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預測WWDC將推ARM版MacBook?蘋果面臨的問題還有一大堆
市場預測WWDC將推ARM版MacBook?蘋果面臨的問題還有一大堆

6月23日週二凌晨,蘋果即將召開第一次線上開發者大會活動——WWDC 2020。

按照慣例,這是一個屬於開發者的盛宴,人人都在期待新的iOS 14,期待新的macOS、iPadOS、watchOS、tvOS等等。因為大家都知道硬體更新一般都要等到秋季和春季。

WWDC
圖/ 愛范兒

但今年的WWDC上可能會有一些對硬體事關重大的變化措施。

就在最近,傳出了蘋果要轉換平台的消息。準確點說,是蘋果準備推出ARM版本的MacBook產品,而最近幾年和在售的筆電與桌面產品,蘋果一直使用的是英特爾平台。

從英特爾到ARM,是整個軟硬體生態的遷移

其實平台轉換這事蘋果並不是第一次幹,早在十五年前蘋果就經歷過一次從IBM的PowerPC平台轉換到英特爾平台。但今天和2005年不一樣,當年蘋果的平台轉換需求是十分迫切的,因為IBM本身設計能力跟不上,PowerPC G5的功耗和發熱都很高,根本不適合筆記型電腦這樣的行動平台。

根據知乎用戶@蓬岸Dr.Quest在相關問題下的答案,我引用了一部分蘋果從PowerPC轉向英特爾幾個比較重要的時間節點:

2005年7月6日,蘋果宣布進行平台轉換,並向部分開發者提供開發者轉換工具(Developer Transition Kit),同期發布的Xcode 2.1支援生成通用二進制(universal binaries)格式的應用程式。

2006年1月,蘋果發布15寸Macbook Pro和英特爾處理器的iMac。

2006年8月,蘋果發布英特爾處理器Xserve,完成產品線的轉換。QuarkXPress 7.0以通用二進制形式發布。

2007年10月,Mac OS X 10.5發布。這是最後一代可以安裝在Power PC處理器上的Mac OS X。同期發布的Xcode 3.0增強了對64位處理器的支援。

2009年8月,Mac OS X 10.6發布。10.6以及更新版本的Mac OS X無法安裝在Power PC處理器的蘋果電腦上,但仍然提供Rosetta轉譯器使用戶可以繼續使用為Power PC處理器編譯的軟體。

2011年3月,Xcode 4.0放棄了對PowerPC處理器的支援。

2013年8月,蘋果結束對PowerMac G5的支援。

蘋果當時能夠轉換成功有很多現實原因,比如當時體量比現在更加小眾,英特爾在行動處理器方面足夠強勢等等。而如今iPhone的爆紅和蘋果生態黏性的逐漸加大,在Mac平台上促生了大量的iOS開發者。

行動平台的壯大成熟,也反哺了桌面平台,現在很多開發者都是先從iOS起步,之後再轉向OS X(macOS)開發,從軟體生態上就能看出來,先有的iOS版之後才有的Mac版的情況並不少見。

而在iOS時代之前,Mac的生態其實處於比較小眾的狀態,甚至說難聽點就是蠻荒時代,和今天完全無法相提並論,自然也是沒有歷史包袱。

蘋果
圖/ 愛范兒

根據IDC的統計,2005年蘋果電腦的出貨量為217萬台,而在2019年這個數字達到了1,768萬台。這其中固然有筆記型電腦市場整個市場的擴大,但Mac的市份額仍然提升到了之前的兩倍。

而從絕對數量上說,如今使用Mac電腦的人數,可能是十幾年前的十倍。今天蘋果是這個世界市值最高的公司,要撬動這個龐然大物的生態,即便是蘋果自己來做也著實不容易。

從英特爾切換到ARM,所面臨的最大問題可能是整個軟體生態的顛覆。

英特爾
圖/ shutterstock

如果把這些眼花繚亂的軟體追根溯源,我們可以回到處理器和軟體運行最原始的一種關係——指令集。

簡單說,指令集就是處理器運行的「指導思想」,是一套讓處理器能理解程式的行為規範。如果「指導思想」不同,那肯定就沒有互相理解的基礎,而基於這一整套架構開發出來的下游軟體就像由此衍生的各國文化,但亞洲不懂非洲的文化,非洲也不懂南美的文化。

如今的macOS其軟體生態構建在多年來使用的英特爾處理器上,而英特爾使用的是X86架構,現在整個macOS軟體生態都遷移到了64位,也可以說是X86-64或者X64架構。

像iPhone等行動產品使用的晶片則用的是ARM的ARMv8指令集,你別看現在蘋果已經使用自研的架構多年,但在指令集部分依然是基於ARMv8的,不過傳聞說蘋果也準備對指令集這部分動手了。

也就是說,桌面裝置和行動裝置在指令集的層面就是不一樣的,所以換到ARM平台後,軟體是並不能通用的。

有人可能想說,那個誰,微軟不是早前一點也發布了使用ARM晶片的Surface產品嗎,就那個Surface Pro X,它不是也能直接運行Windows 10的程式嗎?

Microsoft
圖/ 愛范兒

沒錯,Surface Pro X使用的Microsoft SQ1的確是微軟找高通定制的ARM處理器,同時運行的也是完整的Windows 10而非先前Windows RT那樣的「殘疾版」系統,同時也能運行Windows 10的應用。

但Surface Pro X的問題依然很多,比如它只能運行UWP應用和32位的Windows應用,基於64位開發的軟體就無法支援。另外透過翻譯架構的方式兼容win32應用導致性能出現大幅損失,效率大概只有原生應用的30%-40%,更別說閃退、軟體重啟等各種各樣不穩定的小毛病。

微軟Surface Pro X.
微軟Surface Pro X.
圖/ 愛范兒

而對於蘋果來說,連透過翻譯架構兼容32位的程式也無法實現,因為蘋果已經透過自己對生態的控制力將全部的應用遷移到了64位。而面對大批不能直接運行的軟體,這個陣痛期一定會比想像中的更痛。

蘋果能做的,就是透過自己的控制力,去要求開發者將已有的軟體在一定的時間內編譯成ARM平台可以運行的版本,只是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畢竟各個軟體的情況複雜,某些軟體要想遷移到ARM可不是重新編譯一下那麼簡單。

Dell XPS 13 2020
Dell XPS 13 2020
圖/ 愛范兒

在軟體之外,如今的ARM在性能和功耗上可能也佔不到什麼優勢了。無風扇的被動散熱,接近20小時的續航,如今已經陸陸續續被非ARM的筆電完成,比如最新的戴爾XPS13 2020就號稱有最長19小時續航。

而且對於桌面環境來說,蘋果目前基於ARM的A系列晶片性能仍然是不夠的,比如頻率已經處於「灰燼」狀態,再往上就撞到了功耗牆,也就是沒有超頻或者說像英特爾處理器類似的睿頻空間。

更別說十幾二十個核心的高性能服務器版本,還處於路途漫長、要不可及的狀態。

如果今天MacBook還在被說散熱不佳和續航普通,那蘋果可能應該更多在自己身上找找原因,比如WWDC 2020都快來了但還是Bug一身的macOS 10.15 Catalina?

選擇ARM對蘋果來說可能還有一個預料之外的打擊——這些蘋果電腦將不再能用Windows系統。

眾所周知,購買MacBook並不一定等於加入蘋果生態,選擇裝Windows系統使用的用戶也大有人在,因為本身蘋果早就敏銳的察覺到了這件事,並推出了Bootcamp工具讓用戶能夠選擇雙系統運行,但如果推出ARM版,那肯定無法使用了。

ARM版MacBook的對手還有iPad Pro

比起生態遷移和兼容帶來的不確定,ARM版MacBook其實並沒有什麼外敵,Surface Pro X肯定不算,這個產品在微軟這裡只是一款實驗性產品,而真正會對ARM版MacBook造成威脅的,其實是內患。

筆電
圖/ 愛范兒

當「你的下一台電腦何必是電腦」的廣告語從今年iPad Pro宣傳片中蹦出來的時候,就意味著iPad和MacBook這兩條原先還算平行的線路終於「火星撞地球」一樣,正式短兵相接了。

如果對比一下這兩條線,可與看到ARM版MacBook其實處於一個很尷尬的位置。

iPad Pro,採用ARM處理器,使用精簡指令集,iPadOS系統脫胎於行動裝置iOS,在巧控鍵盤的加持下從行動走向桌面。

MacBook,英特爾處理器,使用複雜指令集,立足於macOS桌面作業系統和生態。

ARM版MacBook,採用ARM處理器和精簡指令集,繼續使用macOS的話原先的桌面生態會丟失,只能透過部分移植應用或者zh虛擬機的方式運行之前的桌面軟體,效率大打折扣。

MacBook
圖/ 愛范兒

其實到這裡我依舊沒有想通,蘋果出一個ARM處理器版MacBook,失去了桌面生態最大的優勢,然後去和iPad Pro打架,這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邏輯,或者說其巨大的內在驅動力到底在哪。

當然,倒也並非找不出蘋果想要這樣做的理由,比如說想要對自己的產品和生態有更多的控制力,就像iPhone上使用的自家A系列晶片,早期的時候CPU用的是三星的,GPU用的PVR,到了後面全部變成自研架構之後,A系列晶片的性能才算在手機和平板中一騎絕塵。

而現在iPhone、iPad、乃至Apple Watch這些產品的生態與核心硬體已經被蘋果攥在了手裡,幾乎就唯獨筆電和桌面系列還要看英特爾的臉色,像英特爾過去幾年那種「擠牙膏」以及打磨14nm的行為,對於MacBook系列來說其實是挺大的一個掣肘。

但最後我還是覺得這樣的理由不足以說服我,至少我不覺得英特爾沒有餘力。

因為英特爾過去幾年的「擠牙膏」,很大程度上是因為AMD在K10架構的錯誤方向之後一直沒有緩過勁來,直到Zen和Zen2架構的奮起直追,終於讓很多人喊出了「AMD Yes!」。

面對AMD的窮追猛趕,英特爾確實在製程上遇到了一些困難,導致新的工藝節點一直在延後,但在這幾年中並非只是放羊摸魚而沒有技術積累,新品Tiger Lake(Willow Cove架構)性能提昇明顯,終於牙膏管擠出了一截。

而從英特爾轉向ARM也非朝夕之功,顯然還有好幾年的路要走,甚至可能要付出移山挖河般的時間和財力才能逐漸追上,而那個時候,可能已經是2025年甚至更久之後了。

責任編輯:林芳如、蕭閔云

本文授權轉載自:愛范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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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Agentic AI、碎片化與地緣政治正重塑數位世界,我們該如何重構下一代網路的「數位信任」?
當 Agentic AI、碎片化與地緣政治正重塑數位世界,我們該如何重構下一代網路的「數位信任」?

面對人工智慧(AI)應用的爆發與地緣政治風險的升高,數位環境正迎來「信任」與「韌性」的雙重嚴峻考驗。為了回應這些挑戰,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舉辦首屆「 Internet Week 2026(網路週)」,大會串聯數位發展部(moda)、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亞太網路資訊中心(APNIC)、網際網路名稱與號碼分配機構(ICANN)、臺灣網路治理論壇(TWIGF)及台灣網路維運社群(TWNOG)等國內外指標社群與國際組織,整合多個重要論壇並展開 4 天共 66 場主題議程。

Internet Week 2026 希望透過公、私部門、國際組織與技術社群的跨界溝通,讓政府、私人企業、國際組織、技術社群與公民團體力量在同一個平台上對話。大會不僅期盼建立一個開放、中立且多元的對話空間,更致力於帶動信任的溝通,藉此強化台灣在國際網路治理舞台的實質影響力與能見度,共築具備數位韌性與信任的未來。

身分識別不等於信任,碎片化才是真正危機

「身分識別(Identity)並不等於信任(Trust)。」Edgemoor 研究中心執行長 Steve Crocker 在會後專訪中,拋出這句耐人尋味的觀察。

身為 ARPANET 時代的重要參與者,他見證網際網路從學術研究網路,逐漸演變為全球最重要的數位基礎設施。然而,在地緣政治與各國法規分歧的今天,他認為網際網路正面臨前所未有的碎片化挑戰。「在價值觀、法規與司法管轄權都不同的情況下,我們如何依然維持全球的互通與信任?」Crocker 點出了他的觀察。他指出,未來的數位治理不可能再依賴單一規則或中央權威,而是必須建立在全球共用框架與在地化決策並存的架構上。

技術機制能全球互通,但各國仍應保有政策調整的空間。這樣的治理思維,也體現在 Crocker 近年推動的「 Project Jake 」計畫。隨著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DPR)等隱私法規上路,過去廣泛用於網路犯罪調查的 Whois 網域註冊資料系統,已陷入隱私與公共利益的兩難。Project Jake 則嘗試建立新的跨境資料存取機制,而 TWNIC 更是全球首個主動參與試點的機構。值得注意的是,面對近年區塊鏈與替代性網域名稱系統(Alternative DNS)興起的聲浪,Crocker 直言這往往是為不存在的問題,提供昂貴的解方。

他強調,網際網路真正的韌性來自長年建立的「分散式協作」與「相互依存」。「網際網路從來不是中央控制系統,而是一個 network of networks。」在他看來,與其重新建立彼此割裂的替代架構,不如持續深化跨國透明協作與多方治理,才是維持全球網路信任最務實的方式。

Steve Crocker 總裁暨執行長
Edgemoor 研究中心執行長 Steve Crocker
圖/ 數位時代

借鏡歐洲《數位服務法》,用「個人問責」重新定義公共利益

如果 Steve Crocker 談的是「基礎設施的信任」,那麼 Jeremy Godfrey 所關注的,則是平台與 AI 對公共利益的衝擊。Godfrey 直言,當前數位平台最大的問題,並不只是單一內容真假,而是整個商業模式正持續放大社會風險。「數位市場並不一定會自然產生對社會最有利的結果。」

長期管理 Meta、X、TikTok 等跨國平台歐洲監管事務的他指出,當平台以廣告收益與流量作為核心目標時,演算法往往會傾向放大更具爭議性與成癮性的內容,進一步衝擊民主討論、兒少保護與社會信任。Godfrey 強調,當數位治理開始涉及言論自由、人類尊嚴與選舉公平等基本人權時,社會不能再將權利平衡的責任,完全交由商業平台自行決定。這也是歐洲近年積極推動《數位服務法》(Digital Services Act,DSA)的原因。除要求大型平台管控系統性風險外,愛爾蘭也進一步要求平台落實年齡驗證、限制向未成年人推播有害內容,並強化企業內部的「個人問責制」。

不過,在 Godfrey 看來,未來治理不該只是被動「減少傷害」,而是重新思考整體數位生態系。「我們不該在創新與安全之間二選一,而是同時追求兩者。」他認為,當 AI 與平台逐漸成為社會基礎設施的一部分,治理的核心已不再只是技術,而是如何讓「信任、安全、權利保障與經濟價值」彼此共存,重新建立數位社會的公共利益與信任基礎。

不用 AI 不代表更安全,溫水煮青蛙的轉型危機

而當 AI 與平台逐漸成為社會基礎設施的一部分,治理核心將更專注在技術快速演進下,如何重新建立企業、政府與社會的信任能力。「AI 已經從回答問題,進入執行任務(Action)。」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創新經濟顧問簡立峰指出,當前 AI 已具備規劃與執行能力,正逐步接手知識型工作的核心流程。

這波由代理型 AI(Agentic AI)帶動的變革,首當其衝的正是白領階級;企業接下來面對的不僅是「流程再造」,更是深度的「職能再造」。然而簡立峰也警告,台灣正面臨一場「溫水煮青蛙」的轉型危機。由於國內高端服務業多屬內需市場,企業導入 AI 往往只停留在讓工作變快,卻未真正翻轉核心競爭力做到更聰明。在全球市場,企業已開始不再大量招募初階知識工作者,而是亟需能與 AI 協作、重新定義問題的人才。

「不用 AI 並不能代表更安全。」面對外界對 AI 資安與風險的焦慮,簡立峰提出極具衝擊性的觀點。他以開車為例,車子不開出門固然不會出車禍,但也等於永遠失去移動的能力。真正的數位治理並非全面防堵,而是在實際使用中建立防護。他呼籲,政府必須比以往更積極地導入 AI,「如果政府自己不用 AI,就沒有能力治理 AI,只有 AI 才能監管 AI。」他以「矛與盾」來比喻,強調面對新型態的數位犯罪,必須建立如「AI 警察」般的防禦機制;唯有善用 AI 作為測試與除錯的工具,才能精準揪出系統漏洞,也就是「以 AI 來監管 AI」。

而在治理與技術外,最後的防線仍回歸到「人」。簡立峰強調,未來的教育必須從單向的教導轉為引導,全面培養全民的「AI 識讀能力(AI literacy)」,讓人們在真假難辨的環境中,具備獨立思辨與理解風險的能力。唯有如此,才能在 AI 深度滲透的社會中,建立穩固的信任機制。

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創新經濟顧問簡立峰
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創新經濟顧問簡立峰
圖/ 數位時代

多元共融與韌性實踐,為建立信任數位社會的基石

「現在最大的問題,已經不是網路快不快,而是人們還敢不敢相信這個網路。」TWNIC 董事暨執行長余若凡說到,AI 時代的數位信任不只是技術問題,更是場需全社會參與的治理工程。為此,TWNIC 正從純粹的技術社群,轉型為「信任環境驅動者」,致力打造讓人願意信任與參與的數位生態系。

余若凡指出,建立數位信任必須從三個層次著手。首先是「技術面」的基礎設施韌性,如落實 DNS 濫用防治與域名安全;其次是「治理面」的規範設計,探討 AI 與內容監理的平衡;最後,也是最關鍵的「社會協作」。她強調:只有當大家願意對話,信任才有可能被建立。

推動信任對話的同時,多元共融更是韌性實踐的關鍵。談及大會的「Taiwan Tech Women」論壇,余若凡坦言儘管台灣性別平權具指標性,科技業決策圈的女性比例依然偏低。但 AI 時代的不確定性,反而成為女性突破框架的契機。結合與談專家觀點,未來面對複雜的地緣政治與科技風險,企業亟需兼顧社會、科技與公共利益的「生態系領導力(Ecosystem Leadership)」。而女性特有的同理心與跨域溝通耐心,將成為這種多方協調的關鍵需求能力。

「最大的成功,是未來我們不再需要舉辦 Taiwan Tech Woman 這樣的論壇。」余若凡更期許。當性別不再是評價標準,多元聲音成為數位治理的日常,才是真正穩固的信任底座。

TWNIC董事暨執行長余若凡
TWNIC董事暨執行長余若凡
圖/ 數位時代

綜觀 Internet Week 2026 中各界專家的深刻洞見,網路的未來早已演變為一場涵蓋法規監理、人權保障、經濟創新與社會共融的環境。面對全球網路的破碎化危機與AI帶來的雙面刃效應,單憑政府或單一企業已無法獨力應對。「公私協力」與「開放對話」將是迎向未知挑戰的解方。藉由這些跨界對話與激盪,台灣向國際展現了落實「多方利害關係人治理模式」的決心與實質能量。期許在產官學研及公民社會的共同努力下,能持續深化國際網路治理的影響力,在下個網路世代中穩健前行,共築兼具數位韌性與信任的美好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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