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陷中國反壟斷風暴! 滴滴出行赴美上市碰壁,為何強到被監管盯上?
深陷中國反壟斷風暴! 滴滴出行赴美上市碰壁,為何強到被監管盯上?

一間營收94%都在中國的公司,還比Uber慢了整整兩年才在美國IPO(首次公開發行),為什麼你應該關注它?

主要原因當然是「夠大」。故事主角「滴滴出行」成立於2012年,自詡為目前地表最大的共享移動平台公司,圍繞著各式交通工具提供運輸服務。滴滴出行在上市申請資料中指出,平台「日均」交易達4,100萬張訂單,擁有1.56億月平均活躍用戶,並在全中國部署了520萬台自行車和200萬台電動自行車。

從用戶數來看,滴滴出行和約9,300萬用戶的共享移動平台前輩Uber相比,確實夠資格稱老大。

另一方面,滴滴出行在今年6月30日正式於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募集了約44億美元,是繼阿里巴巴2014年上市募集250億美元後,7年來規模最大的中企赴美上市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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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數位時代

第二個值得了解滴滴出行的原因,是 他們規模大到被政府盯上 。上市不到2天時間,中國政府以違反網路安全與數據風險為理由,勒令全面下架滴滴出行App;中國網信辦與公安部、國家安全部等7個單位聯合進駐滴滴、展開網路安全審查,這也是中共國家安全部首次介入企業調查。

官媒《環球時報》批評,像滴滴出行這樣的網路巨頭公司,需要有更嚴格的數據安全監管,因為中國不能讓任何一家網路企業有機會掌握比政府還詳細的個資,特別是不能開放任意使用數據的權利。

事實上,滴滴出行已在上市文件中透露自己困境,強調中國法制的不確定性,恐怕對滴滴出行的營運產生不利影響,「若當局認為我們不遵守與產業有關的中國法規,公司將受到嚴重處罰。」

雖然,滴滴出行並非唯一被中國政府盯上的網路公司,不過對一間至今仍未盈利的成長型企業來說,這絕不是件好事情。

花大錢打知名度,共享乘車,平台難逃虧損

例如他們在2015年宣布合併競爭對手「快的打車」,將公司名稱從「滴滴打車」改為滴滴出行,目的是爭取公開上市以獲得更多資金,沒想到計畫一直不順利,只好一路燒錢、且戰且走。

2016年,滴滴出行再併購Uber中國業務,讓市占率一舉衝上9成,但官方披露2012~2018年的虧損數字仍高達60億美元。「大多數的共享乘車平台,一直都是無利可圖的。」《路透社》如此觀察。

共享移動平台公司的主要收入來源是媒合乘車需求,並從訂單中收取一定比率的服務費,包括滴滴、Uber、Lyft皆如此,平台為了同時吸引司機、乘客使用服務,幾乎都得靠灑錢補貼、打廣告,維繫供需兩端平衡。

自2018年起,滴滴出行營收維持在200億美元之上,但連續3年都在虧損,分別損失23億、15億、16億美元,但和Uber的成績相比,已經算「賠得少」了。

灑錢戰的副作用,呈現在「行銷與推廣(sales and marketing)」成本上。以2020年為例,滴滴出行的行銷與推廣支出達17億美元,比營運與服務(operations and supports)費用7.17億美元多了1.3倍;同年度的Uber也是如此,行銷與業務支出高達35.8億美元,幾乎是營運與服務費18.1億美元的兩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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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數位時代

滴滴出行在上市申請文件中坦言:「不管在哪個市場裡,消費者在服務提供者(共享移動平台)之間的轉換成本都很低。消費者傾向成本最低或品質最好的供應商,而司機則傾向於最有機會獲利的平台。」

儘管未公開實際補貼成本,但滴滴在文件中以數字比例來描述交易總金額與營收之間的落差,例如若消費者訂單為110元(稅、服務費占10元),其中就有75元是司機收入、10元是補貼,還有9塊錢是給消費者的折扣。

即便如此,虧損對乘車平台公司來說並非絕症,因為只要營收壯大到一定規模、慢慢調控虧損幅度,就能看見獲利曙光。像是Uber去年營收因為新冠疫情(COVID-19)關係下滑,總成本支出卻比2018年足足少了56億美元。

兩者花錢的方式看來相似,那賺錢的方式呢?

Uber目前擁有3大業務:移動、外送與貨運,從載人、載食物延伸到載貨,仍與媒合交通工具需求有關。疫情期間,外送從原本的「副手」身分一躍成為主角,在2021財年第一季營收中貢獻17億美元,不僅高於移動營收14.5億美元,外送營收年增率更來到230%。

滴滴出行以「載人」為主,營收來源集中在中國境內,占比94.3%,海外占比僅1.6%,遠低於Uber的63.7%(指美國、加拿大以外市場)。

滴滴出行將自己的發展策略稱為:雙飛輪(dual flywheel),在乘客端,致力減少等待時間跟費用;司機端,設法減少司機成本。

乘客端的作法很好理解——推出分眾服務。滴滴出行旗下有至少8種不同價格帶、客群的共享乘車方案,同時還有電動自行車與一般自行車;後兩者加起來的營收在3年內成長了15倍,達到5億美元。

特別的是, 他們提供司機端的協助,比起Uber等對手更多、更靈活。

2018年,滴滴出行正式推出「汽車解決方案」,希望能滿足司機的租賃、加油、維修等需求,藉此降低日常營運成本。第一步,他們要讓司機更沒有負擔地開車,因此與租賃公司合作,提供比平均價格低兩成的租賃價,車輛總數多達60萬輛,意外成為中國最大的租車網路。

其次,滴滴出行也在全中國提供逾8,000個加油與維修站,截至2020年底,約有300萬名司機使用過其中一種汽車解決服務。除了幫司機省錢的進階方式,他們甚至推出自己的電動車與充電網路。

延伸閱讀:電競年產值上看10億美元!奧委會:2028年奧運納入電競項目

從電動車到自駕,駛進營收成長新軌道

中國投資公司(CIC)指出,統計至2020年底,滴滴出行旗下有中國最大的電動車充電網路,充電樁數量達8.8萬個,平台上的電動汽車行駛里程,占中國電動汽車總里程的38%。滴滴出行的司機除了享有充電折扣,還可以直接從收取到的車資費用扣除充電費,不需額外付費。

「電動車是我們的未來!」2020年11月,滴滴出行與比亞迪合作,共同打造了第一款為了共享移動平台而生的電動車D1。它除了在設計上滿足搭乘情境,像是乘客能用App操控車上的空調與風扇,司機買車也有別於傳統模式,從付一整台車的錢,改成依照「里程成本」付費。

滴滴出行創辦人程維解釋,這種模式有點像跟電信業者「簽月租方案送手機」,將包含電池在內的車輛攤提折舊成本拆開來,讓車主開多少付多少,減少車主的成本負擔。

這個嘗試也與他們的最終野心——自動駕駛有關。滴滴出行雖然擁有世界上最龐大的共享移動數據,卻不夠了解「車輛」本身發生了哪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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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車是我們的未來!」2020年11月,滴滴出行與比亞迪合作,共同打造了第一款為了共享移動平台而生的電動車D1。
圖/ 滴滴出行

滴滴出行認為,若能夠發展自動駕駛,不只可以提高行車安全性,當車輛能全天候行駛時,供應面也因此增加,並且降低了人力運輸成本。
滴滴出行約擁有100輛自駕車,目標是開發出自駕等級Level 4的系統,目前已在上海取得自駕車隊的營運許可執照。

看好自駕的共享平台還有Uber。Uber旗下的自駕部門ATG,曾是公司內的明日之星,位於匹茲堡的研發基地更一度開放亞洲媒體前往參訪。但在公司大幅控制支出的前提下,ATG部門在去年底賣給新創公司Aurora Innovation,換取對方的26%股權。

整體來看,共享移動平台仍有許多潛在商機,例如滴滴出行於疫情期間在都會區試辦「團購」,一次滿足整個小區的民生需求。

然而兵家必爭的領域其實是金融服務。像滴滴出行貸款服務「滴滴金融」、先享後付服務「滴滴月付」;Uber則有Uber Money部門;Grab甚至在新加坡拿到了純網銀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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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數位時代

不過短期內能帶來明顯影響的商業模式,反而是聽來不太性感的廣告業務。以美團來說,2021財年外送營收為206億人民幣,其中提供餐廳業者下廣告(線上)的收入22億人民幣、約占總營收1成,在外送補貼傭金提高的情況下,助餐飲業務獲利11億人民幣,且年增率達139%。

Grab總裁Ming Maa也曾公開表示,Grab是學習美團的廣告業務手法,才有機會繳出單季獲利成績。《TechinAsia》分析,Grab廣告業務一年有機會創造2.45億美元的營收。

種種嘗試,顯示共享移動平台仍有巨大潛力,不是只會燒錢而已。

程維在回首9年創業路時表示,2018年短時間內發生的兩起女學生被殺害案件堪稱滴滴出行「最黑暗的時光」,但他們依舊撐了過去。

滴滴出行已從中國企業搖身成為美國上市公司,並在14個海外國家、約4,000座城市提供服務。滴滴出行的早期投資人、Big Idea Ventures亞洲區執行合夥人Christian Cadeo還替股價抱屈,「不管是看中國的市占率、國外的發展潛力,IPO價格都低得離譜。」諷刺的是,這間地表最大的共享移動公司,在上市後隨即迎來中國強力監管,二度籠罩在最黑暗的時光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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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數位時代

責任編輯:張庭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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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 #Uber #滴滴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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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創新守護海洋!犀牛盾以循環創新思維破解塑膠危機、賦能永續未來
科技創新守護海洋!犀牛盾以循環創新思維破解塑膠危機、賦能永續未來

全球每年約生產4億噸塑膠垃圾,只有不到10%有被回收,其中約有1100萬至1400萬噸最終流入海洋。在十分有限的回收量中,約 8 成來自相對單純、流程完整的寶特瓶回收;反觀,同樣是高頻消費品的手機配件,回收率卻不到 1%。這個現象,對長期從事材料研究的犀牛盾共同創辦人暨執行長王靖夫來說,是他反思事業選擇的開端,也是突破的轉捩點。

「手機殼產業其實是塑膠產業的縮影!」他在2025 亞馬遜港都創新日的專題演講上直言。手機殼本質上類似一種快時尚商品,每年有超過十億個手機殼被製造,但產業並未建立材料規範,多數產品混用多種複合塑膠、填料與添加物,既難拆解、也沒有回收機制。結果是,一個重量相當於超過二十個塑膠袋的手機殼,在生命周期終點只能被視為垃圾。

王靖夫指出,連結構複雜的資訊科技產品,回收率都能達 45%,但手機殼明明是最簡單、最應該回收的產品,為什麼無法有效回收?這個命題讓他意識到,與其只做手機殼,不如正面處理塑膠問題本身,從材料設計、製程到後端回收再生,開創循環之道。

犀牛盾共同創辦人暨執行長王靖夫於2025 亞馬遜港都創新日分享犀牛盾如何回應塑膠挑戰、開創循環模式。
犀牛盾共同創辦人暨執行長王靖夫於2025 亞馬遜港都創新日分享犀牛盾如何回應塑膠挑戰、開創循環模式。
圖/ Amazon Web Services 提供

以材料工程打造手機殼的循環力

若塑膠要進入循環體系,前提是「材料必須足夠單純」。王靖夫很快意識到,問題不在回收端,關鍵在最開始的設計端。多數手機殼由多款不同塑膠、橡膠件甚至金屬等複合材料組成,無法被經濟化拆解,也難以透過現有流程再製。為此,犀牛盾在2017年起重新整理產品線,希望借鑑寶特瓶成功循環的經驗,擬定出手機殼應有的設計框架。

新框架以「單 1 材料、0 廢棄、100% 循環設計」為核心,犀牛盾從材料工程出發,建立一套循環路徑,包括:回收再生、溯源管控、材料配方、結構設計、循環製程、減速包裝與逆物流鏈等,使產品從生產到回收的每一階段,皆與核心精神環環相扣。

王靖夫表示,努力也終於有了成果。今年,第一批以回收手機殼再製的新產品已正式投入生產,犀牛盾 CircularNext 回收再生手機殼以舊殼打碎、造粒後再製成型;且經內部測試顯示,材料還可反覆再生六次以上仍維持耐用強度,產品生命週期大大突破「一次性」。

另外,今年犀牛盾也推出的新一代的氣墊結構手機殼 AirX,同樣遵守單一材料規範,透過結構設計打造兼具韌性、耐用、便於回收的產品。由此可見,產品要做到高機能與循環利用,並不一定矛盾。

犀牛盾從材料學出發,實現全線手機殼產品皆採「單 1 材料」與模組化設計,大幅提升回收循環再生效率。
犀牛盾從材料學出發,實現全線手機殼產品皆採「單 1 材料」與模組化設計,大幅提升回收循環再生效率。
圖/ 犀牛盾

海上掃地機器人將出海試營運

在實現可循環材料的技術後,王靖夫很快意識到另一項挑戰其實更在上游——若塑膠源源不斷流入環境,再強的循環體系也只是疲於追趕。因此,三年前,犀牛盾再提出一個更艱鉅的任務:「能不能做到塑膠負排放?」也就是讓公司不僅不再製造新的塑膠,還能把已散落在環境中的塑膠撿回來、重新變成可用原料。

這個想法也促成犀牛盾啟動「淨海計畫」。身為材料學博士,王靖夫將塑膠問題拆為三類:已經流落環境、難以回收的「考古塑膠(Legacy Plastic)」;仍在使用、若無管理便會成為下一批廢棄物的「現在塑膠(Modern Plastic)」;以及未來希望能在自然環境中真正分解的「未來塑膠(Future Plastic)」。若要走向負排放,就必須對三個路徑同時提出技術與管理解方。

其中最棘手的是考古塑膠,尤其是海洋垃圾。傳統淨灘方式高度仰賴人力,成本極高,且難以形成可規模化的商業模式,因此無法提供可持續的海廢來源作為製造原料。為突破這項瓶頸,犀牛盾決定自己「下海」撿垃圾,發展PoC(概念驗證)項目,打造以 AI 作為核心的淨海系統。

王靖夫形容,就像是一台「海上的掃地機器人」。結合巡海無人機進行影像辨識、太陽能驅動的母船作為能源與運算平台,再由輕量子船前往定位點進行海廢收集:目的就是提升撿拾效率,同時也累積資料,為未來的規模化建立雛形。

從海洋到河川,探索更多可能

淨海計畫的下一步,不只是把「海上的掃地機器人」做出來,王靖夫說:「目標是在全球各地複製擴張規模化、讓撿起的回收塑膠真正的再生利用。」也就是說,海上平台終究要從單點示範,走向可標準化、在不同海域與國家部署的技術模組,持續穩定地把海廢帶回經濟體。

犀牛盾CircularBlue™海洋廢棄物過濾平台初號機將出海試營運,盼解決沿岸海洋廢棄物問題。
犀牛盾CircularBlue™海洋廢棄物過濾平台初號機將出海試營運,盼解決沿岸海洋廢棄物問題。
圖/ 犀牛盾

他進一步指出,「其實這套系統不限於海洋,也可以在河川上。畢竟很多海洋垃圾是從河流來的。」未來若能推進到河川與港灣,將塑膠在進海之前就攔截下來,不僅有助於減少海洋污染,回收後的材料也更乾淨、更適合再生,步步朝向終極願景——隨著時間推進,海中垃圾愈來愈少,被撿起、回收後再生的塑膠會越來越多。

「我們已經證明兩件事的可行性:一端是產品的循環設計,一端是 AI 賦能海廢清理的可能性。」王靖夫笑說,塑膠管理命題不只為自己和公司找到新的長期目標,也讓他順利度過中年危機。「選擇改變,留給下一代更好的未來。」他相信,即便是一家做手機殼的公司,也能創造超乎想像的正向改變。

AWS 2025 亞馬遜港都創新日,集結產業先行者分享創新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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