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文化：政治不正確該被抵制嗎？|數位時代 BusinessNext

取消文化：政治不正確該被抵制嗎？

由百位學者、作家、記者、藝術家與音樂家等極具社會影響力者連署倡議的「民主包容力」，再掀對言論自由邊界的討論。

那些仇恨、歧視、充滿偏見的言論與意見，可以有言論自由嗎？可以在公共領域表達嗎？

這是美國這幾年公眾最熱門的議題與話題。

7月初，美國文化雜誌《哈潑》（Harper's）發表一封由西方上百位著名作家、記者、學者聯名的《一封關於正義與公開論辯的信》，連署人包括加拿大國寶級小說家Margaret Atwood、左派大師喬姆斯基（Noam Chomsky）、《引爆趨勢》作者Malcolm Gladwell，甚至《哈利波特》作者J.K.羅琳、知名爵士樂手Wynton Marsalis、新保守主義政治學主福山（Francis Fukuyama）等150位自由派偏左的知識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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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所有「異見」寬容，那仇恨與歧視呢？

信中強調，此刻正在進行的爭取種族和社會正義的運動非常重要，但這也強化了一種會「弱化公開辯論和容忍異己」的道德態度和政治理念。他們非常擔憂這種「反自由主義的傾向」，尤其在這樣一個反自由主義的總統領導美國的時代。「我們渴望的民主包容力，得在我們願意對抗不寬容的氣氛下，才會實現。」

他們看到的現象，是許多機構領導人面對底下有人出事時，會倉促地施予不合比例的懲罰，以避免風暴產生：例如編輯刊登具爭議的稿件被開除，記者不准寫某些敏感題目，學者在課堂引述一些文獻而被調查等等。

他們指出，「如果作家、藝術家、記者因為害怕失去工作，不敢提出主流以外的思考，那麼我們會付出很大的代價。」因此，「要抗衡糟糕理念的方式，是使那些言論被看見，我們要去辯論、說服，並非將其噤聲或消音。」

這封公開信倡議讓所有人發聲、追求多元，但這樣做合理嗎？例如《紐約時報》社論版主編James Bennet在今年6月刊登一篇由共和黨參議員撰文、支持軍隊鎮壓抗爭的文章，這讓許多黑人（包括他同事）不愉快，他因而被迫辭職，在美國新聞界引起很大震撼。

媒體社論當然不會是一言堂，但面對政治不正確的意見，刊登的界線在哪？

由多位重量級人物連署的宣言一出來，立即在網路上引爆，大部分是批評與嘲笑，說他們是嬰兒潮世代老人，是既得利益者，不願意被挑戰。

爭議爆發後，有參與連署的跨性別學者退出，原因是「事前不知道J.K.羅琳參與其中」，而這位紅遍全球的英國作家，最近因為跨性別議題的爭議言論被嚴厲批評。

也有其他連署者不為所動，Malcolm Gladwell就在推特表示，「我願意參與連署因為很多其他連署人和我是不同立場的人。我想這就是這封公開信的主要意義」。

尤其敏感的是，適逢燃燒中的黑人抗議運動，這場難以平息的空前抗爭，正是為了挑戰長久以來深植制度與生活中的種族主義。連署發起者則表示，這是很早就開始構思的想法，他們當然支持這場「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Black Lives Ma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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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文化，一種言論的極權主義

連署信件的爭端，反映了過去幾年來日益增長的 「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當名人說出歧視、侮辱或政治不正確的的語言，網友會群起杯葛和撻伐。

就實體來說，過去幾年美國大學生（如柏克萊）抵制極右派人士來校園演講，主張「不給他們平台」（no platform）。右派覺得這是言論自由，但這些激進派學生認為歧視性言論不應該堂而皇之地表達。

「取消」起初是針對有權力者，使其負起言論責任，如同「鄉民正義」，確實也矯正與提醒了語言背後隱藏的偏見與權力關係。實際上，「取消」容易演變成惡質謾罵與嘲諷、集體不理性，甚至以訛傳訛，不能促進更多議題的反思與對話。

當紅歌手泰勒絲（Taylor Swift）在2016年被批評「說謊者」，當時推特上就出現標籤#TaylorSwiftisCancelled。事後她說，「人們『取消』的不是一場電視節目，而是活生生的一個人。」

在現實層面不僅名人受到影響，任何人都可能在網路上因為說錯一句話或被輿論扭曲，導致嚴重的「公開羞辱」（public shaming），更嚴重的甚至遭致失去工作或一輩子的傷害（可參考Jon Ronson的《鄉民公審》一書）。

有趣的是，在反對「取消文化」上，歐巴馬和川普都很有共識。歐巴馬曾說，這不是一種社會行動主義。反對政治正確的川普更指出，「左派的武器之一就是取消文化：讓人們失去工作、羞辱反對者，讓所有異見者必須聽話。」這當然是過於誇張的說法。

言論自由的邊界的確是當代巨大難題。正義和多元是我們要追求的，而言論當然需要合理管制，例如歧視性、仇恨性言論就是不應該的。

但說到底，法律畫出言論界線與尺度的細節在哪？恐怕是我們要不斷討論的。

《哈潑》發表的這封信本身就是一個焦點，甚至一個課題：反對連署公開信的人會認為，信件內容犯了他們本身談的問題：「把複雜的問題化約為單一的道德議題」。但另一方面，支持者認為，對這封信的嚴重反彈，正好證明了這封信的重點：別讓不同意見無法發聲。

責任編輯：陳建鈞

（本文內容同步刊載於《數位時代》第315期，2020年8月號雜誌）

Physical AI讓自駕車從「照規則開車」走向「理解世界」

過去，自駕車依靠高精地圖、光達（LiDAR）、攝影機等感測器，以及大量預先設定好的規則進行判斷，這種作法能處理相對固定的情境，但一旦遇到複雜且快速變化的交通環境，例如大量機車穿梭、行人突然穿越、不同國家的交通規則，系統很容易受到限制。

勤崴國際認為，Physical AI 的出現正改寫自駕車的發展模式：透過更強大的 GPU 算力，結合世界模型（World Model）、數位孿生（Digital Twin）與模擬器（Simulator），AI 能先在虛擬世界完成大量交通情境模擬，再將學習成果快速部署到真實道路，不僅大幅縮短訓練與驗證時間，也讓自駕系統持續學習與進化。

「在 Physical AI 賦能下，自駕車將從依照規則開車轉變成能理解環境、預測意圖，再做出最佳決策。」勤崴國際副總經理林映帆表示，例如當系統看到路邊有人揮手，不只是辨識動作，而是能推論對方有搭車需求；當機車快速切入車道，也能提前預測可能路徑，而非等事件發生後才反應。

這也意味著，自駕車的競爭已從「規則設計」走向「AI學習能力」的競爭：自駕車不僅是智慧移動的新載具，更是觀察 Physical AI 是否真正成熟的重要指標；換言之，Physical AI比拚的不是演算法，而是誰能持續累積真實場域、建立與完善資料庫，讓 AI 在每一次行駛中不斷學習、持續進化，形成下一波智慧移動競爭的關鍵。

七年累積三十個場域，勤崴國際打造台灣智慧移動新能量

相較於 Waymo、Tesla 的優勢來自數百萬輛車持續累積道路資料，勤崴國際的策略是透過不同場域的長期營運，建立屬於台灣的智慧移動資料庫。

自2019年投入自駕車商業化應用以來，勤崴國際不僅持續深耕高精地圖、自駕系統、車聯網及自駕運輸技術、於全台完成超過30個自駕場域部署，累積自駕行駛里程突破38萬公里、服務超過80萬人次，更逐步建立台灣少數具規模的智慧移動資料庫；為進一步加速自駕車產業價值鏈發展，勤崴國際也攜手車廠、路側設備，感測器、AI 平台、車聯網、客運與場域業者打造完整的自動駕駛生態系。

以台積電南科園區的自駕巴士服務為例，由於路線涵蓋園區內外道路，自駕車不僅要與物流車、叉車及一般車流共存，離開園區後更須面對台灣特有的高密度機車交通環境，對 AI 的感知與決策能力形成高度挑戰；截至今日，該服務已累積超過92,435人次搭乘、自駕行駛里程超過83,542公里，接駁率高達96.7%；此外，勤崴國際也於廠區內導入自駕接駁車與自駕載貨車，累積服務超過216,794人次，驗證自駕技術在智慧工廠場域的落地能力。

除了工業場域，勤崴也將自駕技術延伸至觀光應用，例如今（2026）年6月在南投埔里福興溫泉區推出「啡嚐咖心」觀光自駕車服務；林映帆指出，相較於工業場域重視效率，觀光應用更重視人車互動與乘車體驗，遊客只需一鍵即可啟動自駕接駁，系統除了安全辨識行人與周遭環境，也能透過語音互動提升搭乘安心感，證明自駕車不僅適用於產業應用，更可成為偏鄉觀光與高齡化社會的新一代公共運輸解決方案。

接下來，勤崴國際將憑藉著在南部科學園區、南投與新北市的落地運行經驗，攜手產業夥伴、針對未來對自駕公車有需求的城市，協助客運業者解決公車缺工等議題。

林映帆說：「我們的目標是提供自駕全方位解決方案。」在累積物流、廠區接駁、觀光、無塵室搬運等多元場域經驗後，勤崴逐步發展出「一個平台、多種載具、多種場域」策略：將共通技術平台模組化，再依不同客戶需求進行客製化調整，讓每新增一個場域，都成為下一個場域快速且安全部署的重要養分。

勤崴國際副總經理林映帆表示，將以「一個平台、多種載具、多種場域」策略，攜手自駕車產業鏈夥伴，協助AI自駕車等智慧移動落地應用，以及打造「國家隊」前進海外市場。

圖／數位時代

隨著Physical AI的成熟與落地，未來智慧移動的競爭，不再只是比誰擁有更大的模型，而是比誰能持續累積場域、建立完整資料庫，以及串聯完整生態系；在這個關鍵時刻，勤崴國際除因應不同場域客戶需求提供自駕車解方，也希望攜手更多產業夥伴，共同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智慧移動國家隊，讓台灣在全球自駕與 Physical AI 的新賽局中，占有一席關鍵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