駭客「邦尼」（Andrew "bunnie" Huang）第一次受到大眾媒體的注目，要回朔到2016年時，因揭露稜鏡計劃而流亡俄羅斯的前CIA雇員史諾登（Edward Snowden）透過中間人找上邦尼，邀請他一起做一個適用於智慧型手機的反監控無線電偵測設備，他一口就答應了。
邦尼和史諾登將這個設備稱作「自省引擎」（Introspection engine），它能讀取到手機在調整成飛航模式時，仍在發送的異常無線電信號，並發出警訊。對於被政府追蹤的記者或社運人士，可說是一大福音。
問他當時為何想都沒想就加入了？邦尼說了兩個名字：瑪麗・柯文（Marie Colvin）與賈邁勒・卡舒吉（Jamal Khashoggi）。柯文是美國的戰地記者，2012年於敘利亞報導時，手機衛星定位受敘利亞政府軍追蹤，遭砲彈轟炸而死。卡舒吉則是沙烏地阿拉伯的異議人士，去年於沙國駐伊斯坦堡領事館遭謀殺。他生前手機也曾被沙國政府監控。
「我想幫助像他們一樣的人，」邦尼說。
記者、社運人士、核災居民、女性——用科技為他們賦權
與史諾登的合作已是三年前，但對於反手機監控這件事，邦尼始終覺得哪裡少了一塊。「我們解決了無線電的問題，但App仍舊有被監控的風險，」他說。今年一月起，他開始著手研究App的反監控設計，而這只是他手上諸多案子中的其中一件，其他還包括一件與區塊鏈所有權公司Bitmark合作，希望透過區塊鏈技術保護程式設計師著作權的案子。
蓄著長髮，個人風格獨特的邦尼，說起話來總有種俠氣。「我不怎麼追求錢這件事。當然，我需要錢來吃飯、來生活，但最多就是那樣，因為我沒有小孩，未來也沒這個打算。我想要做對社會有影響力、能幫助到人的事。我看重的是我把自己的時間貢獻在什麼地方。」他說。
因此，在他過去的作品集裡，你可以看到他為了福島核災的居民設計了一款比市面上販售的還要敏銳的輻射偵測器，除了能遠距傳播的gamma波外，還能偵測到Alpha與Beta波，讓災民可以更準確地發現哪一塊地有受到輻射污染。
此外，他也與MIT Media Lab的博士合作開發了電路貼紙教材Chibitronics，以可愛活潑的設計為輔助，希望讓更多女性可以透過有趣的方式來認識電路板和程式設計。
「當一個學生要成為一個工程師時，他們中間所經歷的訓練過程就像是一個模板。而那個模板，是一個男人的形狀，」邦尼說，「對想要成為工程師的女性，要擠過那個模板，是很不舒服的事情。」Chibitronics想達成的目標，就是讓女性不用經過那被大眾習以為常的、父權化的模板，以她們舒服的方式來接觸科技知識。
科技不該被神化
邦尼所做的案子看似五花八門，但其實都反應了他的核心思想—— 讓更多人可以掌控科技，而不被科技掌控。
「科技已經被神化了。大公司正一點一點地削去一般人掌控科技的能力，並將那個能力佔為己有。人們被困在大公司的生態圈裡，失去了自由的意志。他們把個資數據全部給了出去，卻不知道付出的正是自己一部分的自由。」
「我希望我可以抵抗這樣的潮流，哪怕只有一點點。人們應該要清楚地知道，在每一個選擇的背後他們放棄了什麼樣的權利。同時，人們也應該在發現大公司損害了自己的權益時，擁有能夠選擇其他方案的自由。」邦尼說。
邦尼所想像的人與科技之間應有的關係，或許就像是他第一次當駭客的經驗一樣。高中的時候他很愛打電動，每次破不了關的時候，他就會自己摸索，爬進程式碼裡，找到並更改某些特定的變數，讓遊戲變得簡單。
這樣主動地進行改變，而非被動地接受一切的行事風格，一直是邦尼嘗試宣導的概念。「我們必須記得， 科技是由人所發明的。 它不像人體，我們無法為一個人的生命標價，因為我們無法用雙手去創造他、修復他。但一台手機就不一樣了——我們知道它的一切。它沒有什麼好神秘的。」他說。
在這個沒人相信自己有能力做出一台iPhone的年代裡，他抵抗潮流，希望把科技的控制權交還到人們的手上。想幫的人太多、想改變的事情太困難。與高中時的遊戲不同，邦尼的駭客遊戲，其難度比起其他駭客都還要高。我忍不住問了他：「所以，為什麼會想成為一名駭客呢？」
「其實我也不是自己選擇要當一名駭客的。只是某一天開始，別人就都這樣叫我了。真要說起來，可能我有一點叛逆吧。」邦尼笑著說，並在拍照時隨意地拿起了一旁的捲尺繞在身上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