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前進的速度，總是比法律快得多。
Uber、共享單車、第三方行動支付、OTT平台⋯⋯你耳熟能祥的新創服務，哪一個不曾經歷與政府、與業界的角力廝殺，取得平衡的過程，最終定案的法律的框架也決定了它們的走向：有的已經死在沙灘上，有的卻還在抗爭。
「政府常常被罵，通常罵得挺難聽的，其中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詹先生（笑），」長期關注新創領域的民進黨立法委員余宛如16日在「創業進化論」論壇上，邀請PChome董事長詹宏志進行一場圓桌對話，深度探討新創公司和政府間拉扯不斷的治理議題。
一邊是台灣創業家代表、一邊是創業圈的政界代表，他們觀點究竟有何不同？怎麼看待新創公司、創新產業在台灣的生存環境？
從一場行動支付革命，詹宏志看出政府盲點
「我第一次和政府發火是為了網路支付，也就是後來的第三方支付，」詹宏志回顧這些年的創業史，約10年前，PChome想開始經營自家的第三方支付平台的那段時期仍讓他記憶猶新。
在這之前，他早看到了電商交易中金流的難點。以美國電商eBay為例，在1995年還是C2C的拍賣平台，當時根本沒有行動支付一說，詹宏志為了買書，每買一本，就要到銀行用支票匯款給美國賣家一次，相當麻煩，而時空再推到台灣，一樣也是難解的一題。
「當時C2C的付款方式有兩種，一個是面交，約在某一個地鐵站出口，對方拿著一朵玫瑰花相認，一手交錢、一手交貨；第二個是ATM轉帳，賣家得一筆一筆對帳，收到款後才出貨，但假設你每天賣出1萬筆，麻煩就大了！而且先轉帳支付款項，就算交易沒有真的完成，錢也要不回來，這是台灣網路詐騙最大的來源。」
詹宏志當時想找出解法，建立自己的第三方支付平台，開始積極和政府溝通，發現雖然金管會沒有強烈拒絕，但總以「台灣ATM已經很普及、很夠用，因此不需要」回應。
在一次演講中，詹宏志驚奇地發現，公部門幾乎沒有人在網路上購物，這樣的「落差」，當然也造就政府無法和一般民眾感同身受，真正理解第三方支付是什麼、到底為何市場需要它；再來，當時政府並沒有任何推動電商的重要發展策略支持，站在政府的立場，若要嘗試就會有風險，那還不如不做。
「我的感受是，他們對社會正在發生的事敏感度不夠。社會因為某種緣故，特別是科技創新帶來一個全新的架構的時，原來政府的架構會跟不上，本來一開始只是一次、兩次，慢慢的就會發現，跟不上已經成為常態。」
同樣是Uber爭議，新加坡怎麼做？
再看看近期討論最多的案例——Uber。
Uber在全球不少市場仍處於法律的灰色地帶，夾在政府和計程車業者之間，Uber在2013年進入台灣市場後曾短暫退出，開始以和「租賃車行」合作的方式回歸，但一路風波卻沒停過，交通部風向大轉彎又擬定一套新「Uber條款」並預告若10月Uber仍維持現狀營運，將開罰取締，再度把Uber逼上懸崖邊緣。
但在同年進入的新加坡市場，卻完全是另一番景象，Uber及Grab等業者已經一步步合法化。
「新加坡碰到同樣的情況，但比台灣更快速積極地回應。我曾經為了這事情，在APEC會議裡面問新加坡總理李顯龍是怎麼思考的？他覺得，應該要去想像Uber這樣的模式，對社會最終的結果是有利、還是不利？如果有利，即便造成現在的社會、現行的法律都有衝突，但思考方向應該是社會怎麼創造一個新環境，能包容這種模式？這當中也有一些受害者，比方說計程車司機，因為在他們原本取得執照的過程中，是沒有這樣的競爭者的，那在利益流動之下，社會要怎麼樣去彌補他們？」
詹宏志總結，當社會有一些新事物走在前面，但既有的法規要管理的目標跟它們不同，就會產生衝突，但解決方法不能單從一個個案來看，不是每一個題目靠選擇A或B就能解決，而是得擴大，討論社會該有一個什麼樣的機制，才能使得常態性的衝突有一個治理的方法。
「政府效率不夠，連帶所有老百姓都被拖累，我說得不只是台灣，每個政府都有這樣的壓力。」
余宛如：百年老車別想當法拉利開，修法惠新創是第一步
「我覺得政府本身就是一個問題，」遊走在新創跟政府間的余宛如，道出自己的觀察。
回顧過去台灣的企業發展，通常先由政府提了很大的目標，然後開始分配資源，在這樣的結構之下，確實造就了不少成功企業，但余宛如評價，如今這套模式已經是「舊經濟」，過去重要的要素，在如今的「新經濟」中都已不復存在。
「舉例來講，新經濟最重要是什麼？人才、密集的資本，那舊經濟關注的是什麼？是廉價的土地、廉價的勞工，」但她認為，這是一個駕駛習慣路徑的問題，要政府臨時轉向還需要一些時間，但縱觀在立法院能做的第一步就是修法，鬆綁舊時制定的法規條例。
她笑說，當時她在修公司法時，第一版竟是民國18年制定，就像一台近百年的古董老車，還要當成法拉利開，實在太困難。但如今，公司法已經有很多對新創公司有利的法條，例如可以轉債募資，甚至也推出了金融沙盒，業者和政府多了更多互相瞭解的機會，好讓金管會更快對市場狀況做出反應。
責任編輯：蕭閔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