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注風格化商業空間的齊物設計
專注風格化商業空間的齊物設計
2007.03.01 | 技能

詹偉雄(以下簡稱詹):這幾年,由你主導的多項室內設計案子,都頗引人注意。其中,最讓我好奇的,是為什麼你會把設計事務所稱為「齊物設計」?
甘泰來(以下簡稱甘):其實最早的來源,是莊子的《齊物論》,我認為設計是很廣泛的層面,在每個事物中都可以加入,我希望設計是不分領域的。這其中包括各種人、事、物,對我們來說都是多元的表現,不想要把我們只侷限在「設計」裡頭,不只在特定領域,所以才會用《齊物論》這樣的精神。
若回到我們的英文名稱,也許更能解釋。Archinexus是我們自創的組合字,這一方面是我自己本身是建築系的背景,後來覺得發展不想要侷限在建築,或是我們對「建築」本身的看法是更廣的,這可能是某種概念的形成、或是一種實務性的構圖,這都是建構出建築的概念。Archi是指建築(architecture)、Nexus意思是關連,合在一起就是和建築有關的事情都是我們想做的。
這很有《齊物論》的概念,講的就是概念的連結。在精神上,這代表非常有彈性的,可以從很多角度來看事情;也可以說是非常輕鬆的角度,很多事物之間,本來就有很多規則與不規則的關係。

詹:你在人生中哪個階段接觸到莊子?
甘:很晚才接觸到,其實我覺得我滿晚「開竅」的。早期我個人的發展,比較是在圖像上的,文字上接觸的很少。隨著從美國回來之後,有嚐試開始寫一些東西,加上在國外唸研究所期間,因為生活壓力比較大,開始讀一些文字的東西,這些才慢慢開始接觸,之前都是以看圖片為主。
看圖片很快,相對看文字就很慢。我在美國第一年在康乃爾大學、第二年在哥倫比亞大學,康乃爾是屬於鄉下地方,平常大概就是風景優美,但也不知道去哪裡,每天就是跑圖書館,因為研究所借書沒限制,所以找了很多書來看,那整個環境很優美,讓人非常陶醉。第二年到哥倫比亞大學後,我大概圖書館只進去過一次,因為學校在紐約市,整個人和環境的互動變得非常不一樣,活動很多,變得沒空去圖書館,好像這也無所謂,不會影響到什麼事情,光外面的城市就讓我覺得是更大的圖書館。
當然會有這些轉變,是從康乃爾開始。我開始逼自己一方面在英文上進步很多,另一方面開始養成看文字的習慣。但說實在,是回來這幾年才真更開始接觸文字這東西。

詹:你覺得大學時期念東海建築系的時候,自己開竅了嗎?
甘:那時當然還沒有。那時候比較是直覺性的,沒有太多的理性,大概就是「OK,這是我喜歡的」這種感覺,對很多事情的感受沒有那麼清楚。
直到我出國之後,我才慢慢對大學所學有另一番體會。可能是因為不同環境,讓我有時間開始去思考很多事情,所以很多以前老師教我的東西,我開始比較懂得它們背後的一些可能性,會開始用更多角度去看原本習以為常的事情,我覺得那時候才算是所謂的「開竅」。
開竅不是指因果關係的理解。因為創作本身,並不是「因」和「果」的關係,它是很跳躍的,如果我能從很多角度去看一個東西,這會是非常大的價值。因為創作者本身常掉入一個迷思,去分析它的原因,然後去找解決的結果,但從齊物的角度來看,事情不是單一原因與單一結果。
從東海時期的懵懵懂懂,到國外時期整個成長,最大的收穫,是自信心被建立起來。因為畢竟之前在台灣,感官難免比較狹隘,到了國外會看到更多不同角度。我在念東海時,大五曾經差點被當掉,在此之前我因為要出國唸書,所以成績一直保持的很不錯,那時我就選擇休學,主要原因是並不太認同當時系上的主流意見與價值,休學那陣子,我在東海別墅附近經營起小酒吧,那是東海很多不同科系學長學弟之間接續經營的店,那時就比較愛到處亂跑,也沒多偉大的旅行,算是無意識的漂流吧(大笑)。在那個時候,其實我很沒信心,因為感覺和主流價值不在同一個方向,當然以事後經驗回想起來,我當時真的是還沒開竅,居然會為這樣的事情害怕,以《齊物論》來說,當時不過是諸多角度與變化當中的一個,因為大家看法不一樣,當時我很狹隘的以為那是唯一價值。

詹:你提到經過美國的讀書與生活經驗之後,才讓你整個人開竅。你回到台灣之後,讓我們比較注意到你的原因,是你做了很多的「空間設計」,一般我們過去對建築的認知,是他們比較不去純作空間,反而比較多去做公共工程,蓋房子、建橋樑。很顯然,你和走這條路的建築系學生不太一樣。
甘:我真的沒有比較特殊,對我來說這些事情是很自然的。畢竟來說,我們算是比較年輕的團隊,一般狀況之下,很現實的是你剛回國,不太可能同時就有五個建築案可以作,這是很自然的業務考量,剛起步階段,不太可能有業主貿然就把整個房子交給你來蓋。對很多年輕建築師來說,因為這些現實的原因,很自然會從室內空間開始。
我從大學唸建築,到國外念書和在事務所工作,碰的都是建築,回來之後要做室內設計,除了這些現實原因之外,另外還有其他原因。當時我東海的一位學長,他跟我談回來一起合作,因為我在美國最後那一年,碰到九一一事件,那時我人就在紐約,因為個人因素,覺得當時的氣氛滿恐怖的,剛好有學長提到這樣的機會。那時我們談的,是我負責台北部份,他則把重心放在上海,大致就是這樣分工合作的,他也一直都在做室內設計,加上我們本來對設計就沒有太大的界限,所以就這樣開始,也沒想太多,後來業務量變大之後,我和他就拆開來各自做,另外這幾年下來,我對室內設計也越做越有興趣。
我很多事情,都不是那麼有計畫性的。但回過頭來看,其實也一直沒有脫離我對設計的熱情,室內其實就是商業空間。做室內設計的心得,也都是慢慢透過實作來體會的,也不是我說要做商業空間,就會有一堆案子找我來做。

詹:你回來台灣的第一個案子,就是做商業空間嗎?
甘:對。這一路走來,有都可以說是第一個案子給的機會,我一直想強調透過實作去產生概念。我第一個案子做的是Brown Sugar,當時他們經營團隊Room 18想要找不同的設計師來做,正好我有這個機會,當然因為這個案子在台北,也是很有指標意義的商業設計,所以才會在比較短的時間之內,開始有人知道我們團隊,後來也就順勢做下去了。

詹:我記得當時台北這邊的空間中,大部分老一輩的建築師碰到商業空間時,他們會覺得比較tough,對你來說,這些事情好像比較容易?
甘:其實我一開始並沒有想過商業空間比較tough的狀況,應該是當時就是這樣的機會來了,就得要去面對,那個挑戰過了,就發現後面機會很多。

詹:你回來台北做了這幾個商業空間之後,台北的夜店才開始有另一種比較感性的定位,你當初在想這些空間呈現時,你思考的過程以及想要創造空間的氛圍,這當中是怎麼產生這些想法的?
甘:其實這當中的過程是千變萬化,我只能說每個案子的過程都不一樣。但其實也可以說都一樣,一樣的是我所謂齊物的精神,總之我們永遠保持一個態度:就是各種可能的角度去看事情。態度不變,但呈現的方式一直都得要改變。
我以DOZO為例,它是一個居酒屋,但不算是傳統的居酒屋。以日本來說,這樣大型空間的居酒屋也不多見,在台北要有這麼大型的居酒屋,就必須結合台北的一些生活習慣,這背後有幾個考量,包括東方現代風格的問題、大環境實質的問題、經營者多功能運用的問題,所以忽然之間,一個居酒屋的設計案,就變得複雜起來。
DOZO的經驗是,經營團隊先拿到基地,房東是華視,經營團隊正好有機會取得。但當時拿到這塊空間時,並沒有想到要做什麼,是先有site(地點),concept(概念)還不知道。經營團隊平常也會想一些concept,一旦取得基地之後就來實踐,當初的確有想過居酒屋和燒肉店,但從沒想過要搞這麼大,後來在兩者考量下,最初決定是要做燒肉店。因為空間高,油煙的問題可以被解決,可以做一個出來衣服不會有味道的燒肉店,當時想說空間高,空氣會比較好,台北也很少這麼有氣質的燒肉店,聽起來也不錯。
後來我們就去日本實地考察。考察期間,大概就是去看各種燒肉店,每天吃燒肉,看過各種傳統型、時尚型的燒肉店,非常過癮,吃得也很開心,但到了晚上,我們通常會去居酒屋,因為反正到了日本,就多體會一些日本東西,後來大家發現,每天晚上到了居酒屋都滿開心的,到了最後一天晚上,因為整個行程都很愉快,大家就想說要喝醉,又跑去一間居酒屋,全行七、八個人大概全喝掛。
回到台北之後,因為大家年紀接近,講話也很直接。經營團隊就想說,希望以後這個空間,不純然是生意,也要是自己都會喜歡去的地方,後來發現喜歡的是居酒屋而不是燒肉店,事實上,去日本之前,我們的設計規劃已經陸續出來,包括空間規劃、地面設施的方案都有了,已經進行兩、三個月,日本回來反而變成一切重來,在設備規劃上全部改掉。
這麼一來,空間的自由度反而提高。因為如果是燒肉店,有很多鐵盤、烤架、管路,其實很危險,忽然變成居酒屋之後,設備變得很單純,空間可以操作的自由度因此變大,空間感可以從原本的平面變成高底起伏,從此開始形成DOZO很多空間的創意,因為如果是燒肉店,就不可能用那麼多高地落差的空間設計,那非常危險。後來,包括舞台、空間、視野很多元素,陸續開始加入,呈現出是多功能式的空間,其實一開始這並不是我們所想的,但也是因為勇於推翻自己,所以才有後來的DOZO。
很多事情,最後結果都來自並沒有對自己設限。如果一開始決定做燒肉店,我們就一路傻傻的繼續做下去,很可能結果就不是這樣。經營團隊內部有做過評估,後來做居酒屋的成本比燒肉店低,空間利用也更多元,除了做居酒屋,非用餐時間它的大型舞台可以拿來做記者會或秀展;從設計角度來看,做居酒屋也能有更多嘗試的機會。另外,DOZO也有在談一些到東南亞展店的合作,等於開始變成一個品牌。
和DOZO、Brown Sugar這群經營團隊,我平常就經常和他們做一些「腦力激盪」。坐車或走在路上,看到一個空間,就會開始互相討論「如果是我們,會拿來做什麼」,即使我們沒有打算把這空間租下來,但這會變成我們聊天的話題,也是很好的思考練習。或是經過飯店的大廳,開始討論這個大廳可以另外怎麼做,其實這些都和我們無關,但我們會很熱烈討論成好像是自己要做的事情,最後大家會討論出一個概念,有沒有執行反而不重要。這有點像平常就在練功,等真正有地點之後,可以比較快進入狀況。

詹:那有沒有一開始就很確定方向的經驗?
甘:Brown Sugar就是一開始便很清楚的案子。業主一開始就想要有「混搭」的感覺,很幸運這是我一開始碰到的案子,DOZO是我後來碰到的,因為有經驗,所以比較有實驗的信心與勇氣。Brown Sugar和DOZO是同一個業主,同樣會發生這樣不同的狀況。
我常跟業主分享一個概念,所有創作不見得都要來自設計師,重點是互動。商業空間的創作,畢竟還是很實際的社會性藝術,因為它脫離不暸經營面、使用者感受、機能面,但它也有設計的藝術性與策略性。商業空間不是純藝術,怎樣讓商業空間在市場上找到定位,從設計上創造出一種美學的可能,這些都是多方向的。所以我一直覺得是和業主、合作廠商、設計師與設計師之間的合作才能創造出來的,我也一直不覺得所有事情都要攬在我身上的英雄主義,一定要去當個大案子的總設計師,整合很多區塊的設計師,雖然有時會有這樣的機會,因為我們另外也在做百貨商場的設計,但其實我常跟業主反映:「可不可以不要讓我看全部的設計。」
這不是不敢攬責任,而是我希望自己心態放輕鬆。我不急於所有事情都要自己來,做自己喜歡做、有把握做的設計往往成效更好,在我與業主的合作上,我也不認為所有的創作都來自我一人,我可以很坦白說,我們的很多創作,都來自與業主的互動,光是我自己,或是光是業主本身,我敢說不見得會有這樣的結果。

詹:你所設計的空間,對一般人來說,最大的特色就是物質材料的創新,以及展現與感性的塑造,讓人感覺非常強烈,你怎麼創造出這些搭配出來的感覺?包括燈光、材質、空間這些東西,是大家感受到在你身上感受到的特質,我比較好奇是你對「物質」(material)本身的看法為何?
甘:其實談到物質時,在創作上我們一直會去區分幾種東西,但對我們來說,在實作上這些都是material。我大致會分為「物質」與「非物質性物質」兩種,物質性的包括石頭、木材、不繡鋼等,非物質性的物質包括光、聲音、味道、影像這些感官類的東西,這些都可以算是一種「建材」。
這些東西,對我來說都一樣,都是可以被運用的材料,這又是齊物論的概念(大笑)。但我很清楚,這些東西外人是怎麼看的。甚至燒過的報紙、被剝掉的彈簧床墊都可以當成我們的material。我常跟同事談這個概念,任何東西都是可以被應用的,你希望這邊有一道光,就試試看啊,你希望這光呈現線性的感覺,就好好想想怎麼把線性的感覺呈現出來,我們常說分區配置,就好像插秧一樣,咚、咚、咚的把東西放上去,那當然沒有戲劇性,可以先想想期望的感覺,如果要有一條很有速度感的光跑過去,呈現出點構成的形象,可以先去想想那樣的感覺。
另外,我很重視對比的感覺。因為我們常在做商業空間,畢竟脫離不了娛樂性的考量,所以感官很重要,尤其是不同主題或類型的餐廳,如何透過強烈材質的對比,營造出不同的感覺。比如說,乾淨俐落的材料結合粗曠的材料,就能呈現出質感的對比,會讓人有很直接的感受。
問題是,這些特殊處理的材料,如果沒有經過另一種材料的加入與渲染,等於白做,是呈現不出來的。比如說人工光與自然光的搭配,就會視空間的使用需求,這不是光的種類的問題,看的是空間在一天當中的行程,比如說DOZO主要是晚上的經營,那重點就是晚上人工光的部份,它白天也會經營,就要和業主討論,白天經營的型態是什麼?重不重要?自然光的比重如何考量?DOZO白天會辦一些活動,但主要還是考量到舞台與燈光效果,自然光並不是很重要,所以在設計上我就會去切割。

詹:現在台北普遍來說,都希望藉由商業空間的展現,去保持它對消費者感官的吸引力。你怎麼樣在生活上、工作上,去保持自己這些對感官的感受?
甘:其實這些問題我沒有想太多,我一直以為這些是本能的敏感度,但漸漸我發現這些是可以被培養的。我的方式是,假如今天要做一個戶外的lounge,有個游游池,旁邊讓人或坐或躺,喝點飲料,通常就會選用木頭來作。我舉這例子,主要是想說很多時候在材質的創新上,是來自不甘心,想要做更多不同的可能,所以讓我去注意很多材質運用的可能。這樣的例子,通常都會用南方松做主要材質,但我通常會想還有哪些變化,所以我會一直想找其他材質的刺激,會玩很多遊戲。如果南方松覺得實在太老套了,那就用染色嗎?可是染色會掉色。換別的木頭嗎?但造價太貴。不小心看到南方松一塊燒焦的地方,可以把木頭硬跟軟的肌里顯現出來,像是薰染過,所以試試看用各種火烤程度,哪一種最合適,火與南方松之間的結合,找到肌里呈現最好看的程度。
這根本就是自找麻煩(大笑)。結果看到這樣的呈現還不錯,也很創新好玩,就跟工人講怎麼用火烤、火侯如何?後來工人也玩的很開心,嚴然變成藝術家,比他去刷透明漆好玩多了,所有人覺得趣味性提高了。當然,除了南方松之外,能不能用其他木頭來烤,呈現出的紋理又會是怎麼樣?就一直不斷這樣去試。會有這些好奇心,靠著旅行和多觀察,會有很大的幫助。
另外,我可以再舉一個例子。同樣是戶外木頭的使用,因為預算就是有限,不能用太爛容易壞掉的木頭,在那個案子考量中,柚木太貴,還是得要用南方松,那就很痛苦,就只有一種顏色,又到處都有。後來,有一天我們在找各種木頭時,剛好有一堆南方松、杉木、鐵木的sample堆在一起,我就想既然又要省錢、又要有不同的感覺,就像這個樣子。所以我們就把各種廢木拿來拼在一起,像是集成材呈現的花紋,來做為戶外的材質,而不是整片的南方松,結果這樣反而更省,直接去每個工地檢剩下來的,但在材質的表情上,卻更為豐富。
這是我們最近正在做的案子,之前都沒嘗試過。這是Room 18在一棟大樓頂樓要做的案子,叫做Sky 18,在Neo 19頂樓,我們現在還在進行,會不會成功還不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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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Agentic AI、碎片化與地緣政治正重塑數位世界,我們該如何重構下一代網路的「數位信任」?
當 Agentic AI、碎片化與地緣政治正重塑數位世界,我們該如何重構下一代網路的「數位信任」?

面對人工智慧(AI)應用的爆發與地緣政治風險的升高,數位環境正迎來「信任」與「韌性」的雙重嚴峻考驗。為了回應這些挑戰,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舉辦首屆「 Internet Week 2026(網路週)」,大會串聯數位發展部(moda)、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亞太網路資訊中心(APNIC)、網際網路名稱與號碼分配機構(ICANN)、臺灣網路治理論壇(TWIGF)及台灣網路維運社群(TWNOG)等國內外指標社群與國際組織,整合多個重要論壇並展開 4 天共 66 場主題議程。

Internet Week 2026 希望透過公、私部門、國際組織與技術社群的跨界溝通,讓政府、私人企業、國際組織、技術社群與公民團體力量在同一個平台上對話。大會不僅期盼建立一個開放、中立且多元的對話空間,更致力於帶動信任的溝通,藉此強化台灣在國際網路治理舞台的實質影響力與能見度,共築具備數位韌性與信任的未來。

身分識別不等於信任,碎片化才是真正危機

「身分識別(Identity)並不等於信任(Trust)。」Edgemoor 研究中心執行長 Steve Crocker 在會後專訪中,拋出這句耐人尋味的觀察。

身為 ARPANET 時代的重要參與者,他見證網際網路從學術研究網路,逐漸演變為全球最重要的數位基礎設施。然而,在地緣政治與各國法規分歧的今天,他認為網際網路正面臨前所未有的碎片化挑戰。「在價值觀、法規與司法管轄權都不同的情況下,我們如何依然維持全球的互通與信任?」Crocker 點出了他的觀察。他指出,未來的數位治理不可能再依賴單一規則或中央權威,而是必須建立在全球共用框架與在地化決策並存的架構上。

技術機制能全球互通,但各國仍應保有政策調整的空間。這樣的治理思維,也體現在 Crocker 近年推動的「 Project Jake 」計畫。隨著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DPR)等隱私法規上路,過去廣泛用於網路犯罪調查的 Whois 網域註冊資料系統,已陷入隱私與公共利益的兩難。Project Jake 則嘗試建立新的跨境資料存取機制,而 TWNIC 更是全球首個主動參與試點的機構。值得注意的是,面對近年區塊鏈與替代性網域名稱系統(Alternative DNS)興起的聲浪,Crocker 直言這往往是為不存在的問題,提供昂貴的解方。

他強調,網際網路真正的韌性來自長年建立的「分散式協作」與「相互依存」。「網際網路從來不是中央控制系統,而是一個 network of networks。」在他看來,與其重新建立彼此割裂的替代架構,不如持續深化跨國透明協作與多方治理,才是維持全球網路信任最務實的方式。

Steve Crocker 總裁暨執行長
Edgemoor 研究中心執行長 Steve Crocker
圖/ 數位時代

借鏡歐洲《數位服務法》,用「個人問責」重新定義公共利益

如果 Steve Crocker 談的是「基礎設施的信任」,那麼 Jeremy Godfrey 所關注的,則是平台與 AI 對公共利益的衝擊。Godfrey 直言,當前數位平台最大的問題,並不只是單一內容真假,而是整個商業模式正持續放大社會風險。「數位市場並不一定會自然產生對社會最有利的結果。」

長期管理 Meta、X、TikTok 等跨國平台歐洲監管事務的他指出,當平台以廣告收益與流量作為核心目標時,演算法往往會傾向放大更具爭議性與成癮性的內容,進一步衝擊民主討論、兒少保護與社會信任。Godfrey 強調,當數位治理開始涉及言論自由、人類尊嚴與選舉公平等基本人權時,社會不能再將權利平衡的責任,完全交由商業平台自行決定。這也是歐洲近年積極推動《數位服務法》(Digital Services Act,DSA)的原因。除要求大型平台管控系統性風險外,愛爾蘭也進一步要求平台落實年齡驗證、限制向未成年人推播有害內容,並強化企業內部的「個人問責制」。

不過,在 Godfrey 看來,未來治理不該只是被動「減少傷害」,而是重新思考整體數位生態系。「我們不該在創新與安全之間二選一,而是同時追求兩者。」他認為,當 AI 與平台逐漸成為社會基礎設施的一部分,治理的核心已不再只是技術,而是如何讓「信任、安全、權利保障與經濟價值」彼此共存,重新建立數位社會的公共利益與信任基礎。

不用 AI 不代表更安全,溫水煮青蛙的轉型危機

而當 AI 與平台逐漸成為社會基礎設施的一部分,治理核心將更專注在技術快速演進下,如何重新建立企業、政府與社會的信任能力。「AI 已經從回答問題,進入執行任務(Action)。」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創新經濟顧問簡立峰指出,當前 AI 已具備規劃與執行能力,正逐步接手知識型工作的核心流程。

這波由代理型 AI(Agentic AI)帶動的變革,首當其衝的正是白領階級;企業接下來面對的不僅是「流程再造」,更是深度的「職能再造」。然而簡立峰也警告,台灣正面臨一場「溫水煮青蛙」的轉型危機。由於國內高端服務業多屬內需市場,企業導入 AI 往往只停留在讓工作變快,卻未真正翻轉核心競爭力做到更聰明。在全球市場,企業已開始不再大量招募初階知識工作者,而是亟需能與 AI 協作、重新定義問題的人才。

「不用 AI 並不能代表更安全。」面對外界對 AI 資安與風險的焦慮,簡立峰提出極具衝擊性的觀點。他以開車為例,車子不開出門固然不會出車禍,但也等於永遠失去移動的能力。真正的數位治理並非全面防堵,而是在實際使用中建立防護。他呼籲,政府必須比以往更積極地導入 AI,「如果政府自己不用 AI,就沒有能力治理 AI,只有 AI 才能監管 AI。」他以「矛與盾」來比喻,強調面對新型態的數位犯罪,必須建立如「AI 警察」般的防禦機制;唯有善用 AI 作為測試與除錯的工具,才能精準揪出系統漏洞,也就是「以 AI 來監管 AI」。

而在治理與技術外,最後的防線仍回歸到「人」。簡立峰強調,未來的教育必須從單向的教導轉為引導,全面培養全民的「AI 識讀能力(AI literacy)」,讓人們在真假難辨的環境中,具備獨立思辨與理解風險的能力。唯有如此,才能在 AI 深度滲透的社會中,建立穩固的信任機制。

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創新經濟顧問簡立峰
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創新經濟顧問簡立峰
圖/ 數位時代

多元共融與韌性實踐,為建立信任數位社會的基石

「現在最大的問題,已經不是網路快不快,而是人們還敢不敢相信這個網路。」TWNIC 董事暨執行長余若凡說到,AI 時代的數位信任不只是技術問題,更是場需全社會參與的治理工程。為此,TWNIC 正從純粹的技術社群,轉型為「信任環境驅動者」,致力打造讓人願意信任與參與的數位生態系。

余若凡指出,建立數位信任必須從三個層次著手。首先是「技術面」的基礎設施韌性,如落實 DNS 濫用防治與域名安全;其次是「治理面」的規範設計,探討 AI 與內容監理的平衡;最後,也是最關鍵的「社會協作」。她強調:只有當大家願意對話,信任才有可能被建立。

推動信任對話的同時,多元共融更是韌性實踐的關鍵。談及大會的「Taiwan Tech Women」論壇,余若凡坦言儘管台灣性別平權具指標性,科技業決策圈的女性比例依然偏低。但 AI 時代的不確定性,反而成為女性突破框架的契機。結合與談專家觀點,未來面對複雜的地緣政治與科技風險,企業亟需兼顧社會、科技與公共利益的「生態系領導力(Ecosystem Leadership)」。而女性特有的同理心與跨域溝通耐心,將成為這種多方協調的關鍵需求能力。

「最大的成功,是未來我們不再需要舉辦 Taiwan Tech Woman 這樣的論壇。」余若凡更期許。當性別不再是評價標準,多元聲音成為數位治理的日常,才是真正穩固的信任底座。

TWNIC董事暨執行長余若凡
TWNIC董事暨執行長余若凡
圖/ 數位時代

綜觀 Internet Week 2026 中各界專家的深刻洞見,網路的未來早已演變為一場涵蓋法規監理、人權保障、經濟創新與社會共融的環境。面對全球網路的破碎化危機與AI帶來的雙面刃效應,單憑政府或單一企業已無法獨力應對。「公私協力」與「開放對話」將是迎向未知挑戰的解方。藉由這些跨界對話與激盪,台灣向國際展現了落實「多方利害關係人治理模式」的決心與實質能量。期許在產官學研及公民社會的共同努力下,能持續深化國際網路治理的影響力,在下個網路世代中穩健前行,共築兼具數位韌性與信任的美好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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