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改變未來的祕密交易》，大是文化出版
詩人艾略特（T.S. Eliot）曾說過：「人類無法承受太多現實。」這就是電視新聞從德懷爾學到的教訓。當汽車炸彈把小孩的頭炸飛，我們會看到一則針對此事件的新聞報導，而且西方觀眾「應該」能接受。真實事件與「能接受的和諧版本」間，存在著精準的折衷之道，也就是故意挑幾個鏡頭（染血的鞋子、哭泣的父母）來傳達恐懼的象徵，但不會秀出爆炸的影像細節。這就是新聞報導構成「真相」的伎倆，現實事件變成「經過報導的事實」。
如果你想一邊遵守道德規範，一邊把新聞報導「災難化」，卻又不能報得太誇張，就一定要弄出「混合式」的真相。不過這招不是只有新聞界在用，連科學界都加碼進場，因為他們的研究，需要靠新聞曝光來維持資金。如果想被報導，研究就要極端、強勢，而且是錯的。
真相1：多數「科學研究」背後……都有商業贊助！
2013年，在芝加哥的第7屆同儕審查大會（Seventh Peer Review Congress）中，約翰．楊尼迪斯教授（John Ioannidis）揭露了一個驚天真相：大多數的科學研究都是錯得離譜，因為科學家對於募資與發展事業的興趣，遠超過科學真相。
楊尼迪斯拿《波士頓食譜》（Boston Cookbook）來解釋自己的論點。從食譜隨機抽選的50種成分中，有40種會增加或減少罹患癌症的風險，而這些成分與癌症間的關係，被新聞媒體報導了數千次。不過根據統合分析（譯註：meta-analysis，分析別人之前做過的研究）顯示，這些科學研究幾乎都不正確。
科學本質上就是要縝密、周延，但這跟新聞的需求背道而馳。如果你是新聞編輯，有幾篇報導給你選：「藍莓對健康略有助益」與「藍莓能治癒癌症」，或甚至更精彩的：「藍莓讓你得癌症」，你會報哪一篇？
「超級食物」、「奇蹟之藥」或維他命之類的主張，每個月都在變，讓大眾不再相信它們。這個過程暗中破壞了我們視科學為專業的信心。它讓科學變成偽科學。
即便是與治癒疾病相關的科學，也好不到哪裡去。楊尼迪斯表示，說到把基因跟特定疾病扯上關係，有人分析了上百份研究，發現只有1.1％的個案，真正存在這種可證實的關係。當疾病的生物標記（譯註：可以標記出特殊疾病狀況的物質）出現在127個預測模型中，幾乎都會被誇大成高風險；但127個模型中，有後續研究證實它們為真的，只占五分之一。
楊尼迪斯做出結論：科學偏誤正在猖獗，世間充斥著吹破牛皮的主張。理由很簡單：科學家需要資金，為了募資就一定要引起關注。科學「研究」變成媒體能利用的資源，因為他們可以把它報導成戲劇性的科學「發展」；加油添醋過的健康危機，以及不切實際的解決之道，就被當成事實來報導。實際上，科學研究已被「災難化」，就跟新聞一樣。
每一週，新聞都會報導一波波的危機，好像海嘯一樣席捲我們，但最後社會還是毫髮無傷。不過每一波都被講得比前一波更嚴重：超級蟲蟲、超級老鼠、超級機器人、超級惡意軟體、超級詐騙，以及超級夏季與冬季霧霾。從「接近的隕石即將摧毀地球」，到「無法銷毀的日本蓼，會把你的花園勒斃」，什麼都有、什麼都不奇怪。這些「流行病」原本都是在控制範圍內的事件，卻被災難化，並升級成對於人類的迫近威脅。
科學成為假新聞事業的一部分，與新聞攜手漠視事實，只為了更精彩的報導：「殺手級咖啡」、「殺手茶」、「奇蹟咖啡」、「奇蹟茶」，以及「喝咖啡或喝茶，就可以緩和香菸的有害作用」。
然而，這些頭條都暗藏著積極進攻的味道。每一條「殺手級○○」或「奇蹟XX」背後的科學研究，都是受特定商業利益團體資助，他們想遊說政府，或是以科學來包裝新產品。食品、健康、製藥產業都暗中資助研究，以便推銷自家的特定商品，替它弄張執照或創造需求。所以科學和新聞一樣，早已偏離講求事實的中立地帶。
有時候這還滿危險的：1992年，有人突然宣稱避孕藥會造成「深靜脈血栓」。結果隔年的墮胎人次意外增加，但大家對於血栓的恐懼卻神奇的消失了，真是來得快去得也快。英國國民保健署勸告大家，只含孕激素的避孕藥並不會提高風險；而且就算同時含有雌激素與孕激素的避孕藥，也只會「稍微提高風險」而已。受害者既不是藥廠，也不是誇大報導的媒體，而是相信自己有風險的女性。
真相2：人民所相信的媒體......卻向政客靠攏！
新聞界與科學界的作為都是有理由的，但這也產生一種效應：大眾不再相信「事實」了。設於華盛頓的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re），是一個無黨無派的「事實庫」（fact tank），40年來都在監控民眾對政府與新聞業的信任。
1958年杜魯門執政期間，美國有73％的人說他們「總是，或多數情況都相信政府」，而且他們也相信記者。而整個1960年代，民眾對這兩門專業依舊抱持極高的信任，並且在詹森（譯註：Lyndon B. Johnson，美國第36位總統）執政時到達頂點，此時民眾的安全感是最高的。但到了1970年代，拜越戰與水門案所賜，人民對政府的信任暴跌，1974年跌到36％，1979年更是只剩25％。
不過在人民對政府信心垮臺的那一刻，新聞業就出頭了，因為他們代表「真相」的力量。
1970年，西莫．赫許（Seymour Hersh）揭發了美萊村屠殺（譯註：越戰期間，美軍官兵於1968年3月16日，在越南美萊村屠殺平民）；1972年，鮑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與卡爾．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揭發了水門案。《星期日泰晤士報》的「洞見」團隊（The Sunday Times Insight）則陸續揭發了這十年來的諸多醜聞，包括「沙利竇邁」（譯註：Thalidomide，此藥在當時被認為是最安全的鎮定劑，但在許多孕婦服用並產下畸形兒後，遭到回收與禁止），與以色列祕密製造核武。
人民對政客的信心崩盤，但至少有個地方十分可靠，致力於傳達真相、約束政客，那就是媒體。政客聲望暴跌之際，「第四權」（譯註：媒體、公眾視聽）受到的信任反而水漲船高。
1970年代，民眾把記者視為身穿閃亮鎧甲的騎士，帶給大家真相：在電影《大陰謀》（All the President´s Men）中，揭發水門案的伍德沃德與伯恩斯坦，分別由勞勃．瑞福（Robert Redford）與達斯汀．霍夫曼（Dustin Hoffman）飾演。新聞業是一股追求真相的強大力量，沒有被軟弱與貪污給汙染，而這兩點正是使政府腐敗的元凶。
但接下來，權力發生了轉移。業主本來跟圈外發聲的記者站在同一邊，卻突然又想分到一點真正的權力，這表示他們要向政客靠攏，他們想再次成為圈內人。
1903年，20世紀首位媒體大亨諾思克利夫子爵（Lord Northcliffe）發現了他旗下的報紙蘊藏著權力：「每次投票權擴大，都會讓報紙權力更大、政客權力更小。」到了1918年，諾思克利夫甚至相信他憑一己之力，就幫英國打贏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因為他運用權力，讓勞合．喬治（Lloyd George）接替阿斯奎斯（H. H. Asquith）成為首相。
在1930年代與1940年代，羅斯米爾子爵（Lords Rothermere）與貝佛布魯克男爵（Lords Beaverbrook），都運用自己的權力直接干預國事。羅斯米爾是《每日郵報》（Daily Mail）的老闆，支持英國法西斯聯盟（British Union of Fascists），而且公開對希特勒表示同情，就和當時許多英國民眾一樣，把他看成強大的歐洲國家領導人，卻被弱者圍繞。貝佛布魯克則坐擁《每日快報》（Daily Express），這個1930年代第一家發行量達到200萬份的報紙。他跟羅斯米爾聯合起來，想要把斯坦利．鮑德溫（Stanley Baldwin）首相趕下臺；這已經跟政變沒兩樣了。
1931年3月17日，鮑德溫在倫敦皇后音樂廳（Queens Hall）說道：「他們旗下的報紙，已經失去『報紙』二字原本的意義。報紙淪為2位男士的政治宣傳工具，而且他們的政策、欲望、個人願望與喜好，一天到晚都在變。這些報紙的業主想要權力，卻不想負責――這麼多年來，只有妓女才有這種特權！」
20世紀初期的媒體大亨對政治圈造成重大的改變，他們不只想跟政客坐同一張桌子，還想決定誰坐哪個位置。
1970年代，一切都改變了。新聞業創造出一個異常現象：「真相」，把大老們的強勢作風給搞砸了。事實不再是業主奪取政治權力的工具，而是一股向大眾揭穿政客謊言的力量；它就像礦脈裡的鑽石，等著調查記者發掘，並將它公諸於世。
只要這種報導對事業有幫助，業主就會放任它們繼續；但等到沒幫助的時候，媒體大亨就會回歸初衷，再度成為強勢的大咖，影響坐在權力桌前的人士。而有一位大亨，開啟了先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