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絕被28歲管,Meta前AI首席科學家後來去了哪?成立新創募得10億美元,一舉登上獨角獸!
拒絕被28歲管,Meta前AI首席科學家後來去了哪?成立新創募得10億美元,一舉登上獨角獸!

「過去5年,全世界都對LLM(大型語言模型)走火入魔。現在我們手裡有了一把鐵鎚,看什麼問題都像釘子。」Advanced Machine Intelligence(簡稱AMI Labs)共同創辦暨執行長Alex LeBrun在《Forbes》的採訪時說。

用最簡化的方式來說,AMI Labs要解決當前LLM的幻覺問題,而這家公司的另一個共同創辦人或許更為人所知:2018年獲得圖靈獎、被人稱為「AI教父」的楊立昆(Yann LeCun,現為AMI Labs執行董事長),同時是Meta的前首席AI科學家。

2025年11月,隨著Meta以140億美元收購Scale AI的49%股權後,也轉移了AI研發的重心,認為遭受冷落的楊立昆選擇離開並成立了AMI Labs。 4個月後的3月10日,AMI Labs宣佈完成高達10.3億美元(約新台幣330億元)的種子輪融資,創下歐洲史上規模最大的種子輪紀錄。 這家才剛成立幾個月、尚未推出任何商業產品的新創,直接以35億美元的估值空降獨角獸俱樂部。

延伸閱讀:65歲被28歲管,Meta首席AI科學家不幹了!一場人事動盪,揭社群巨頭技術路線大分歧

AI教父出走Meta創業,黃仁勳、貝佐斯都挺他!

AMI Labs的投資人名單包含Cathay Innovation、Greycroft、HV Capital與亞馬遜創辦人貝佐斯的家族辦公室領投,跟投者則有輝達、三星電子、豐田創投(Toyota Ventures)、新加坡淡馬錫(Temasek)、Sea Ltd(蝦皮母公司),以及Google前執行長Eric Schmidt與知名富豪Mark Cuban等人,是相當豪華的投資陣容。

能吸引眾多名人巨頭支持,楊立昆在AI界的名聲與貢獻是主因之一。

楊立昆在2013年一手為Facebook建立起AI研究組織,並在隨後的十多年裡擔任Meta的首席AI科學家,將Meta位在巴黎的AI研究實驗室(FAIR)打造成美國以外最大的AI研究中心。

然而,根據《華爾街日報》與《The French Tech Journal》的報導,在2025年11月,這位歷史級學者卻毅然決然離開了他效力逾12年的Meta。除了人員異動外,楊立昆也無法認同Meta目前的AI發展路線,他不僅不相信大型語言模型(LLM)能引領人類走向所謂的「超級智慧」(Superintelligence),更曾諷刺:「 現今的LLM連一隻家貓的推理能力都不如 。」

Scale AI
Meta以140億美元收購Scale AI的49%股權後,也轉移了AI研發的重心。
圖/ Scale AI

正是因為認為LLM「看似聰明、實則盲目」,楊立昆才決定邀請之前一起在Meta共事的Alex LeBrun,共同成立AMI Labs。

AMI Labs的願景是什麼?

AMI Labs認為,現在的LLM(如ChatGPT)本質上是透過龐大的訓練數據,來預測下一個「Token」(詞元)出現的機率。Alex LeBrun在LinkedIn的發文中指出,這些生成式架構只是在「模仿」智慧,它們在資訊檢索、摘要或寫程式等低維度的離散任務中表現優異,但真實世界根本不是由Token組成的;真實世界是連續的、高維度的、充滿噪音且極度混亂的。

差異是什麼呢?

楊立昆在受訪時借用了人類大腦的構造作為比喻。他提到,人類腦中有一塊很小的區域專門負責理解與生成語言,這就像是我們腦中的LLM;但真正讓我們具備推理、規劃並理解世界運作規律的,是整個前額葉皮質,這也就是「世界模型」所在的地方。LLM只具備生成文本的功能,卻沒有真正「思考」的能力,而AMI Labs要打造的,正是AI的前額葉。

楊立昆更用數據指出人腦和LLM的運作差異。如果要窮盡網路上所有公開的文本資料(大約30兆個詞彙、10的14次方位元組),一個人類需要花上50萬年才讀得完,這就是LLM的訓練基礎。但相比之下,一個4歲的小孩,在短短16,000小時的清醒時間內,透過雙眼接收到的視覺數據量,就已經達到了10的14次方位元組。

「8個月大的嬰兒已經具備很好的世界模型,如果你把一顆球丟到空中,球卻違反重力停在半空中,嬰兒會感到驚訝,因為這不可能發生,」Alex LeBrun解釋,大腦是透過觀察來建立對物理世界的理解,這與語言無關。這正是AMI Labs的解方:透過視覺與感測器等真實世界的數據來訓練AI,使其具備「持久記憶」,能夠理解因果關係,甚至在採取行動前,先在腦海中模擬多種可能的情境與後果,確保行動的安全與可靠性。

換句話說,AMI Labs的核心願景是,打造能真正理解真實物理世界、具備邏輯推理與行動規劃能力的「世界模型」。

10億美元資金到位!AMI Labs首先關注AI醫療領域

這項工程需要的資源相當多,首先就是聰明的大腦們進行研發。

AMI Labs的做法是:直接從Meta的FAIR挖人。除了楊立昆和Alex LeBrun以外,前Meta歐洲區副總裁、曾任法國前總統薩科吉幕僚長的Laurent Solly出任營運長(COO)。技術核心則由前Meta與Google DeepMind科學家Saining Xie(首席科學長)、香港科技大學講座教授Pascale Fung(首席研究與創新長),以及前FAIR研究總監Michael Rabbat(世界模型副總裁)領軍。

這群團隊的首要目標是完成基礎研究與擴編,所以需要的第二個資源,就是錢。

這筆10億美元募資適時補上資金缺口,而且根據《Forbes》報導,AMI Labs已經宣佈了其首個獨家戰略合作夥伴——正是由執行長Alex LeBrun此前創辦、目前服務逾8.5萬名醫師的醫療AI新創Nabla。Alex LeBrun雖然轉任AMI CEO,但仍將保留Nabla董事長兼AI科學長的身份。

AMI Labs為何選擇醫療?因為醫療數據充滿了噪音與連續性(如生理監測、影像),且牽涉生死,Alex LeBrun認為LLM無法勝任這種高風險的環境,因為它們只是機率性的文本生成器。AMI Labs與Nabla的合作,就是要將AI從單純的「環境文件紀錄助手」升級為「代理式AI」(Agentic AI)。

人才、資金、應用場景都到位了,下一步就是看AMI Labs能否實現自己所說的願景。

本文授權轉載自創業小聚

關鍵字: #AI #me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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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黑客松到理賠第一線,富邦人壽如何讓 AI 從創新提案變成工作夥伴?
從黑客松到理賠第一線,富邦人壽如何讓 AI 從創新提案變成工作夥伴?

當許多企業還在討論 AI 能做什麼,富邦人壽更關注:AI 如何被第一線同仁使用?而這也是「理賠智慧助理」能從黑客松發想、走進理賠現場,成為真實工作夥伴的原因。

為什麼富邦人壽會選擇從最複雜、也最不易標準化的環節–理賠–切入、嘗試將AI從「回答問題的工具」轉變成進入核心營運流程的「決策輔助夥伴」?

保險理賠為何難以AI化?答案藏在大量非結構化資訊裡

相較於客服問答或行政流程,理賠工作最大的挑戰在於資訊高度分散且缺乏標準格式:從診斷證明、病理報告、手術紀錄到醫療收據,每份文件不同醫院格式都不同,內容還充滿專業醫療術語;理賠人員不僅必須理解文件內容,還需要同步比對保單條款、法規要求以及醫學知識,才能做出適當判斷。

更複雜的是,就算是相同疾病或手術名稱,不同案件背景也可能導致不同理賠結果,因此,理賠長期被視為高度依賴專業經驗與人工判斷的工作,很難透過傳統自動化工具處理。

近年來,隨著理賠案件量持續增加、醫療技術快速演進,以及新舊世代交替帶來的人才培育壓力,如何兼顧理賠品質、作業效率與知識傳承,成為刻不容緩的議題。

富邦人壽開始思考:如果AI無法取代專業判斷,是否能先協助理賠人員更快掌握資訊、縮短搜尋時間,讓專業人才把時間投入在更高價值的分析與決策工作?這個想法在富邦集團導入微軟Copilot Studio並舉辦黑客松活動後獲得實踐機會,理賠團隊將構想轉化為可驗證的AI提案,並在主管支持與跨部門合作下,於2026年1月正式導入理賠現場。

「黑客松讓我們有機會快速驗證想法,也讓AI應用從概念走向實際場景。」富邦人壽理賠部資深襄理郭乃瑀如是說道。

數位時代為此特別專訪富邦人壽黑客松獲獎團隊「ClaimAIngels」的成員,深入了解這項 AI 專案如何從創新提案一路走進理賠第一線,成為同仁日常工作的決策輔助夥伴。

富邦人壽
富邦人壽理賠智慧助理透過黑客松加速落地!數位時代專訪團隊成員郭乃瑀 (左上)、 王羽藍(左下)、陳子聆(右上)、林庭樂(右下),分享過程與收穫。
圖/ 數位時代

AI成功落地的關鍵,不只是模型,還有資料與流程重建

從創意發想到實際上線,最大的挑戰不是技術,而是如何讓AI真正符合第一線需求。

富邦人壽理賠部資深襄理林庭樂指出,團隊一開始便深入訪談理賠同仁,發現大家真正需要的並不是AI幫忙做決定,而是協助整理資訊,因此將理賠智慧助理專案聚焦於三大領域:手術等級建議、病理報告判讀輔助,以及國外醫療文件翻譯與摘要,目標是協助同仁降低資料蒐集與查詢時間,讓理賠同仁可以快速掌握案件重點。

但要做到這一步,必須先建立可信任的資料基礎。

由於醫療資料來源眾多且格式不一,團隊投入大量時間整理歷史案件、建立醫療名詞對應關係、標註資料來源與判斷依據,並透過跨部門討論及醫師顧問協作,逐步建立一致的判讀標準。林庭樂表示:「這項工作看似基礎,卻是AI能否提供可靠建議的關鍵,更重要的是,它讓過去散落在資深同仁腦中的經驗知識,逐漸轉化為可被組織保存與運用的數位資產。」

富邦人壽理賠部專員陳子聆便感受到明顯改變。她說:「過去遇到新的手術名稱,往往需要花費一到兩個小時查閱條款、搜尋歷史案例並向資深同仁請教,現在,透過理賠智慧助理協助,資料搜尋時間縮短50%以上,能將更多心力放在案件分析與專業判斷上。」

理賠部理賠審核科資深襄理王羽藍則形容,理賠智慧助理更像是一位隨身秘書。她說:「它會先幫我們整理案件重點,也能提醒是否遺漏重要資訊。無論是判讀國內外醫療文件、核對醫療收據,或分析病理報告內容,都能快速提供參考依據,讓我們把時間投入更重要的專業決策。」

除了資料基礎建設,金融業導入 AI 的另一個關鍵挑戰是風險與合規。

因應金融監理要求以及個資保護需求,團隊在設計理賠智慧助理時建立多層防護機制與使用護欄,並持續優化提示詞設計,以降低AI幻覺、資料外洩與誤判風險,確保AI始終在可控範圍內運作。

不過,對富邦人壽而言,上線並不代表結束,而是優化的開始。

團隊發現,理賠智慧助理初期使用率表現亮眼,但隨著時間推移逐漸下降,為了找出原因,團隊同仁與第一線理賠同仁召開多場討論會議,讓其了解,生成式 AI 並非一次建置完成就能長期發揮效益,必須持續蒐集使用回饋、改善建議,進而調整功能設計。

郭乃瑀表示:「根據同仁回饋,團隊目前正規劃新增實支實付手術給付比例分析等功能,目標是讓AI更貼近實際工作流程、滿足使用者需求。」

從單一專案到組織能力,理賠智慧助理帶來的真正改變

隨著理賠智慧助理逐步成為理賠同仁的日常工作夥伴,其帶來的影響也不再侷限於效率提升,而是開始擴散至組織文化與創新模式的改變。

郭乃瑀表示,過去AI專案多半由資訊部門主導,但這次經驗讓大家發現,真正了解痛點的人其實是第一線同仁,因為只有其最清楚哪些流程最耗時、哪些資訊最難取得,以及哪些環節最適合導入AI。「隨著理賠智慧助理成果逐漸顯現,愈來愈多部門開始主動詢問專案推動經驗,如資料整理、風險控管、流程設計與使用者導入等做法,加速 AI 創新在組織內部的擴散與落地。」

對富邦人壽而言,理賠智慧助理並不只是單一 AI 工具,而是一次工作方式與文化的改變:從第一線提出需求、跨部門共同打造,到持續優化與回饋機制,AI 不再只是科技部門的工具,而逐漸成為工作現場的一部分,也讓數位轉型成為一種持續發生的創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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