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本文作者為現任微軟總裁布萊德．史密斯（Brad Smith），針對近期「新聞付費」議題，發表了他的觀點，並說明了微軟的策略，《數位時代》獲授權轉載、翻譯。
國會山莊可怕的攻擊事件剛剛落幕，很明顯地，美國的民主目前處在脆弱狀態，《經濟學人》的「年度全球民主檢視」一文中就指出，美國已「陷入兩極化，不單只是政治議題，而是整個核心價值，此外，要達成『全面民主』所需的社會凝聚力也已然崩塌。」
說的真好，也許，近期政治界最大的事件，並不是美國人對於誰要當總統抱持不同意見，而是就算選舉過後，還是許多人不同意誰是贏家。
而如同許多其他的例子，科技也在民主中同時扮演了正面與負面的力量。它創造出了史無前例的機會，讓更多人可以了解事件、分享觀點，甚至組織動員。僅僅不到十年前，科技的正面力量促成了「阿拉伯之春」；2015年法國《查理週刊》總部被恐怖份子攻擊，10幾位記者遭到殘忍殺害，隨後，靠著社群媒體的組織，將近200萬人站上巴黎街頭舉行和平示威，表達對各地民主及新聞自由的支持。
但是，在過去5年內，我們也可以看到科技變成「武器」的例子，更不幸的是，在2021年1月，這樣的例子就發生在自家（美國）。
權力的和平轉移一直是民主的基石，落選的候選人要求重新計票或向法院提出異議，也並非罕見之事，這都是民主的過程。但是在今年，即便連續輸掉了50多次的訴訟，川普還是持續說服上千萬的支持者，告訴大家選舉被操縱了。在這些錯誤資訊誤導下，進而釀成1月6日的悲劇（指美國國會山莊暴動事件）。
網路衝擊新聞業，問題在哪裡？
這件事凸顯了更深層的兩種問題。一方面，很不幸地，網路與社群媒體已經成了假消息、錯誤訊息的傳播工具，從2016年俄羅斯干預美國選舉後，成為普遍現象。由於沒有更新更強制的約束力，越來越多政客、倡議者擁護這樣的演算法以及商業模式，在網路上散播假訊息成了新的政治策略。
另外，社群媒體也侵蝕了新聞的專業性與獨立性。在1787年，同時也是美國憲法起草的這一年，一位英國政治家替媒體貼上「第四權」（The Fourth Estate）的標籤，就如同椅子需要四支腳才能穩固站立一般，民主也需要靠新聞自由來度過艱難時期。
當然媒體時常也會激發出不同的意見，但這有助於讓普羅大眾更了解事件各個面向，簡單來說，新聞的獨立性對於凝聚社會相當重要，而這正是實現民主不可缺的要素。
在21世紀開始時，分類廣告網Craigslist破壞了廣告業，新聞業也無法避免地受到網路衝擊，讀者被新聞「整合器」（aggregator）帶走，而後搜尋引擎或社群媒體巨頭又吞併了兩者。整個新聞產業都極需創新改變，但有一件事情是確定的——網路與社群媒體對新聞自由並不友善。
雖然少數幾家較大的報社能夠度過衝擊，但大多數的媒體都受到重創。自2000年以來，美國的新聞界收入大幅減少了70%，員工人數減半，有超過2,000家報社倒閉，在許多城市，當地的報紙被完全淘汰，被稱做「新聞沙漠」，全美有越來越多這樣的地方。
那麼，是什麼取代了這些在地新聞？皮尤研究中心在上個月的調查中指出，53%的美國成年人表示自己經常／有時候會透過社群媒體閱讀新聞。這也是社群媒體和搜尋引擎能吸引人的原因之一——只要滑動就能看到傳統新聞，哪怕只有標題。
根據我們自家Bing搜尋服務的經驗，保持用戶參與度的方法就是讓他們能接觸更新、更深度或是更廣的新聞。這表示，新聞內容為搜尋引擎和社群媒體帶來了巨大的間接價值，即便讀者不會點進去看（根據近期研究，Google每年因此獲利47億美元），但是反過來，對新聞媒體而言，即便替科技巨頭帶來流量與獲益，本身卻得不到補償，還是得靠廣告接觸消費者。
當小蝦米碰上大鯨魚，澳洲政府怎解？
要「治療」這種情形需要多款解方，世界各地也已經開始出現創新的解答。在澳洲，總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已經推動立法兩年，希望重新調整科技公司和獨立媒體之間不對等的關係，其想法很直觀，Facebook、Google等科技巨頭必須更透明化，包括說明他們如何顯示新聞內容。
當然，這個法案更重要的意義在於，修正科技公司與新聞媒體之間的經濟失衡，主要目標是提供後者該有的補償。
這個想法已經在部分歐洲國家成形，但是成效很有限，原因在於與巨頭的談判並非易事，一邊是一、兩隻大鯨魚，另一邊僅有數十或數百隻小魚，結果通常會拖得很長，且要付出昂貴代價，終使這些小魚慢慢餓死。
澳洲人想出的解法是「棒球仲裁」（baseball arbitration），即陷入僵局時，各派出一名專家代表提案，雙方代表再選出一名中立第三方專家，作為仲裁員，由仲裁員選出其中一種提案通過，但仲裁員不得對提案進行修改。
兩大巨頭「戲劇化」公開反對，直接祭出抵制
對此，Facebook和Google的反應都相當戲劇化。Facebook已經公開表示，若議會拍板通過此法，將會禁止所有澳洲使用者分享新聞到Facebook和Instagram的平台上；Google做得更絕，若是立法通過，會在該國撤去所有搜尋服務，對於習慣Google搜尋的澳洲人而言，現在只能找到一個影片，內容指出，若想繼續使用Google搜尋服務，就必須要求政府退讓。
而這就是微軟參與其中的地方，我們在2020年初列出的政策中，就包含「科技須推動新聞業務發展」，去年10月，我們啟動了一項新計畫，以投資並支持在地的新聞，透過Microsoft News，新聞媒體可以得到很大一部分的分潤。
正當我們在找尋更好的做法時，Google威脅要抵制整個國家（澳洲）的作法引起我們注意，納德拉（Satya Nadella，微軟執行長）和我與總理莫里森聯絡，並解釋這是個結合良好業務與利益的機會，即便Google想要離開澳洲，我們也會留下。
Bing搜尋服務在澳洲的佔比不到5%，遠低於美國的15～20%，或是加拿大和英國的10～15%。但是，考量到現實前景，我們相信可以提供澳洲人所需的服務，與Google不同的是，若是可以持續成長，我們也準備遵守新的法律義務，包含與新聞機構共享收益。
整個事件的關鍵在於創造一個更具競爭力的市場，政府則可以推動這點，我們也很樂意用比Google更低的利潤率，提供高品質的搜尋服務。這樣的做法立刻產生了影響，Google方在24小時內也聯絡了澳洲總理，而先前有關Google威脅要撤出澳洲的消息呢？一夜之間全消失了。
顯然，競爭的確可以有所改變，但這還不夠，Google仍持續與澳洲的提案對抗。而過去兩年來Google和Facebook已經成功遊說一些華府官員，代表他們向澳洲抗議。
Google提出三大點抗議，堅持要走法律流程？
首先，兩大巨頭反對他們在澳洲法律中被單獨提出，在美國法律中並無此狀況，但事實上，這是非常簡單就能修正的事情，例如，法律中可以寫成是「任何在澳洲市占超過20%的搜尋服務」，當然，在微軟這頭，我們已經做好準備力拚市占率，也準備好遵守法律義務。
再者，Google也強烈反對前述的「棒球仲裁法」，該公司指出，此法只適用於雙方對於價格的數字已經接近共識，才會有效，而新聞機構要求的價格與Google願意提供的，兩者間有很大的差距。Google卻忽略了一個事實——會有這種不平衡現象，正是因為雙方不對等的地位，Google在談判過程中不斷展現強硬態度，明顯不適合參與以合理性為前提的仲裁。
更重要的是，Google也忽略了，「棒球仲裁」正是在這種不對等的談判中被發明出來的。在棒球比賽中，通常都是在職業生涯早期，並且被球團控制的、無法自由加入別支隊伍的球員會使用。但這麼做會有風險，球隊可能會付出比預期更多的錢，或是球員拿到比想像更少的薪資，因此通常，球員和球隊間都會透過協商達成共識。
換句話說，「棒球仲裁」的重點在於幫助雙方更快、更公平地溝通，讓雙方在第一時間就能達成共識（而不需要使用到仲裁）。
最後一點，Google暗示指出，如果有需要仲裁，應該遵循傳統的流程，亦即透過律師遞出提案，並聚焦在新聞內容使用的公平性，而非科技巨頭從服務中獲利的部分。但是，法律程序緩慢而冗長，通常都是讓財大氣粗的一方佔盡好處。
拜登政府新課題
總歸一句，科技巨頭因新聞機構的內容獲利，而支付新聞機構應有的報酬，這到底有什麼問題？
現在，這些事情交到了拜登政府手上，Facebook與Google說服了川普政府向澳洲表達抗議，但經過1月6日事件後，應該要擴大討論範圍了。
最終的問題在於，我們希望科技公司和獨立媒體提供怎樣的服務？沒錯，澳洲的立法提案將有助於改善雙方的經濟失衡，增加獨立新聞業者的機會。但這更是當代的一個決定性問題，亦是民主自由的核心，正如我們在2019年寫道的，「科技業的誕生與發展正是受惠於自由，我們也應該確保這些價值在未來繼續永存，即便在我們的產品從市場上消失後，也應該繼續枝繁葉茂」。
澳洲的創新提案能夠要求科技公司支持新聞自由，也能強化民主，美國不應該阻擋或反對，更應該向其學習。
編譯編輯：錢玉紘
責任編輯：王郁倫、蕭閔云
資料授權：微軟部落格2021.02.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