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活動一般認為有四個環節：生產、交換、消費、分配（其實應該還要加上一項：積聚）。從亞當史密斯到馬克思，都主張只有勞動力才能產生經濟價值。現代生活裡任何產品先靠腦力設計（也是廣義的勞動力），然後再靠勞力生產；農作物雖然靠天吃飯，但沒有耕耘就沒有收穫；即使天然礦產如黃金，都需要經過勞力開採才能產生價值。
但是交換是否能產生價值呢？經濟學家就有不同的看法了。
有一位種稻子的農人，還有一位種香蕉的農人，一人用一斤的稻子跟另一人交換一斤的香蕉。有些人主張因為稻米和香蕉前後的總量不變，因此交換並沒有創造新的價值。但也有人認為，透過交換，種稻的農人將多餘的稻米換了香蕉，種香蕉的農人也有了白米可吃，雙方的滿足和幸福感都獲得增加，代表交換創造了價值。卻又有人說其實增加的不是價值，而是效用（utility），交換不過增加了香蕉和稻米對人類的效用而已。
但又如何解釋效用增加、價值卻沒有增加的狀況呢？如果照亞當史密斯的說法，價值分為使用價值（use value）和交換價值（exchange value），例如空氣和水有使用價值、卻沒有交換價值，鑽石有交換價值、卻沒有使用價值。使用價值就是效用，效用若是增加，價值自然應該增加。
以物易物的交換條件視雙方偏好、邊際效用遞減及市場供需數量而異，再加上物品種類無窮，兩兩交換極無效率，因此貨幣應運而生。有了貨幣，便可以訂定價格，從此價值和價格有如人和影，似一非一，許多時候價格乾脆成了價值的代名詞。
社會關係的演進都來自「交換」
無論這些經濟概念的定義如何糾纏不清，交換在現代社會的作用無人可以否認。日本思想家柄谷行人甚至在他2010年的鉅著《世界史的結構》中，修正馬克思以「生產模式」為社會結構變遷驅動力的論證，認為「交換行為」才是編織社會關係的縈絲。 無論贈與、互惠、賄賂、買賣、仲介、甚至於各種國家或地方稅賦，都是一種交換關係，從原始部落、氏族社會、到國家的演進，都來自交換行為的改變。
互聯網更是驅動了交換模式的創新，讓交換創造的價值達到前所未見的高度。 美國有兩家公司最有機會成為人類有史以來第一家市值超過1兆美金的公司，一是傳統生產模式的蘋果公司（其實它的iTune或是App也是靠交換賺錢），另一家則是全世界最龐大的交易平台亞馬遜。有人認為蘋果雖然距離1兆的里程碑較近，但是亞馬遜成長速度更快，可能先馳得點。在中國，最大的電商阿里巴巴也是橫掃千軍，所向無敵，許多人認為有一天它的市值可能超過亞馬遜。在未上市的眾多公司裡，Uber或Airbnb，或是時下當紅的金融經濟、區塊鏈，不都在交換模式上做文章？
有交換便有市場，有市場就有流通。不只是商品，知識、債券、股票、人才（如運動員）都可以在市場上流通，甚至於不具實用價值的藝術品、古董、收藏，都能透過拍賣機制，建立公認的市場價格，進行流通。美國抽象畫家威廉庫寧（William Kooning）一幅多數人難以理解的抽象畫〈Interchange〉1955年以4千美元由畫家本人賣出，35年後原收藏家在蘇士比賣到2千萬美金，幾經轉手，2015年以3億美金天價成交，成為歷史上第二高價的油畫。
有了市場交易，不能充飢止渴的油畫也能價值連城，一個人身上多餘卻可以救人活命的第二顆腎臟是否也能在市場建立價格？更進一步發想，一個人的人格、原則、尊嚴、貞節、或是道德，也能夠建立價格嗎？可以用金錢收購嗎？
價值與道德間的矛盾
以《正義：一場思辨之旅》一書聞名一時的哈佛大學教授邁可．桑德爾（Michael Sandel）隨後又寫了一本書：What Money Can’t Buy：The Moral Limits of Markets，書中探討的便是這一類道德與交換的思辨。
付錢請人排隊買搶手的熱門音樂會入場券，大多數人可能覺得不必大驚小怪，反正黃牛票向來盛行。在中國，初中生想要進入重點高中，分數不夠，家長可以繳費買分數，差得越多繳得越多，這種檯面上的交易中國家長已經見怪不怪。美國人若覺得不可思議，不妨想想長春藤名校每年招收新生，30%都是祖蔭學生（legacy student），家庭成員中若有人曾經從該校畢業，申請者被錄取的機率便比一般學生高出50%，若曾經捐過鉅款，錄取更是囊中之物。
凡此種種交易，道德上不無瑕疵，實務上現代人已經司空見慣。這便是桑德爾的憂慮。
市場萬能主義者肯定市場機制帶來的效率，凡有價值者便值得交易，交易更能增加價值。桑德爾卻擔心市場交易一旦跨越道德的紅線，社會的平等和正義便難以維持，以金錢為唯一量度的不平等若被接受為常態，腐敗必將隨之而來。 因此雖然市場的功能不可否定，卻必須以道德為底線，市場與道德究竟殊途不同歸。
不過，鼓吹市場機制的資本主義其實經常跨越這條道德紅線，追求短線、有形的利益，而忽略了企業對社會具有更全面的責任。因此在過去20年中，各種矯正資本主義偏失的思維不斷被提出，例如企業社會責任（CSR）、耐心資本（patient capital），自覺資本主義（Conscious capitalism）、社會企業（social enterprise）、共益公司（Benefit Corporation）、或是影響力投資（Impact investment）等等。
由於這些具有社會使命的企業除了追求財務表現之外，還有崇高的道德理想，因此，我們應該如何認定這些企業的價值？特別是：如何為產品定價？股票價格是否應該享受溢價？
「社會價值」該怎麼計算？
這樣的問題，一般有三種思路：
第一種思路：無論執行企業社會責任或是以道德理想作為經營企業的指導方針，雖然也許費用或成本增加，但帶來的財務報酬更高，達到「行善得福」（Doing well by doing good）的效果。 因此，公司價值的判斷仍然以財務表現為最重要的衡量指標，行善相當於一種經營策略。這是自覺資本理念的主張，2013年由美國全食超市（Whole Foods Market）的創辦人約翰．麥克基（John Mackey）提出。只是2017年全食超市被亞馬遜收購之後，不知道全食能將此理念帶進亞馬遜，還是最終被亞馬遜同化？
第二種思路：企業應該將其影響力數量化，透過社會投資報酬率（SROI，Social Return on Investment）的計算，將社會報酬加進財務報酬，成為公司股票價格的一部分，才算反映出公司真正的價值。 這種思路有三個風險，一是SROI不像財務ROI，有非常精準、公眾都能接受的標準（例如一般會計公認原則，GAAP），其次是缺乏市場為企業影響力定價，然後進行交易，如果第一手訂的價格，沒有第二手願意承接，便無法建立有效的市場。最後的風險則是前述桑德爾的看法，道德（社會影響力）還是跟交易保持一些距離較為安全。
第三種思路：接受追求影響力可能會減少企業獲利的可能性，從而調降投資人的期待，或是將投資回報期拉長（這便是耐心資本），或是降低對投資報酬率的期望值。 這是歐美許多影響力投資基金的訴求，投資人的投資報酬率雖然降低了，卻從社會影響力上得到無法自金錢取得的滿足。
這三種思路各有優劣，各有其群眾基礎，未來何種能被交易市場得到最大的認同，只有時間才能回答。
明日世界裡製造業比重仍將持續降低，服務業（包括金融業）取而代之，逐年增加。甚至於服務業也在進行質變，例如中間人的角色也將逐漸消失。繼500年前哥倫布大交換之後，交換行為勢必加速衝擊到未來的社會結構、經濟發展、或是國際競合。一方面，公眾應該有所警覺，避免交換模式過度發展，逾越道德紅線，腐蝕合理平等社會的根基。另一方面，有見之士也應該努力將公平、社會影響力的成份帶進交換行為，建立既有效率又有溫度的市場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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