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分時常「自我感覺良好」?Netflix改以使用者行為定義你的品味
評分時常「自我感覺良好」?Netflix改以使用者行為定義你的品味

本文摘自:《品味選擇題》,大塊文化出版

某天晚上,我在瀏覽Netflix,看是不是有什麼東西可看,結果跳出來一部名叫《木馬贏家》(The Rocking Horse Winner)的電影(「因為您喜歡看《驚魂記》、《安妮霍爾》、《血風暴》」)。我點選了它,發現是一部1949年的片子,改編自勞倫斯(D.H. Lawrence)的小說,講一個男孩,只要騎在玩具馬上,就能預測賽馬的贏家。這個故事和這部電影我都沒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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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木馬贏家

我在這件事所想的是,透過演算法來推薦,這套系統實在太厲害了:從歷史的垃圾桶裡,用一種看不到、超過我所能理解的方式,挑了一部沒人知道的電影。是什麼東西把《木馬贏家》跟伍迪艾倫的經典喜劇、希區考克的驚悚片和柯恩兄弟黑色幽默的西部片連在一起?我所做的評分動作是如何把這四部電影兜在一起?

有一段時間,我很認真地研究我的Netflix演算法。每一部看過的電影,我都給評分,然後研究我會得到什麼推薦電影。我希望事情穩定下來,能掌握我的品味的曲折面貌。我想讓它不只是知道我喜歡什麼,而是我為什麼喜歡它。

這是為什麼當我跟Netflix產品創新副總裁葉林(Todd Yellin)坐下來的時候,我會聽到針刮過唱片的聲音。「我在這裡的首要工作是負責產品個人化。我帶領同事研究如何進行評分、如何改善預測、要把它放在使用者介面的哪裡。」到目前為止,一切都還不錯。然後他說,「我們在這幾年拓展個人化的範圍,把評分預測的比重降低了。」

「我們還是覺得這是很有用的資訊,」葉林說。「但這已經是次要的了。」發生了兩件事,讓它變得沒那麼有用。負責Netflix推薦系統的阿瑪崔安(Xavier Amatriain)表示,第一件事就是,Netflix在預測品味的速度已經到了頂。「你花了百分之二十的時間,有了百分之九十的準確性,然後花了其他百分之八十的時間,設法改善那百分之十的準確度。」是否值得這麼做,其實還很難說。

還有別的事情也改變了。從Netflix成立之後,Netflix已經從一家只寄送DVD的公司變成主要提供影片串流服務的公司了。因為有了串流,Netflix得到的回饋或許明顯減少,但卻有更多隱而不顯的行為。「我們可以得到即時的播放資料,」葉林說,「這比他們口頭說自己想要什麼要來得更豐富。」Netflix知道更多關於你看什麼、如何看:你什麼時候在看,看什麼,你在哪裡看,你在哪裡停下來,你接下來看什麼,什麼東西你看了兩次。你搜尋什麼──這又是一個品味的訊號。

Netflix曾經很依賴人們自陳他們喜歡什麼,現在則把焦點更放在人實際上看了什麼。「這有很多好處,」阿瑪崔安表示。「其中一個是人們評分的方式:他們以熱切的方式進行評分──他們會喜歡看什麼或是他們希望如何看。」

葉林指出,「人們想要自我感覺良好。他們甚至可以幻想出自我形象──他們說他們喜歡哪種東西、他們會給某一部電影幾顆星、他們實際上看什麼電影。」你可能會給《盧安達旅館》(Hotel Rwanda)五顆星,給《美國隊長》(Captain American)兩顆星,「但你可能更喜歡看《美國隊長》。」

這並沒什麼稀奇。從韋伯倫(ThorsteinVeblen)開始,經濟學家就在談論我們「品味」的炫耀「記號」(不論是否誠實)。它們通常會往上流動:人們不會給《美國隊長》五顆星,給《盧安達旅館》兩顆星,然後偷偷看《盧安達旅館》。社會學家高夫曼(Erving Goffman)有個很有名的看法,以「擬劇行為」來描述我們呈現自己的方式:「我們發現,向上流動牽涉到做出適當的表演,為了保有態度舉止而做出犧牲,以求努力往上移動,不走下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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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盧安達飯店

這又牽涉到一個人類學家崔佛斯(Robert Trivers)和心理學家席柏爾(William von Hippel)提出的有趣問題:「自我欺騙是演給誰看?」高夫曼說人經常不得不去維持標準,「因為人相信有個看不見的人在看,如果未達標準,將會受到懲罰。」於是就有了「有罪惡感的歡愉」(guilty pleasure)的罪惡了。

這並不意味著,當照見自我欺騙的時候會是讓人愉快的。Netflix最常碰到的抱怨,就是「你們為什麼要推薦那些只有兩、三顆星的電影給我?」換個說法,我不會喜歡的東西,你們為什麼要給我?但是Netflix並不是要把你變成影迷。它只是想讓你繼續看Netflix而已。巫理柏說,「當有人給《辛德勒名單》評分的時候,通常給分會很高──相對於我看的《扭轉時光機》(Hot Tub Time Machine)這種傻里傻氣的喜劇。」但如果你只給顧客四、五顆星的電影,「這不表示他們在辛苦工作了一整天的周三晚上會去看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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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扭轉時光機

評分系統充滿了偏見。一般會避免最高和最低的一級──這叫做「收縮偏見」──所以兩顆、四顆星的評分比一顆、五顆星的要多得多。阿瑪崔安指出,另一個統計的缺陷是,「我們知道評分的級距並不是線性的,一顆星跟兩顆星之間的差距,不同於兩顆星與三顆星之間的差距。」這中間平凡枯燥的地帶是相當泥濘不堪的。此外還有「整數偏見」,人傾向於給出整數的分數。

自此世人對星號評分的做法爭吵不休。一個明顯的問題是,因為人的品味偏好各有不同。別人認為這部電影有三顆星,但你可能覺得是部五顆星的佳作。這也是為什麼Netflix會分成整體評分和「我們猜你會喜歡」兩個部分。這把品味直接攤在桌上:你喜歡這部電影的程度比其他人高了0.7分。我們或許會認為,這種表達「我們」的品味的方式比較純粹,但是出現的一個難題是,這個數字有一部分來自別人的作為。另一個問題是,不管你對某部電影怎麼想,你給的評分有可能會不一樣──偏高或偏低。

這說明了Netflix及其評分有趣之處。以前的評論者有自己一套評分系統,而我們是從舊時代過來的人,會認為星號評分就衡量的品質或至少是個人品味而言是穩定的。然而,從個人與統計的層次來看,Netflix的評分都是很不穩定的。

事情在個人的層次可能還更混亂。要某人把某部他看過的電影重新評分,他很可能會給一個不太一樣的分數。實驗顯示,你只要改變受試者第一次給的分數,就能影響他第二次給的評分。人在一次給好幾部電影評分(訓練他們演算的本事)和一次只評一部的方式有所不同。評電視節目的方式也跟評電影不同。「電視節目得到的平均評分要比電影高得多,」葉林說。電視影集的品質會比電影好嗎?「我的直覺看法是這裡頭有篩選的因素,」他說。「誰會給《黑道家族》(The Sopranos)打分數?不會是那些看了五分鐘就決定不喜歡它的人。會看它的人就是那些入了迷、花了幾小時追劇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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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黑道家族

「我已經深入這套評分的遊戲多年,」葉林語氣沉重,聽起來像是一個疲憊的匪徒,回首在街頭討生活的不堪歲月。我感覺到他想在這些評分中找到某種純粹、某種柏拉圖式的理想。到最後,從評分不見得能看出人會看什麼,也看不出人的性別和地區。「但如果他們在Netflix看了五部電影,那我們對他們的了解就不只是年齡、性別、地址而已。」

談了這些評分系統是如何不再受到強調,並不是要說推薦也不重要了。它們在Netflix的演算工作中確實比以前更重要,驅動了超過七成五的觀看率。

只不過,它們變得比較不外顯。Netflix不會告訴你,你喜歡什麼,現在基本上是讓你看到你喜歡什麼。「個人化」的欄位基本上是以你自身的行為所創造的。「每一件事都是推薦,」阿瑪崔安喜歡這麼描述新的介面,「超越了五星評分」的思維。即便是搜尋──這標示了「我們無法向他們展現要看什麼」──也送進推薦引擎裡。知道你在找什麼,這透露了你可能會喜歡什麼。

這反映了在兩個極端標誌之間的中間地帶,而這些標誌的本身並不是完全有用:第一個是你所敘述的喜好。這會把人帶到某種品味的死胡同去,充滿了晦澀、有趣的電影,但你很少會去看它。演算法以「過適」(overfitting)稱之:某個意義上來看,引擎所推薦的太過完美──所以完全無效。

第二是普及性。阿瑪崔安告訴我,這與「個人化」恰恰相反;如果想把消費極大化的話,「會員最可能看別人在看的電影。」這可能會引發「刺激一九九五問題」,全世界都看過這部電影,推薦已經多到過剩。《刺激一九九五》(The Shawshank Redemption)是Netflix最受好評的電影,網路上對它讚不絕口,結果推薦幾乎沒有任何預測力。「什麼鬼地方的人都喜歡這部電影,」葉林搖著頭,覺得不可思議。

Netflix並沒有全然倚賴使用者的行為來做推薦,或許這是對人類品味無可改變的喧囂的讓步。 Netflix也雇了人去「下標」,架設電影元資料(meta-data)的迷宮。Netflix發現,與其找出兩個人之間的類似之處,不如去確認兩部電影之間的類似處。結果有了很奇怪的發現。導演阿莫多瓦(Pedro Almodóvar)的名字可能就會把兩部不搭軌的電影連在一起,換了其他字眼是無法做此連結的。但是元資料本身也可能誤導。《厄夜變奏曲》(Dogville)是一部評價兩極的電影,如果只因為都是妮可基嫚所主演的,就把它推薦給看過《時時刻刻》(The Hours)或《紅磨坊》(Moulin Rouge)的人,可能會給自己找來大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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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厄夜變奏曲

但是元資料也能理清靠我們一己之力無法發現的事情。那往往很詭異、由人所製造的作品類型提醒了我們,分類對我們的偏好影響很大。Netflix的詭異分類設法從那看似隨便提的建議中形塑意義。「推薦有可能太跳脫了,」葉林說,「這就好像是說,『哇,它為什麼會這麼說,只因為我給了《大紅燈籠高高掛》五顆星,就以為我會喜歡這部日本小鬼的電影?』葉林指了指他的筆記電腦。在他的Netflix頁面有一串推薦片名:《娥摩拉罪惡之城》(Gomorrah)、《血染天堂路》(Valhalla Rising)、《嗑到荼靡》(Enter the Void)、《安達魯之犬》(Un Chien Andalou)。這都是放在一個叫做「精神不正常的外國片」的類別下。「這看得我很興奮,」他說,「但你要是就只給我看這個,而沒有上下文,就不見得會讓人想看。」就像作家馬椎格(Alexis Madrigal)所說的,「Netflix不只是給你看你可能會喜歡的影片,它還能告訴你,那些東西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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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如何跨出改變社會的第一步?Impact Star 3 組首獎團隊從教育到減塑,把想法帶進真實現場
青年如何跨出改變社會的第一步?Impact Star 3 組首獎團隊從教育到減塑,把想法帶進真實現場

許多年輕人懷抱熱忱,期盼透過行動讓社會變得更好,卻在起步時感到茫然,不知道該從何著手,也難以確認自己的想法是否回應真實需求。為了接住這份想要改變社會的熱情,「2026 Impact Star 青年影響力啟動賽」為青年搭起一個動手實作的舞台。

Impact Star 由新北市政府青年局主辦、社企流共同推動,邀請 5 個社會創新組織提出第一線問題,並安排專業導師陪伴 10 組青年團隊展開兩個月的實作,從訪談、理解需求開始,把點子一步步做成能進入現場測試的方案。

新北市政府青年局
圖說:新北市青年局 邱兆梅 局長分享「Impact Star 青年影響力啟動賽」的辦理初衷
圖/ 新北市政府青年局

把科學教材放進 LINE,協助老師更快完成備課

「LIS 情境科學教材」長期製作國中小科學影片與教學資源,這次競賽以「跨科教學減壓」為題,希望青年找出方法,協助非自然科背景的老師更容易使用這些教材準備科學課程。

本次獲獎團隊「EDU」成員劉子瑤、梁秭萁訪談一名剛進入教育現場的老師後,發現對方同時教授近 9 個科目,還要兼顧行政工作與班級經營,備課時間格外珍貴。因此決定把解決方案聚焦在備課流程最佳化,協助教師更快找到適合的教材。

「EDU」 決定利用教師們最熟悉的 LINE 官方帳號,整合 LIS 影片、投影片與教案,再把教材內容製作成視覺化備課卡。使用者只要透過手機,就能簡單掌握教學重點、課程流程及所需材料,直接放進既有的備課流程。

透過吸收教師的回饋,「EDU」 在競賽過程中持續調整,讓操作方式更貼近實際使用情境。最終作品在 3 名教師參與的初步測試中,於系統易用性方面獲得 82.5 分,反映受測教師對操作體驗的正面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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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劉子瑤、梁秭萁分享,未來也期待相同架構能延伸至其他科目,讓更多教學資源被帶進課堂。
圖/ 新北市政府青年局

把教育平權做成手機遊戲,讓青年找到參與方式

「TFT 為台灣而教」長期關注教育不平等,這次活動希望促進青年思考,如何讓高中生與大學生理解教育平權,並找到適合自己的參與方式。本次獲獎團隊「星築美少女」因此決定製作手機沉浸式遊戲《鐘響以前》,並將這些因素融入故事中。遊戲以一場為期 3 天的營隊為背景,玩家能在 15 至 30 分鐘內探索場景、與角色對話並蒐集線索。

遊玩過程中,玩家會發現一名叫做阿龍的孩子沒有出現在正式名單上;而阿龍未能參加營隊,背後牽涉交通、家庭照顧責任與行政程序等因素。玩家必須在有限的人力、時間與預算中作出選擇,透過安排阿龍的行程,切身理解教育不平等如何出現在孩子的日常生活中。

遊戲結束後,系統會依照過程中的選擇提供「行動者分類」,協助玩家了解自己適合投入陪伴、資訊整理或跨域解題,並附上 TFT 相關計畫與參與連結。在 67 名完成前後測的玩家中,認為自身專業難以對教育平權發揮作用的比例,由約 4 成降至約 2 成,顯示更多玩家在體驗後,看見參與教育平權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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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星築美少女成員分享,自己曾在教育社會學課程中接觸相關議題,理解家庭、交通與經濟條件都可能影響一名孩子的求學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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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塑求籤機走進飲料店,環保成為日常選擇

「海湧工作室」長期投入環境教育與廢棄物源頭減量,這次競賽希望讓民眾理解海洋廢棄物治理,並在日常生活中實際參與減塑。本次獲獎團隊「塑 per NOVA」從淨灘資料中注意到塑膠吸管造成的海洋廢棄物問題,也觀察到消費者即使知道減塑的重要,仍習慣於購買飲料時拿取塑膠吸管。

「塑 per NOVA」成員王姸儒、郭書睿,因此把實作場域選在手搖飲店,設計「減塑求籤機」。裝置設在消費者購買飲料的動線上,當消費者準備拿取吸管時,即提供可替代選項,讓減塑融入消費流程。

顧客投入 1 元後,可取得一支可自然分解的蒲草吸管,透過掃描 QR Code,可抽取線上環保籤詩。此求籤的趣味設計有效提升消費者嘗試意願,透過線上籤詩更進一步提供日常減塑方法介紹。

「塑 per NOVA」在 3 間飲料店測試兩週,累積約 150 次蒲草吸管取用。這段經驗讓他們直接觀察顧客如何操作裝置,也了解方案能否融入店家的營運流程,為後續拓展更多場域累積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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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成員王姸儒、郭書睿設計「減塑求籤機」,讓減塑融入原本的消費過程。
圖/ 新北市政府青年局

前進新加坡,青年行動的下一步

獲得首獎的 3 組團隊,預計於 9 月底前往新加坡和南洋理工大學,與當地社會創新組織交流。團隊將延續這次實作累積的經驗,觀察新加坡如何回應相近議題,再思考哪些做法適合帶回台灣。

「EDU」希望了解新加坡如何支持非本科教師授課,以及當地社創組織有哪些能夠立即實踐的做法;「星築美少女」則將觀察教育政策的實際運作,及新加坡如何理解與推動教育平權。「塑 per NOVA」關注當地如何讓環保意識融入民眾生活,並希望從永續措施中找到減塑求籤機後續發展的方向。

頒獎典禮上,「星築美少女」成員王品然坦言:「一開始覺得社會影響力很遙遠,自己做不了什麼東西。」但參加完比賽後發現,踏出第一步就可能帶來改變,她說:「其實做一小步,你就可以改變一些東西。」

從起步時不知道該從何著手,到把方案帶進真實場域,3 組團隊在兩個月的實作中找到答案:青年不必等到有完整的解法才開始,只要先走近一個真實需求,並根據回饋持續調整,對社會的關心就能逐漸成為具體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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