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仇恨、歧視、充滿偏見的言論與意見，可以有言論自由嗎？可以在公共領域表達嗎？
這是美國這幾年公眾最熱門的議題與話題。
7月初，美國文化雜誌《哈潑》（Harper's）發表一封由西方上百位著名作家、記者、學者聯名的《一封關於正義與公開論辯的信》，連署人包括加拿大國寶級小說家Margaret Atwood、左派大師喬姆斯基（Noam Chomsky）、《引爆趨勢》作者Malcolm Gladwell，甚至《哈利波特》作者J.K.羅琳、知名爵士樂手Wynton Marsalis、新保守主義政治學主福山（Francis Fukuyama）等150位自由派偏左的知識份子。
對所有「異見」寬容，那仇恨與歧視呢？
信中強調，此刻正在進行的爭取種族和社會正義的運動非常重要，但這也強化了一種會「弱化公開辯論和容忍異己」的道德態度和政治理念。他們非常擔憂這種「反自由主義的傾向」，尤其在這樣一個反自由主義的總統領導美國的時代。「我們渴望的民主包容力，得在我們願意對抗不寬容的氣氛下，才會實現。」
他們看到的現象，是許多機構領導人面對底下有人出事時，會倉促地施予不合比例的懲罰，以避免風暴產生：例如編輯刊登具爭議的稿件被開除，記者不准寫某些敏感題目，學者在課堂引述一些文獻而被調查等等。
他們指出，「如果作家、藝術家、記者因為害怕失去工作，不敢提出主流以外的思考，那麼我們會付出很大的代價。」因此，「要抗衡糟糕理念的方式，是使那些言論被看見，我們要去辯論、說服，並非將其噤聲或消音。」
這封公開信倡議讓所有人發聲、追求多元，但這樣做合理嗎？例如《紐約時報》社論版主編James Bennet在今年6月刊登一篇由共和黨參議員撰文、支持軍隊鎮壓抗爭的文章，這讓許多黑人（包括他同事）不愉快，他因而被迫辭職，在美國新聞界引起很大震撼。
媒體社論當然不會是一言堂，但面對政治不正確的意見，刊登的界線在哪？
由多位重量級人物連署的宣言一出來，立即在網路上引爆，大部分是批評與嘲笑，說他們是嬰兒潮世代老人，是既得利益者，不願意被挑戰。
爭議爆發後，有參與連署的跨性別學者退出，原因是「事前不知道J.K.羅琳參與其中」，而這位紅遍全球的英國作家，最近因為跨性別議題的爭議言論被嚴厲批評。
也有其他連署者不為所動，Malcolm Gladwell就在推特表示，「我願意參與連署因為很多其他連署人和我是不同立場的人。我想這就是這封公開信的主要意義」。
尤其敏感的是，適逢燃燒中的黑人抗議運動，這場難以平息的空前抗爭，正是為了挑戰長久以來深植制度與生活中的種族主義。連署發起者則表示，這是很早就開始構思的想法，他們當然支持這場「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Black Lives Ma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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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文化，一種言論的極權主義
連署信件的爭端，反映了過去幾年來日益增長的 「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當名人說出歧視、侮辱或政治不正確的的語言，網友會群起杯葛和撻伐。
就實體來說，過去幾年美國大學生（如柏克萊）抵制極右派人士來校園演講，主張「不給他們平台」（no platform）。右派覺得這是言論自由，但這些激進派學生認為歧視性言論不應該堂而皇之地表達。
「取消」起初是針對有權力者，使其負起言論責任，如同「鄉民正義」，確實也矯正與提醒了語言背後隱藏的偏見與權力關係。實際上，「取消」容易演變成惡質謾罵與嘲諷、集體不理性，甚至以訛傳訛，不能促進更多議題的反思與對話。
當紅歌手泰勒絲（Taylor Swift）在2016年被批評「說謊者」，當時推特上就出現標籤#TaylorSwiftisCancelled。事後她說，「人們『取消』的不是一場電視節目，而是活生生的一個人。」
在現實層面不僅名人受到影響，任何人都可能在網路上因為說錯一句話或被輿論扭曲，導致嚴重的「公開羞辱」（public shaming），更嚴重的甚至遭致失去工作或一輩子的傷害（可參考Jon Ronson的《鄉民公審》一書）。
有趣的是，在反對「取消文化」上，歐巴馬和川普都很有共識。歐巴馬曾說，這不是一種社會行動主義。反對政治正確的川普更指出，「左派的武器之一就是取消文化：讓人們失去工作、羞辱反對者，讓所有異見者必須聽話。」這當然是過於誇張的說法。
言論自由的邊界的確是當代巨大難題。正義和多元是我們要追求的，而言論當然需要合理管制，例如歧視性、仇恨性言論就是不應該的。
但說到底，法律畫出言論界線與尺度的細節在哪？恐怕是我們要不斷討論的。
《哈潑》發表的這封信本身就是一個焦點，甚至一個課題：反對連署公開信的人會認為，信件內容犯了他們本身談的問題：「把複雜的問題化約為單一的道德議題」。但另一方面，支持者認為，對這封信的嚴重反彈，正好證明了這封信的重點：別讓不同意見無法發聲。
責任編輯：陳建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