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下旬，在文化部藝術發展司所支持的「數位人文網路平台計畫」下，黃孫權教授與我所帶領的團隊完成了一項具有特別重要意義的國際合作工作——在香港舉辦的亞洲第一次「平台合作主義聯盟大會」（PCC）脈絡下，與香港中文大學、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台灣當代文化實驗場等單位共同舉辦了「合作松2：透過合作社落地的技術」活動。
我們帶領了兩岸三地的合作社與合作組織的夥伴，與美國遠道而來參加的Co-Lab、程式設計師與跨領域工作者近50位參與者，一起來到香港活動現場，讓他們在兩天的黑客松、9個團隊的提案與雛形演示中彼此了解，互相對話、激盪；同時也在全球平台合作主義參與者交流場合，讓其他國家與會者看到了主婦聯盟、農民輔導平台、食物銀行、農業合作社、司馬庫斯原住民部落合作組織等，各種台灣獨特合作組織的多元面貌。
在所有團隊幾十小時的熬夜奮鬥中，人們根據「有趣」、「對應到真實需求，簡單又有效」以及「可以永續發展，或更廣泛地應用」這些原則，修正他們的設計與技術呈現面貌。因為自己投入心力去了解合作組織，同時又能夠具體貢獻自己的專長所學，帶給新一代的年輕工作者「給力」（Empowered）的感受。
從司馬庫斯部落、農業合作社到食物銀行的經營者，他們從這樣的投入過程中互相學習，體驗到了數位化、合作技術對建構一個更好未來所具有的潛力。這樣的工作有著什麼樣特別重要的意義？
首先，合作組織可以領導發展社會創新。當社會創新透過導入資訊技術來進行時，可以透過合作組織來「落地」，不必非得用企業、基金會等主流的組織型態。合作組織與合作社是具有百年歷史的「法人」組織，參與社員之間平等互助、共同經營，舊的組織完全可以與社會創新對接，可以謀眾人的經濟利益與改善生活。我們重新在數位創新的時代，找到能夠與資訊技術發展相銜接並跟人們生活品質提升密切相關的組織形式。這次平台合作主義聯盟大會的各個平台或合作組織案例介紹，個個都非常精采、也解決生活問題，讓我們驚嘆連連。
以芬蘭為例，2014年一篇比較芬蘭與英國的評論文章〈芬蘭經驗：打造合作經濟〉（詳見Link）指出，芬蘭比任何地方，更深度擁抱合作組織，在每一個產業部門都有合作社，規模比英國大百分之四十。
芬蘭的合作社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899年，當時在面對蘇聯威脅時，合作組織是為了要增強芬蘭民間社會的力量所開始的運動。芬蘭合作運動創始人Hannes Gebhard這麼描述：「這是弱勢者透過和平努力，藉由自己的付出、一起合作，改進他們自身命運的一場運動。」
其次，數位合作經濟更加照顧參與者。當社會越來越走向「Uber化」，朝向資訊與平台資本主義的「共享經濟」（Sharing Economy）模式，實際運作卻是以共享為名，但所有的經濟成長果實都被集中到資本與平台的控制者手上，結果是社會創新的進展反而加深了貧富落差的社會矛盾，數位經濟也成為全球1％財富擁有者的專屬遊戲。
當優先照顧所有參與社員的合作組織開始發展合作技術、投入社會創新時，所謂的「數位合作經濟」（Digital Cooperatives Economy）就變成經濟發展的火車頭，將成長動能帶動共同獲益，分享回饋資源給所有的合作社員、也就是真實的社會大眾，而非錦上添花變成1％的囊中物。
第三，透過合作組織解決當前挑戰。從更大的規模來理解合作運動，歐洲有超過16萬個合作社組織，創造了超過540萬個就業機會。歐盟執委會的波蘭籍執委艾姿琵塔·比恩寇斯卡（Elżbieta Bieńkowska）今年5月在網路訪談文章中表示，歐洲目前有超過1億4千萬的合作組織成員，對歐盟的經濟發展貢獻是毫無疑問的。未來更期待在創造就業機會之外，合作組織更能扮演領導新企業發展方向與心態的作用。
台灣目前有各種氣候變遷及環境（大潭第三天然氣接收站、深澳電廠）、能源（再生能源的民間儲能、電廠的多元合作）和文化等各種在地挑戰，我們又往往被既有的公／私部門制式化運作形式所綁架，面對體制的問題綁手綁腳、動彈不得。或許我們可以透過這個歷久彌新的合作運動與資訊科技結合發揮的潛力，對在地成員「給力」，突破形式化的僵硬社會氛圍。
數位與合作也許就像當時芬蘭的處境一樣，將改變今日在地與全球無力的現況與種種發展困境，值得我們奮力一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