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了《創造性破壞的力量》（The Power of Creative Destruction）共同作者——阿吉翁（Philippe Aghion）。此項殊榮不僅肯定他在「創新、經濟成長與創造性破壞動態」上的開創性貢獻，也提醒我們：創新從不只是技術的進步，更是一場制度與社會價值的重構。
現任教於歐洲工商管理學院（INSEAD）、法國學院（Collège de France）及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SE）的阿吉翁，此次與布朗大學教授豪伊特（Peter Howitt）及西北大學經濟史學者莫克爾（Joel Mokyr）共同獲獎。3人從科技創新、制度演化與歷史連續性等不同面向，揭示了經濟長期成長的核心動力。
阿吉翁與豪伊特延續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創造性破壞」的思想，並使之現代化。他們指出，經濟成長並非線性的累積，而是由不斷創新與取代所構成的動態循環——新技術取代舊技術，新企業挑戰舊勢力，新觀念顛覆傳統思維。儘管這些過程充滿不確定與摩擦，卻正是經濟體得以不斷更新與維持活力的關鍵。
阿吉翁的特別之處在於，他建立了「創造性破壞」的理論基礎，更關注其在政策與制度層面的意涵。他強調，創新並非自動產生正面效果的力量；它需要教育、競爭、市場開放與公平制度的支持。否則，創新只會鞏固階級差距，加劇市場壟斷。
在《創造性破壞的力量》中，阿吉翁提出一個宏觀卻具體的問題：如何讓創新成為推動全民福祉的引擎？ 他的答案是：制度。
唯有透過教育培養創新人才、以競爭維持市場動能、藉由政府政策保障公平機會，創新的果實才能擴散至整體社會，而非只集中在少數人手中。換言之，創造性破壞不應是弱肉強食的市場淘汰，而是一種以制度為支撐的社會再生機制。阿吉翁提醒我們，唯有透過公共投資、社會保障與知識開放，創新才能成為維繫社會契約的正向力量。
阿吉翁的理論之所以具啟發性，在於他將「破壞」重新定義為「更新」。創造性破壞的真正力量，是社會在面對變動時，能否進行自我重組，重新定義未來。 因此《創造性破壞的力量》不僅是一部理論作品，更是一場對文明的反思。它呼籲我們，在氣候危機、科技加速與人口轉型的時代，應以制度創新與道德思考為導向，讓經濟發展不只是「更快」，而是「更好」。正如阿吉翁所言：「創新必須服務於人，而非主宰人。」
警惕保護主義，包容性成長才有韌性
從創造性破壞的觀點來看台灣，挑戰不在於能否創新，而是能否「制度性更新」。當產業結構、教育體系與政策設計無法因應時代轉變，「破壞」不再是威脅，而是通往再生的起點。這需要政府具備長遠政策視野、企業願意承擔風險，以及社會對變革的信任。
阿吉翁提醒我們，真正的競爭力，不只是來自技術本身，更來自一個能讓新想法萌芽、實驗並茁壯的制度環境。要在AI與綠能轉型的浪潮中保持韌性，台灣應將創新視為一種公共投資與社會契約，透過教育改革、創業扶植與數位治理，打造更多元且具包容力的創新生態。 最重要的是，台灣的轉型不應只追求「更快的成長」，更應追求「更公平的更新」——讓創新不只是少數菁英的成功故事，而是全民共享的制度性福祉。這正是《創造性破壞的力量》對台灣的啟發：唯有直面破壞，才能真正創造。
在當前局勢下，阿吉翁的理論具有強烈警示意義。面對川普2.0、保護主義升溫、民粹政治蔓延與全球經濟分裂的風險，《創造性破壞的力量》提供了一種深層思考框架：當創新成果無法被公平分享，「破壞」將失去其創造性，只剩破壞性。
阿吉翁一再強調，當創新紅利被少數菁英壟斷，忽略包容性成長，社會中被邊緣化的群體終將以政治反撲回應。這正是許多民主體制近十年來面對的危機縮影：全球化與自動化導致階級分化，中產階級失去安全感，自由市場與開放社會的信任基礎開始崩解。這種結構性失衡，使得「反全球化」、「反菁英」、「反制度」的情緒找到政治出口，徹底重塑了當今的國際政治局勢。
阿吉翁指出，市場效率若缺乏社會正當性，最終也將喪失其可持續性。因此創新政策與經濟治理的核心，應回到「信任」與「公平」的重建——讓人民重新相信制度仍有能力創造機會、讓成長成果更廣泛地惠及大眾，才是民主韌性的根本。
在新冷戰格局、AI競賽與能源轉型交錯的背景下，阿吉翁的思想也為我們指出一條道路：以制度創新對抗民粹，以包容成長重建信任，以長期視野超越短線政治。他提醒我們：真正的危機不是技術的突變，而是社會無法跟上創新的速度。
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更像一種視野的宣示。它提醒我們，經濟學不只是預測模型或統計數據，而是一門關於人類如何想像與實現未來的學問。獲獎者的研究讓我們重新思考經濟學的初衷：理解創新背後的制度條件，並設計出一個讓「變動」成為希望的社會。
責任編輯：謝宗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