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ogle混合上班新制遭批「虛偽」,調職、減薪、高層意見反覆激化內部緊張關係
Google混合上班新制遭批「虛偽」,調職、減薪、高層意見反覆激化內部緊張關係

疫情帶動了遠距工作的需求,而許多人都會用到Google提供的部分或是整套解決方案。對於Google來說,他們因為遠距工作的需求上漲,帶動了不少業績的成長。不過,這間公司現在卻因為自家的遠距工作政策問題,造成內部員工的不滿。

Google很早就針對自家員工實施了遠距工作計畫,而隨著美國疫情逐漸趨緩,去年Google曾針對員工返回辦公室意願調查。當時的調查顯示,有62%的Google員工僅希望在特定時間回到辦公室工作,並非每天進辦公室工作。其中也有10%的Google員工表示仍完全不想進辦公室。

之後,Sundar Pichai表示「未來的工作型態將更加彈性靈活」,同時也認為在工作上需要解決棘手問題或著手新規劃時,面對面的協同工作及社群意識將有效協助推展工作的進行。

目前Google提供員工可在家工作直至2021年7月的選項,但員工也可依辦公室所在地區的疫情狀況,決定是否要進辦公室工作。

遠距上班但還是要進公司三天、搬遷工作地點但要減薪

在今年五月,Sundar Pichai公佈了混合上班的計畫,要求大多數員工從9月開始每週至少有三天在辦公室工作。在新的結構下,公司20%的員工將遠距工作。另外20%的人會搬遷到新的地點工作,搬遷的人將根據當地市場工資標準來調整。

不過,隨著Google整理出誰將在哪裡工作、以及他們將獲得多少報酬之後,內部員工表示,在辦公室調動、報酬調整和遠距工作方面已經爆發了緊張關係。

他們說,對調職的競爭和減薪的前景已經激起了越來越多的憤怒。關於公司未來工作場所政策的爭論有可能影響到這個科技巨頭的每一個人。

Cnet採訪了Google前資深工程師 Laura de Vesine,她就是在這波新政下選擇離職的人。

去年秋天她的團隊被告知由加州Sunnavale搬遷到北卡羅納州,隨之要因新的工作地點減薪15%,然後來到三月下旬,團隊又被告知是減薪25%,然後再過一個月,這個搬遷計畫就被完全取消了。

「這種反覆的政策,足以讓我決定離開,」她表示。「這證明了Google的政策沒有優先考慮人類的需求。事實上,我們在工作之外還有生活,人們實際上有家庭。」他們每下的一個決定,都足以影響上萬個家庭。

最反對遠距工作的高層,卻申請遠距上班通過

但就在員工對Google遠距工作政策的反覆感到不滿的同時,引爆這一點的,則是Google高級副總裁厄斯‧霍澤爾(Urs Holzle)在這個時間點,向同事宣布,自己要搬到紐西蘭去遠距工作了。

霍澤爾是Google元老級人物,他於1999年加入Google,是該公司第8名員工,目前擔任技術基礎設施副總裁,負責設計和運營Google的伺服器和資料中心,是公司內部一位倍受尊敬的人物。

不過,他對全體員工於6月29日發出的一封內部信件,卻只是讓員工感覺到公司對遠距工作制度的不公平性。

「在美國生活了三十年後,我和我的妻子都覺得是時候考慮一個新的生活地點了,」霍澤爾寫道。「我們決定在紐西蘭待一年,看看我們是否喜歡這裡。要講清楚的是:我不是在退休,只是改變我的工作位置!」

在郵件中,他稱此舉是一項「實驗」,並說他繼續在太平洋時區工作不會有問題,因為他是一個 「早起的人」。他用毛利語「Kia pai tō rā」(Have a nice day.)結束了這封信。

員工們說,霍澤爾「遠距工作」的消息特別刺耳,因為他一直對遠端工作特別有意見。辭職的Laura de Vesine表示,霍澤爾過去最有名的政策,就是不讓人們遠距工作,團隊一定要在一個辦公室,而且他還認為,沒有達到一定資歷的人也不能遠距工作。

兩名Google員工說,這個狀況解釋了該公司的「虛偽」政策。兩人都抱怨說,新的遠距工作政策顯示出了一種雙重標準,即高層的遠距工作規則,與一般員工的規則是不一樣的。

Google一位發言人表示,霍澤爾的遠距工作申請是在去年提交並獲得批准的,當時Google的返回辦公室政策尚未確定,但由於旅行限制,霍澤爾的遠距工作計畫一直被延到現在才通過。他並且表示,每個員工都有資格申請遠距工作,無論他們是哪個小組或部門。

而在Cnet的報導發表後,針對其中關於霍澤爾堅持團隊一定要在一個辦公室的事情,發言人補充表示,霍澤爾團隊的所有員工,將會被批准進行遠距工作,或是辦公室轉移的申請。

本文授權轉載自:T客邦

責任編輯:郭昱彣、蕭閔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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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黑客松到理賠第一線,富邦人壽如何讓 AI 從創新提案變成工作夥伴?
從黑客松到理賠第一線,富邦人壽如何讓 AI 從創新提案變成工作夥伴?

當許多企業還在討論 AI 能做什麼,富邦人壽更關注:AI 如何被第一線同仁使用?而這也是「理賠智慧助理」能從黑客松發想、走進理賠現場,成為真實工作夥伴的原因。

為什麼富邦人壽會選擇從最複雜、也最不易標準化的環節–理賠–切入、嘗試將AI從「回答問題的工具」轉變成進入核心營運流程的「決策輔助夥伴」?

保險理賠為何難以AI化?答案藏在大量非結構化資訊裡

相較於客服問答或行政流程,理賠工作最大的挑戰在於資訊高度分散且缺乏標準格式:從診斷證明、病理報告、手術紀錄到醫療收據,每份文件不同醫院格式都不同,內容還充滿專業醫療術語;理賠人員不僅必須理解文件內容,還需要同步比對保單條款、法規要求以及醫學知識,才能做出適當判斷。

更複雜的是,就算是相同疾病或手術名稱,不同案件背景也可能導致不同理賠結果,因此,理賠長期被視為高度依賴專業經驗與人工判斷的工作,很難透過傳統自動化工具處理。

近年來,隨著理賠案件量持續增加、醫療技術快速演進,以及新舊世代交替帶來的人才培育壓力,如何兼顧理賠品質、作業效率與知識傳承,成為刻不容緩的議題。

富邦人壽開始思考:如果AI無法取代專業判斷,是否能先協助理賠人員更快掌握資訊、縮短搜尋時間,讓專業人才把時間投入在更高價值的分析與決策工作?這個想法在富邦集團導入微軟Copilot Studio並舉辦黑客松活動後獲得實踐機會,理賠團隊將構想轉化為可驗證的AI提案,並在主管支持與跨部門合作下,於2026年1月正式導入理賠現場。

「黑客松讓我們有機會快速驗證想法,也讓AI應用從概念走向實際場景。」富邦人壽理賠部資深襄理郭乃瑀如是說道。

數位時代為此特別專訪富邦人壽黑客松獲獎團隊「ClaimAIngels」的成員,深入了解這項 AI 專案如何從創新提案一路走進理賠第一線,成為同仁日常工作的決策輔助夥伴。

富邦人壽
富邦人壽理賠智慧助理透過黑客松加速落地!數位時代專訪團隊成員郭乃瑀 (左上)、 王羽藍(左下)、陳子聆(右上)、林庭樂(右下),分享過程與收穫。
圖/ 數位時代

AI成功落地的關鍵,不只是模型,還有資料與流程重建

從創意發想到實際上線,最大的挑戰不是技術,而是如何讓AI真正符合第一線需求。

富邦人壽理賠部資深襄理林庭樂指出,團隊一開始便深入訪談理賠同仁,發現大家真正需要的並不是AI幫忙做決定,而是協助整理資訊,因此將理賠智慧助理專案聚焦於三大領域:手術等級建議、病理報告判讀輔助,以及國外醫療文件翻譯與摘要,目標是協助同仁降低資料蒐集與查詢時間,讓理賠同仁可以快速掌握案件重點。

但要做到這一步,必須先建立可信任的資料基礎。

由於醫療資料來源眾多且格式不一,團隊投入大量時間整理歷史案件、建立醫療名詞對應關係、標註資料來源與判斷依據,並透過跨部門討論及醫師顧問協作,逐步建立一致的判讀標準。林庭樂表示:「這項工作看似基礎,卻是AI能否提供可靠建議的關鍵,更重要的是,它讓過去散落在資深同仁腦中的經驗知識,逐漸轉化為可被組織保存與運用的數位資產。」

富邦人壽理賠部專員陳子聆便感受到明顯改變。她說:「過去遇到新的手術名稱,往往需要花費一到兩個小時查閱條款、搜尋歷史案例並向資深同仁請教,現在,透過理賠智慧助理協助,資料搜尋時間縮短50%以上,能將更多心力放在案件分析與專業判斷上。」

理賠部理賠審核科資深襄理王羽藍則形容,理賠智慧助理更像是一位隨身秘書。她說:「它會先幫我們整理案件重點,也能提醒是否遺漏重要資訊。無論是判讀國內外醫療文件、核對醫療收據,或分析病理報告內容,都能快速提供參考依據,讓我們把時間投入更重要的專業決策。」

除了資料基礎建設,金融業導入 AI 的另一個關鍵挑戰是風險與合規。

因應金融監理要求以及個資保護需求,團隊在設計理賠智慧助理時建立多層防護機制與使用護欄,並持續優化提示詞設計,以降低AI幻覺、資料外洩與誤判風險,確保AI始終在可控範圍內運作。

不過,對富邦人壽而言,上線並不代表結束,而是優化的開始。

團隊發現,理賠智慧助理初期使用率表現亮眼,但隨著時間推移逐漸下降,為了找出原因,團隊同仁與第一線理賠同仁召開多場討論會議,讓其了解,生成式 AI 並非一次建置完成就能長期發揮效益,必須持續蒐集使用回饋、改善建議,進而調整功能設計。

郭乃瑀表示:「根據同仁回饋,團隊目前正規劃新增實支實付手術給付比例分析等功能,目標是讓AI更貼近實際工作流程、滿足使用者需求。」

從單一專案到組織能力,理賠智慧助理帶來的真正改變

隨著理賠智慧助理逐步成為理賠同仁的日常工作夥伴,其帶來的影響也不再侷限於效率提升,而是開始擴散至組織文化與創新模式的改變。

郭乃瑀表示,過去AI專案多半由資訊部門主導,但這次經驗讓大家發現,真正了解痛點的人其實是第一線同仁,因為只有其最清楚哪些流程最耗時、哪些資訊最難取得,以及哪些環節最適合導入AI。「隨著理賠智慧助理成果逐漸顯現,愈來愈多部門開始主動詢問專案推動經驗,如資料整理、風險控管、流程設計與使用者導入等做法,加速 AI 創新在組織內部的擴散與落地。」

對富邦人壽而言,理賠智慧助理並不只是單一 AI 工具,而是一次工作方式與文化的改變:從第一線提出需求、跨部門共同打造,到持續優化與回饋機制,AI 不再只是科技部門的工具,而逐漸成為工作現場的一部分,也讓數位轉型成為一種持續發生的創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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