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成長來自兩個來源。第一個來源是投入：
（1）勞動力，對應經濟體中的勞動者
（2）資本，對應這些勞動者可以使用的設備和設施—這些可以藉由投資來增加。
第二個來源是生產力，或是由既定投入所產生的產出單位—如果一單位投入可以產生更多產出單位，生產力就提高了，經濟就可以在不增加更多投入的情況下成長。
對發達經濟體而言，後者（生產力）是成長的主要來源。然而，中國長期以來嚴重依賴前者：其經濟成長主要藉由增加投入—首先是增加勞動力投入，然後是進行大規模資本投資（參見圖3.1）。
在中國經濟崛起的初期階段，其成長主要依賴勞動力投入的增加。中國將數億農村勞動力轉移至城市工廠。1980年，中國都市化率僅有19%；至2010年，該比例已攀升至50%。為提升勞動力素質，2006至2016年間中國教育支出年均成長率達12%。
然近年來，中國經濟成長更依賴資本投入的擴張—特別是對基礎建設與房地產的大規模投資。除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短暫下滑外，中國投資占GDP比重已連續近二十年維持在40%以上的高水位，此比例遠超全球絕大多數經濟體。2021年，中國投資占比達43%，相較美國僅21%、全球平均26.1%而言明顯偏高。後續分析將證實，由於大量投資屬虛增或低效投資，中國官方公布的GDP數據存在顯著高估現象。
肯尼斯•羅格夫（Kenneth Rogoff）與楊元辰（音譯，Yuanchen Yang）於2024年針對中國房地產市場的研究顯示，該產業占中國GDP比重超過30%，如下圖3.2所示，此比例明顯高於國際常態。中國經濟專家麥克•佩提斯（Michael Pettis）指出，房地產與基礎建設合計占中國投資總額的60%，這意味著這兩大產業至少構成中國GDP的25%。
我們對中國各產業利潤貢獻度的分析呈現相似結論。如圖3.3所示，中國銀行業創造了全國45%的利潤，而該產業的營運高度依賴房地產與基礎建設—中國銀行貸款中有40%流向房地產領域。其次為占總利潤11%的建築業，其成長同樣源自中國基建與房地產熱潮。與這些產業密切相關的保險業，則貢獻了5.5%的全國利潤。
在中國，符合「傳統」經濟活動的產業（更不用說高科技產業）規模都很小。我們也可以比較實體資本和基礎建設對中國經濟成長的其他貢獻來源，這項比較顯示中國的成長主要是由實體資本投資所主導。中國經濟的主要分析師葛藝豪（Arthur Kroeber）發現，過去四十年來，實體資本投資日益成為中國經濟成長的主要驅動力，在2008至2017年間貢獻中國超過75%的經濟成長。
葛藝豪的分析顯示，勞動力對經濟成長的貢獻已明顯式微：如表3.1所示，2008-2017年間，勞動力對中國國內生產毛額成長的貢獻僅0.1個百分點，遠低於1978-1997年間約3%的水準。考慮到中國勞動力成本上升與人口成長停滯，這樣的衰退並不令人意外。中國決策者對此現象有深刻認識：2021年，習近平強調：「勞動力成本逐步上升……舊的生產函數組合方式已經難以持續。」
北京當局長期希望透過提升單位投入產出（即生產力）來推動經濟成，但中國經濟的生產力成長始終有限。正如葛藝豪所示，過去四十年來，生產力對中國國內生產毛額成長的貢獻實際上逐期下降，2008-2017年間僅1.3%，遠低於1970年代以來各時期超過3%的水準。這與我們在圖3.3中的分析一致，該圖顯示可能提升中國生產力的高科技企業，在中國企業活動中所占比重極小。
中國的總要素生產率（TFP）—衡量經濟體生產力的關鍵指標—已明顯停滯，如圖3.4所示。過去三十年來，中國的總要素生產率成長顯著下滑，目前僅略高於1%，對中國這樣的中等收入國家而言明顯處於低水準。
由於勞動力與生產力對成長的貢獻疲弱，中國長期以來異常依賴高額投資來拉動成長。正如麥克•佩提斯所強調：「即使在投資比重最高的經濟體中，投資占國內生產毛額比重也很少超過32-34%（短期則屬例外）。但中國卻是極端特例，去年投資占其國內生產毛額約43%，過去三十年平均更遠超過40%。」
布魯金斯研究院出版社（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發布的中國國內生產毛額資料分析報告所指出：「地方統計機構誇大了投資支出。」原因何在？「投資資料更容易被操縱（投資金額是針對特定項目的，與投資企業的財務報表脫鉤）」，這意味著「投資支出的造假比（中國）國內生產毛額的偏差更為嚴重」。
然而，即便不偽造投資，無法產生效益的投資也會誇大成長。確實，中國在3年內（2011-2013年）使用的水泥量超過美國整個20世紀的用量。但如果這些水泥與汗水都傾注在空置的公寓大樓和無處可去的橋梁上，就意味著中國的經濟成長有很大一部分是虛的，刺激的是財政上無法持續的短期經濟活動。
另一個不良投資的明顯指標，是中國快速攀升的債務水準。如果中國在房地產和基礎建設項目中累積的債務能產生回報，其經濟成長應與債務規模成正比，債務占GDP比率也將保持穩定。然而中國的債務占GDP比重正快速上升—過去十年間民間債務水準成長超過100個百分點—這顯示多數投資並未產生應有的回報。
對於包括美國在內的多數已開發國家而言，不良投資無法持續成長會迅速反映在GDP統計中：若投資無法回收，通常會作為收入減項進行沖銷，從而降低GDP。但中國處理不良投資的方式截然不同。
正如羅根．萊特所分析，中國投資占國內生產毛額比重長期居高不下的關鍵原因，在於銀行持續向不良投資企業提供貸款以避免其違約。萊特特別指出：「中國領導層每年都要求銀行向國有企業和地方政府放貸，以支撐投資成長和整體經濟。」他強調，中國始終未停止向低效領域輸血，「根本原因是當局對違約、破產和失業可能引發的政治後果心存畏懼」。
總而言之，中國的國內生產毛額存在高估現象。這部分源自中國政府的刻意操縱，但更關鍵的因素在於中國獨特的成長模式本身就會導致GDP膨脹：北京當局數十年來持續投入大量無法回本且未被沖銷的基礎建設與房地產投資。正因如此，中國的國內生產毛額本質上無法與西方經濟體相提並論—後者不僅對投資的依賴程度遠低於中國，處理不良投資的會計方式也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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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授權轉載自《商業爭霸：美國能夠動用全球經濟指揮權封鎖中國？》，Ben A. Vagle , Stephen G. Brooks著，今周刊出版
責任編輯：蘇柔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