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文化:政治不正確該被抵制嗎?

2020.08.05 by
張鐵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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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鐵志,文化與政治評論作家。曾任《Fountain新活水》雜誌社長、香港《號外》雜誌總編輯暨聯合出版人、《彭博商業週刊中文版》創刊總主筆、《政問》主持人與主編,《數位時代》首席顧問等,並曾為華爾街日報、金融時報中文網專欄作家。著有《聲音與憤怒:搖滾樂可以改變世界嗎?》、《想像麗的革命:1960年代的烏托邦追尋》

取消文化:政治不正確該被抵制嗎?
pexels
由百位學者、作家、記者、藝術家與音樂家等極具社會影響力者連署倡議的「民主包容力」,再掀對言論自由邊界的討論。

那些仇恨、歧視、充滿偏見的言論與意見,可以有言論自由嗎?可以在公共領域表達嗎?

這是美國這幾年公眾最熱門的議題與話題。

7月初,美國文化雜誌《哈潑》(Harper's)發表一封由西方上百位著名作家、記者、學者聯名的《一封關於正義與公開論辯的信》,連署人包括加拿大國寶級小說家Margaret Atwood、左派大師喬姆斯基(Noam Chomsky)、《引爆趨勢》作者Malcolm Gladwell,甚至《哈利波特》作者J.K.羅琳、知名爵士樂手Wynton Marsalis、新保守主義政治學主福山(Francis Fukuyama)等150位自由派偏左的知識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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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所有「異見」寬容,那仇恨與歧視呢?

信中強調,此刻正在進行的爭取種族和社會正義的運動非常重要,但這也強化了一種會「弱化公開辯論和容忍異己」的道德態度和政治理念。他們非常擔憂這種「反自由主義的傾向」,尤其在這樣一個反自由主義的總統領導美國的時代。「我們渴望的民主包容力,得在我們願意對抗不寬容的氣氛下,才會實現。」

他們看到的現象,是許多機構領導人面對底下有人出事時,會倉促地施予不合比例的懲罰,以避免風暴產生:例如編輯刊登具爭議的稿件被開除,記者不准寫某些敏感題目,學者在課堂引述一些文獻而被調查等等。

他們指出,「如果作家、藝術家、記者因為害怕失去工作,不敢提出主流以外的思考,那麼我們會付出很大的代價。」因此,「要抗衡糟糕理念的方式,是使那些言論被看見,我們要去辯論、說服,並非將其噤聲或消音。」

這封公開信倡議讓所有人發聲、追求多元,但這樣做合理嗎?例如《紐約時報》社論版主編James Bennet在今年6月刊登一篇由共和黨參議員撰文、支持軍隊鎮壓抗爭的文章,這讓許多黑人(包括他同事)不愉快,他因而被迫辭職,在美國新聞界引起很大震撼。

媒體社論當然不會是一言堂,但面對政治不正確的意見,刊登的界線在哪?

由多位重量級人物連署的宣言一出來,立即在網路上引爆,大部分是批評與嘲笑,說他們是嬰兒潮世代老人,是既得利益者,不願意被挑戰。

爭議爆發後,有參與連署的跨性別學者退出,原因是「事前不知道J.K.羅琳參與其中」,而這位紅遍全球的英國作家,最近因為跨性別議題的爭議言論被嚴厲批評。

也有其他連署者不為所動,Malcolm Gladwell就在推特表示,「我願意參與連署因為很多其他連署人和我是不同立場的人。我想這就是這封公開信的主要意義」。

尤其敏感的是,適逢燃燒中的黑人抗議運動,這場難以平息的空前抗爭,正是為了挑戰長久以來深植制度與生活中的種族主義。連署發起者則表示,這是很早就開始構思的想法,他們當然支持這場「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Black Lives Ma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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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文化,一種言論的極權主義

連署信件的爭端,反映了過去幾年來日益增長的 「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當名人說出歧視、侮辱或政治不正確的的語言,網友會群起杯葛和撻伐。

歌手泰勒絲談及自己在「Kanye West風波」中那段「被取消」的經歷時如此說到:「人們『取消』的不是一場電視節目,而是活生生的一個人。」
Taylor Swift官方twitter

就實體來說,過去幾年美國大學生(如柏克萊)抵制極右派人士來校園演講,主張「不給他們平台」(no platform)。右派覺得這是言論自由,但這些激進派學生認為歧視性言論不應該堂而皇之地表達。

「取消」起初是針對有權力者,使其負起言論責任,如同「鄉民正義」,確實也矯正與提醒了語言背後隱藏的偏見與權力關係。實際上,「取消」容易演變成惡質謾罵與嘲諷、集體不理性,甚至以訛傳訛,不能促進更多議題的反思與對話。

當紅歌手泰勒絲(Taylor Swift)在2016年被批評「說謊者」,當時推特上就出現標籤#TaylorSwiftisCancelled。事後她說,「人們『取消』的不是一場電視節目,而是活生生的一個人。」

在現實層面不僅名人受到影響,任何人都可能在網路上因為說錯一句話或被輿論扭曲,導致嚴重的「公開羞辱」(public shaming),更嚴重的甚至遭致失去工作或一輩子的傷害(可參考Jon Ronson的《鄉民公審》一書)。

有趣的是,在反對「取消文化」上,歐巴馬和川普都很有共識。歐巴馬曾說,這不是一種社會行動主義。反對政治正確的川普更指出,「左派的武器之一就是取消文化:讓人們失去工作、羞辱反對者,讓所有異見者必須聽話。」這當然是過於誇張的說法。

言論自由的邊界的確是當代巨大難題。正義和多元是我們要追求的,而言論當然需要合理管制,例如歧視性、仇恨性言論就是不應該的。

但說到底,法律畫出言論界線與尺度的細節在哪?恐怕是我們要不斷討論的。

《哈潑》發表的這封信本身就是一個焦點,甚至一個課題:反對連署公開信的人會認為,信件內容犯了他們本身談的問題:「把複雜的問題化約為單一的道德議題」。但另一方面,支持者認為,對這封信的嚴重反彈,正好證明了這封信的重點:別讓不同意見無法發聲。

責任編輯:陳建鈞

(本文內容同步刊載於《數位時代》第315期,2020年8月號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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