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k for the job」或「Work for the self」?
「Work for the job」或「Work for the self」?
2008.03.01 | 人物

在一個勞動自由自在的社會裡(譬如台灣),我們約略可把工作者區分成兩種典型:「Work for the job」(為職務而工作),以及「Work for the self」(為自我而工作)。

「為職務而工作」,意味著工作者進行勞動,目的是為了換取「職務」這一概念裡所內蘊的物質或非物質利益,譬如說薪水、社會地位、群體歸屬感等,因而工作者的成就感多半來自這些利益的多寡,和「勞動」的本質內容無關。

「為自我而工作」,指的是工作者進行勞動,目的是創造工作中「自我完成」的快樂,他或她是為了「工作」本身而工作,因而這一工作所屬職務上的諸般周邊利益,反倒比較像是錦上添花,而不是他或她追求的目標。前芝加哥大學心理系教授米哈里.契克森米哈賴(Mihaly Csikszentmihaly)把這種陶醉於工作中、爭取超越性成就的個人內在心理過程,稱之為「Flow」(有人翻譯成「心流」,另也有人翻譯為「暢流」),他的《創造力》(Creativity: Flow and the Psychology of Discovery and Invention)一書,對於這樣的工作者有極為傳神與說服性的描繪。

乍看起來,好像「為自我而工作」比「為職務而工作」來得有尊嚴,也比較「政治正確」一些。但事實上,在所有的東方社會裡,「為職務而工作」的人卻遠多於「為自我而工作」的人。其原因固然千絲萬縷,但主要的關鍵在於社會內在底層裡,我們有著淵源流長的「集體化精神因子」,從長幼有序、兄友弟恭的孩提倫理開始,到家、戶長式的工作場域威權制度,一個人的一生裡不僅不被允許有自己的慾望,更遑論選擇工作方法的權利。

但隨著西方市場經濟制度的引進,對於「創新者」給予巨大優渥酬勞(比如比爾.蓋茲一個人,居然即可坐擁富可敵國的個人財富),加上對「失敗者」無情的淘汰,深深撞擊了東方集體社會。在上世紀的九○年代,不論日本、韓國、台灣,亦或方才進入資本主義世界分工網絡的中國大城市裡,都領略到了「個體化制度與氣質」摧枯拉朽的力量——不少「為職務而工作」的人感到挫敗,但更多的他們或她們努力地投資自己的時間與金錢,開始學習「為自我而工作」——這是多麼弔詭的現代人苦惱:人必須透過學習,才知道自己的真愛是什麼;或者恍然大悟,這輩子大概都不會有真愛。

但其實不管是多麼個體化的西方世界,社會要維持基本的運作,還是需要大量「為職務而工作」的人。只是面對變遷的市場,他或她必須要有強悍的「調適」(adapting)能力,將那種「為自我而工作」天才者信手拈來、水到渠成的高超技術,透過因信念、意義、糾葛、承諾、試誤的長時間過程而加以掌握,這其實才是工作世界中的迷人之處。而說不定在這個過程中,你豁然發覺,原來自己已掌握了人生中的所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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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創新守護海洋!犀牛盾以循環創新思維破解塑膠危機、賦能永續未來
科技創新守護海洋!犀牛盾以循環創新思維破解塑膠危機、賦能永續未來

全球每年約生產4億噸塑膠垃圾,只有不到10%有被回收,其中約有1100萬至1400萬噸最終流入海洋。在十分有限的回收量中,約 8 成來自相對單純、流程完整的寶特瓶回收;反觀,同樣是高頻消費品的手機配件,回收率卻不到 1%。這個現象,對長期從事材料研究的犀牛盾共同創辦人暨執行長王靖夫來說,是他反思事業選擇的開端,也是突破的轉捩點。

「手機殼產業其實是塑膠產業的縮影!」他在2025 亞馬遜港都創新日的專題演講上直言。手機殼本質上類似一種快時尚商品,每年有超過十億個手機殼被製造,但產業並未建立材料規範,多數產品混用多種複合塑膠、填料與添加物,既難拆解、也沒有回收機制。結果是,一個重量相當於超過二十個塑膠袋的手機殼,在生命周期終點只能被視為垃圾。

王靖夫指出,連結構複雜的資訊科技產品,回收率都能達 45%,但手機殼明明是最簡單、最應該回收的產品,為什麼無法有效回收?這個命題讓他意識到,與其只做手機殼,不如正面處理塑膠問題本身,從材料設計、製程到後端回收再生,開創循環之道。

犀牛盾共同創辦人暨執行長王靖夫於2025 亞馬遜港都創新日分享犀牛盾如何回應塑膠挑戰、開創循環模式。
犀牛盾共同創辦人暨執行長王靖夫於2025 亞馬遜港都創新日分享犀牛盾如何回應塑膠挑戰、開創循環模式。
圖/ Amazon Web Services 提供

以材料工程打造手機殼的循環力

若塑膠要進入循環體系,前提是「材料必須足夠單純」。王靖夫很快意識到,問題不在回收端,關鍵在最開始的設計端。多數手機殼由多款不同塑膠、橡膠件甚至金屬等複合材料組成,無法被經濟化拆解,也難以透過現有流程再製。為此,犀牛盾在2017年起重新整理產品線,希望借鑑寶特瓶成功循環的經驗,擬定出手機殼應有的設計框架。

新框架以「單 1 材料、0 廢棄、100% 循環設計」為核心,犀牛盾從材料工程出發,建立一套循環路徑,包括:回收再生、溯源管控、材料配方、結構設計、循環製程、減速包裝與逆物流鏈等,使產品從生產到回收的每一階段,皆與核心精神環環相扣。

王靖夫表示,努力也終於有了成果。今年,第一批以回收手機殼再製的新產品已正式投入生產,犀牛盾 CircularNext 回收再生手機殼以舊殼打碎、造粒後再製成型;且經內部測試顯示,材料還可反覆再生六次以上仍維持耐用強度,產品生命週期大大突破「一次性」。

另外,今年犀牛盾也推出的新一代的氣墊結構手機殼 AirX,同樣遵守單一材料規範,透過結構設計打造兼具韌性、耐用、便於回收的產品。由此可見,產品要做到高機能與循環利用,並不一定矛盾。

犀牛盾從材料學出發,實現全線手機殼產品皆採「單 1 材料」與模組化設計,大幅提升回收循環再生效率。
犀牛盾從材料學出發,實現全線手機殼產品皆採「單 1 材料」與模組化設計,大幅提升回收循環再生效率。
圖/ 犀牛盾

海上掃地機器人將出海試營運

在實現可循環材料的技術後,王靖夫很快意識到另一項挑戰其實更在上游——若塑膠源源不斷流入環境,再強的循環體系也只是疲於追趕。因此,三年前,犀牛盾再提出一個更艱鉅的任務:「能不能做到塑膠負排放?」也就是讓公司不僅不再製造新的塑膠,還能把已散落在環境中的塑膠撿回來、重新變成可用原料。

這個想法也促成犀牛盾啟動「淨海計畫」。身為材料學博士,王靖夫將塑膠問題拆為三類:已經流落環境、難以回收的「考古塑膠(Legacy Plastic)」;仍在使用、若無管理便會成為下一批廢棄物的「現在塑膠(Modern Plastic)」;以及未來希望能在自然環境中真正分解的「未來塑膠(Future Plastic)」。若要走向負排放,就必須對三個路徑同時提出技術與管理解方。

其中最棘手的是考古塑膠,尤其是海洋垃圾。傳統淨灘方式高度仰賴人力,成本極高,且難以形成可規模化的商業模式,因此無法提供可持續的海廢來源作為製造原料。為突破這項瓶頸,犀牛盾決定自己「下海」撿垃圾,發展PoC(概念驗證)項目,打造以 AI 作為核心的淨海系統。

王靖夫形容,就像是一台「海上的掃地機器人」。結合巡海無人機進行影像辨識、太陽能驅動的母船作為能源與運算平台,再由輕量子船前往定位點進行海廢收集:目的就是提升撿拾效率,同時也累積資料,為未來的規模化建立雛形。

從海洋到河川,探索更多可能

淨海計畫的下一步,不只是把「海上的掃地機器人」做出來,王靖夫說:「目標是在全球各地複製擴張規模化、讓撿起的回收塑膠真正的再生利用。」也就是說,海上平台終究要從單點示範,走向可標準化、在不同海域與國家部署的技術模組,持續穩定地把海廢帶回經濟體。

犀牛盾CircularBlue™海洋廢棄物過濾平台初號機將出海試營運,盼解決沿岸海洋廢棄物問題。
犀牛盾CircularBlue™海洋廢棄物過濾平台初號機將出海試營運,盼解決沿岸海洋廢棄物問題。
圖/ 犀牛盾

他進一步指出,「其實這套系統不限於海洋,也可以在河川上。畢竟很多海洋垃圾是從河流來的。」未來若能推進到河川與港灣,將塑膠在進海之前就攔截下來,不僅有助於減少海洋污染,回收後的材料也更乾淨、更適合再生,步步朝向終極願景——隨著時間推進,海中垃圾愈來愈少,被撿起、回收後再生的塑膠會越來越多。

「我們已經證明兩件事的可行性:一端是產品的循環設計,一端是 AI 賦能海廢清理的可能性。」王靖夫笑說,塑膠管理命題不只為自己和公司找到新的長期目標,也讓他順利度過中年危機。「選擇改變,留給下一代更好的未來。」他相信,即便是一家做手機殼的公司,也能創造超乎想像的正向改變。

AWS 2025 亞馬遜港都創新日,集結產業先行者分享創新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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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Amazon Web Services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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