地導入 AI，「如果政府自己不用 AI，就沒有能力治理 AI，只有 AI 才能監管 AI。」他以「矛與盾」來比喻，強調面對新型態的數位犯罪，必須建立如「AI 警察」般的防禦機制；唯有善用 AI 作為測試與除錯的工具，才能精準揪出系統漏洞，也就是「以 AI 來監管 AI」。

而在治理與技術外，最後的防線仍回歸到「人」。簡立峰強調，未來的教育必須從單向的教導轉為引導，全面培養全民的「AI 識讀能力（AI literacy）」，讓人們在真假難辨的環境中，具備獨立思辨與理解風險的能力。唯有如此，才能在 AI 深度滲透的社會中，建立穩固的信任機制。

多元共融與韌性實踐，為建立信任數位社會的基石

「現在最大的問題，已經不是網路快不快，而是人們還敢不敢相信這個網路。」TWNIC 董事暨執行長余若凡說到，AI 時代的數位信任不只是技術問題，更是場需全社會參與的治理工程。為此，TWNIC 正從純粹的技術社群，轉型為「信任環境驅動者」，致力打造讓人願意信任與參與的數位生態系。

余若凡指出，建立數位信任必須從三個層次著手。首先是「技術面」的基礎設施韌性，如落實 DNS 濫用防治與域名安全；其次是「治理面」的規範設計，探討 AI 與內容監理的平衡；最後，也是最關鍵的「社會協作」。她強調：只有當大家願意對話，信任才有可能被建立。

推動信任對話的同時，多元共融更是韌性實踐的關鍵。談及大會的「Taiwan Tech Women」論壇，余若凡坦言儘管台灣性別平權具指標性，科技業決策圈的女性比例依然偏低。但 AI 時代的不確定性，反而成為女性突破框架的契機。結合與談專家觀點，未來面對複雜的地緣政治與科技風險，企業亟需兼顧社會、科技與公共利益的「生態系領導力（Ecosystem Leadership）」。而女性特有的同理心與跨域溝通耐心，將成為這種多方協調的關鍵需求能力。

「最大的成功，是未來我們不再需要舉辦 Taiwan Tech Woman 這樣的論壇。」余若凡更期許。當性別不再是評價標準，多元聲音成為數位治理的日常，才是真正穩固的信任底座。

綜觀 Internet Week 2026 中各界專家的深刻洞見，網路的未來早已演變為一場涵蓋法規監理、人權保障、經濟創新與社會共融的環境。面對全球網路的破碎化危機與AI帶來的雙面刃效應，單憑政府或單一企業已無法獨力應對。「公私協力」與「開放對話」將是迎向未知挑戰的解方。藉由這些跨界對話與激盪，台灣向國際展現了落實「多方利害關係人治理模式」的決心與實質能量。期許在產官學研及公民社會的共同努力下，能持續深化國際網路治理的影響力，在下個網路世代中穩健前行，共築兼具數位韌性與信任的美好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