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當·斯密（Adam Smith）的自由市場思想具有鮮明的民族主義和帝國主義色彩。當他談及自由市場時，他談的其實是英國及其殖民地。他相信英國是因為君主立憲制與《權利法案》才能獲得這些成功，這對於採用不同社會制度與政治體制的各個歐陸國家而言，是不可能實現的。
以「財富來自農業」的老生常談為開頭，斯密在《國富論》中發展出了屬於他自己的重農經濟學。斯密同意魁奈的觀點，認為農業勞動是一切財富的泉源，而多餘的農產品是工業能製造出財富的基礎。工業本身不會生產財富，其作用只是廣泛發揮多餘農產品的價值。對斯密來說，魁奈的《經濟表》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偉大發現」，原因在於《經濟表》展現出農產品是如何餵養商業，帶來經濟成長與「富饒」。斯密和休謨一樣，認為農業不應該被課稅，如此一來才能保護農業生產力。他也不認同對工業的投資。在一個健康自然的體系中，即使是非農業的商業與工業利潤，都應該要直接回歸到農業上，因為「 任何同等的資本帶來的生產勞動量，都比不過農民所帶來的 」。斯密研究了經濟流動以及經濟要如何實現傳說中的均衡，但他不瞭解的是，創造指數成長財富的唯一途徑不是把資本投資在農業，而是投資在科技與工業。
商人只是借助「看不見的手」成功，他倡議農業才能提高社會財富
斯密深切懷疑工業與私營企業是社會的潛在敵人，指責公司和貿易行會不僅導致壟斷，更導致工人待遇不佳。《國富論》花了可觀的篇幅警告「大公司」和「雇主」會如何侵蝕「工人」的薪資、誠信和勞動力，而「工人」如果直接和「顧客」交易則生產力會更高。斯密認為企業是寄生於社會的中間人，拉低薪資的罪魁禍首。他說，促進工業發展的不是發明家、公司和投資人，而是各個勞工本身。他認為如果勞工能擺脫公司，就會導致薪水整體上漲和社會進步。
斯密引用魁奈的話，堅稱商人和製造商在經濟上是「不結果實的」，他主張：「工匠和製造商付出的勞力，永遠都不會使土地原始產品的整體年產量之價值出現任何增加。」商業階級的成員只有把資本重新投資於農業，才能夠「提高社會的收入與財富」。對斯密來說，唯有讓農業領域更加富有，才能使商業擴張、工業成長，甚至能使「勤勞的窮人」及其家人的薪水足以供應「有益健康」的飲食、合用的衣物和舒適的居所。基於這些理由，斯密提出，如果社會能賦予農業生產自由，任由地主主導社會，那麼此一制度將會創造出一個充滿仁慈美德的社會，這個社會中有一隻「看不見的手」，把商業帶入農業的道德柵欄之內。
斯密在他的著作中三度使用「看不見的手」這個比喻：一次在《道德情感論》中、一次在《天文學歷史》中，一次在《國富論》中。他每次使用此比喻的方法都相當模稜兩可，甚至帶有批判意味，這使得歷史學家艾瑪．羅斯柴爾德（Emma Rothschild）假定他是「諷刺性」地使用這個隱喻。
斯密不喜歡「系統能像移動棋子一樣移動人類」這樣的情況。相對的，他認為人類會在社會中自行移動，而道德可以幫助他們採取對集體有益的舉措。然而斯密也認為，若放任商人自行其是的話，他們並不會做出符合道德良知的經濟決定。他認定商人很自私，就算有某個商人做了一件好事，那也是因為「 有一隻看不見的手推動了這個事件，而非出自商人的意圖 」。這隻「看不見的手」就是社會，它會拉著商人遠離本能的貪婪，而引導這隻手的是我們完全看得見的地主統治菁英，他們藉由精心打造的稅收制度來支持重農抑工，讓大自然獲得自由並為國家創造財富。唯有與農耕密切相關的農民和勞動者不需要社會道德來推他一把；在農業生產中，他們已經依據勞動分工在工作了，這種勞動分工並非來自智識，而是來自一種斯密認為是與生俱來的事物：對效益主義交換行為的「人性傾向」。 社會中的領導者必須透過政治支持農業領域，從而創造出經濟平衡。 斯密表示，透過這種方式，他們得以效法西塞羅式的羅馬美德。
社會領袖必須確保商人無法控制政治。如果商人控制了政治，他們將會建立壟斷，並破壞市場。斯密認為柯爾貝犯的錯誤是給予商人和企業家太多權力。斯密錯認為是商人的影響力導致柯爾貝通過了太多政府法規，更過分的是，柯爾貝甚至因此高估了「城鎮工業」又低估了農業。斯密是第一個使用「重商制度」（mercantile system）一詞的人，他在此指的是由商人管理並且為商人牟取利益的政府。斯密堅持認為，商人階級的壟斷傾向對市場的道德與自由構成了最大的危險，因此國家必須進行反制。 政府角色該做的就是解放大自然，和阻止商人具有破壞性與壟斷傾向的行為，讓道德的市場把商人拉回到農場這個財富之源。
然而，就算在斯密提出了這麼多批判之後，他的觀點還是與柯爾貝有諸多共通之處，他讚揚柯爾貝的「傑出能力」和「誠實正直」。斯密的學說並不反對如今和柯爾貝以及重商主義連結在一起的經濟民族主義，而他在《國富論》中某些章節裡的論述簡直就像是柯爾貝說的，在他描述如何建立帝國貿易區時尤其如此。斯密解釋， 看不見的手的部分任務是引導商人去支持「本國」而非「國外工業」，進而產生「最大價值」。 他大加稱讚1651年通過的保護主義性質《航海法》，認為此法規「或許是英格蘭所有商業法規中最明智的一項」，因為《航海法》的目的是防止外國商人損害英國貿易，並推動國內與帝國市場的擴張。
支持殖民與奴隸制，卻忽略重農主義、工業革命
按照現代的標準來看，斯密所讚揚的英國社會並不是什麼自由主義的天堂。十八世紀的貴族對生活在他們土地上的人們仍保有強制性的封建權力。他們控制了法官、警察、民兵、領地中的所有公共生活與大多數私人生活。而國家也並不友善：這是個「強徵隊」（press gang）四處橫行的時代，軍隊從路上抓走貧窮的男孩與男人，未經同意就徵召他們進入海軍生涯。1723年，英國制定了《血腥法典》（Bloody Code），列舉了兩百種可予以判處死刑的罪行，包括偷羊、偷兔子與未經許可砍樹。絞刑官的繩索逼近人們眼前，罪犯常常被烙上鐵印。斯密並不是盧梭。他不打算改變英國。但他確實希望增加國家財富能帶來適度的社會進步。他所謂的進步指的是工人能達到合宜的生活水準，讓他們一家人都有足夠的食物、像樣的居所、溫暖的衣物。
英國社會的看不見的手，得負責將英國的文明力量帶到殖民地，這意謂著要教育殖民地的人口，他們因為距離大都市很遙遠，需要花時間才能發展為成熟的商業社會。斯密以美洲為例，說明商人之所以不適合執政，是因為他們在決策過程中只會考慮自身利益。斯密並沒有提到是約翰．洛克自己創造出馬里蘭州的菸草壟斷的，只是抱怨商人「出於怪異的荒謬想法」，認為「君主的特質」只不過是貿易與商人利益的「附屬品」，一心只想要排除競爭對手。對於先進商業社會尚未完全形成的地方，一個洛克的菁英式開明政府，必須先透過文明的影響力介入，將自然之手引導向適當的位置。斯密寫作的時候正值美國獨立戰爭（American War of Independence，1775年至1783年），雖然他反對美國殖民地脫離大英帝國，但若這件事真的發生了，他希望兩國能結成自由貿易聯盟。但新生的美利堅合眾國做的決定卻正好相反，美國在1783年對所有外國商品徵收關稅，以保護正在發展中的脆弱經濟。
斯密相信社會進步的階段性，也相信英國的洛克式農業契約社會，所以他熱切地支持殖民征服與奴隸制。因大英帝國將會把農業社會帶到「獵人與漁民的野蠻國度」，讓這些獵人與漁民可以創造出盈餘，朝著商業社會的文明化「便利」而進步。此外，斯密也相信更好的法律有可能改善奴隸制度。斯密顯然對法國殖民地普遍實施的刑求、強暴和肢解等行為毫不知情，他不知為何認為法國奴隸制度是一種「溫和的手段」，使受奴役者更加忠誠、更有生產力，還能增進他們的「智識」，使他們把自己的利益與主人的利益連結在一起，並逐漸進步成為「自由的僕人」。斯密看待自由的觀點如同他看待經濟：兩者都是進步的連續體中的一部分。雖然看不見的手也為奴隸而運作，但先決條件是這些奴隸必須演化到斯密所認定的更高道德程度與社會層次。
斯密認為奴隸制度沒有根本性問題，忽略了重農主義者其實反對限制人類，他也同樣忽視了第一次工業革命的經濟潛力，而當時那場革命就在他眼前改變了整個世界。他認識工業蒸氣引擎的發明者詹姆士．瓦特（James Watt），還幫助他在格拉斯哥大學找到一個可以當作實驗室的地點。然而，沒有任何證據顯示斯密瞭解工業化紡織與工廠的真正經濟意義，他甚至可能根本不瞭解瓦特的蒸氣引擎具有何種革命性的力量。
本文授權轉載自《自由與干預》，Jacob Soll著，時報出版
責任編輯：蘇柔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