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百名博士生到矽谷受訓,只是到此一遊?
送百名博士生到矽谷受訓,只是到此一遊?

貨物崇拜一詞,意思是盲目模仿,只知其名不懂其義。這詞彙的由來可追溯到二戰時小型海島國家上的部落文明,如萬那杜塔納島上的居民,因為美軍在二戰時在島上建立一前哨基地,大量的軍艦與貨機於此登陸、降落,並在當地發放不少民生物資,使當地居民趨之若鶩。

二戰後,美軍撤離塔納島,而當地居民開始膜拜美軍留下的軍服,並在島上建築跑道、十字架,盼望貨機再次到來、發放物資。

當然,貨機再也沒有回來過。

繼國發會、工研院等單位送人員去矽谷「觀摩」的計畫之後,這次在陳良基教授出任科技部長後又擬將「送百名博士生去矽谷」,政府的整體產業發展思維,用「貨物崇拜」恐怕再恰當不過了。

一個地方的成功,並不是該地的人事物而已,而是該地的深層文化使然。因此在思考送人出國一事,我們不應期盼一人能夠將異地的「成功模式」像是帶伴手禮一樣學回來,而是要思考我們的文化為何與「創新」二字格格不入。

答案,絕對不是砸錢送人出國那麼簡單。

不合邏輯的政策

為什麼送百名博士生到矽谷不合邏輯呢?原因有幾個:首先,工程科技相關的博士生早就該與美國學術界與科技業密切交流。

怎麼說呢?

文中提到的科技業以軟體和電子為主,兩者的相關學術研究以ACM(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計算機協會)以及IEEE(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兩大學會為主,而兩者都是在美國成立的學會。

換句話說,若博士生從事的是科技相關研究,那對於兩大學會的各種研討會、期刊以及SIG(Special Interest Group,特別項目研究群組)應該毫不陌生,因為這兩大學會是全世界電資相關工程研究的中樞。

目前不但全世界的頂尖大學院校都至相關研討會合作交流,美國與國際的各大科技公司(如微軟、Google、IBM、Facebook、百度等)的研究人員都積極參與。

作為工程領域的博士生,其參加的學術活動原本就不可能與美國的學術界和科技業脫節,而這些學術交流的經費是國內各大學校和研究機構就已經編列的預算。如果國家的「科技部」還需要特別編列預算去幫博士生跟美國與世界接軌,那咱們學術界的問題已經不是不懂創業,而是跟世界工程研究脫軌了!

第二,台灣已經過度濫用「矽谷」這神主牌。 台灣與矽谷的淵源,起於台灣電子代工時代與矽谷的電子大廠建立起的共生關係。如今,矽谷雖是美國科技業的最大人才與資金匯集地,但是美國整體科技業的研發與創業脈絡,卻是依產業別散落美國各地,不是只有矽谷獨大。

對美國工程研究稍微有點概念的朋友都知道,除矽谷外,美國還有其他如波士頓-康橋(Boston Cambridge)、北卡研究大三角(Research Triangle)、西雅圖、匹茲堡等重要學術聚落。每個高科技產業別的研發和技術移轉人才都散布在美國不同角落,單單把一筆輔助學術界的經費單單砸在「矽谷」上其實是一件蠻奇怪的事情。

第三,有利可圖之事,民間自己會動作,政府不應自作聰明。 像是技術轉移、跟國外科技業接軌這類有商業利基的活動,是有利可圖的。

會賺錢的生意讓生意人去投資就好,有錢賺的工作民間自然有人會想去做,學者、政務官來喊什麼振興產業、刺激創新,講句實在話,是文不對題。像是跟矽谷的科技產業接軌,中國、韓國、日本等國都是企業挺身去插旗、搶人才。

台灣大企業當然不乏有人在美國試水溫,政府應該做的是輔助市場機制增進效率,而不是政府自己撥預算決定要送誰出國去「跟產業接軌」。

最後,台灣教育的問題不是「跟產業脫節」,而是眼光過於短淺而忽略基礎研究。 先前中研院廖院長才表示台灣產業轉型操之過急,若忽略基礎研究整個大方向將走偏

風俗民情大不同

綜觀以上盲點,咱們勢必深入討論台灣與美國兩地年輕人的民情差異有多大。

在台灣,大家鼓吹創業的同時,公務人員考試卻是擠破頭,錄取率比哈佛還低(近年來因為少子化和年金改革問題才「稍微」退燒)。

讓人不住困惑:一個講究創業精神的地方,怎麼會有一堆人想要去考公務員?其實,台灣的創業風潮興起,有一大部分原因跟台灣年輕人薪資太低以致創業機會成本過低所致,並不是台灣年輕人的體質突然變異。

因為大家捫心自問:今天台灣名門學府的工程學生的願望是什麼?是進台積電、聯發科、晨星等大公司?還是自己跑去創業?

在矽谷(乃至整個美國),年輕人的思維相當不同。美國大科技公司不怕給不起薪水,他們最怕的就是旗下的員工嫌工作無聊、自己跑出去創業,或是跳槽到新創公司。在美國科技業,45歲以上的成熟商界人士離職創業,是科技新創界相當重要的推手

但是在台灣,35歲以上有點工作(和管理)經驗的熟男熟女,願意出來創業的比例是微乎其微,因此造就台灣創業生態過度注重青創。

相較起矽谷,台灣人非常容易被「高薪」牽制住。當科技部望以「送博士生出國」這招來刺激產學接軌,恐怕不得其果。

台灣每年在美國讀書有超過2萬名學生,選擇留在美國工作的台灣籍人士也有超過8千人。而在美國的台灣人(與台裔)都在哪裡呢?答案是:有一半以上在加州

所以,真的是台灣人「沒有看過」矽谷嗎?

還是看到後沒感覺?還是看到後便不回台灣了?

答案很耐人尋味。

讀書為了什麼?

至此,許多政府官員和創業領袖在思考創業生態的問題,常常都喜歡將重點放在工程和研發上,頻頻指出台灣的問題在於「學校沒有與產業接軌」。

若大家真的是這麼想,那恐怕是忽略台灣更深層的文化問題。因為,美國的高等教育不但沒有比台灣更講究「與產業接軌」,反而更重視博雅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的人文價值

什麼是博雅教育?說穿了,博雅教育英文的字面意思就是「自由的藝術」,著重的是訓練能獨立思考的「自由之心」所需的教育。今日,博雅教育通常包含藝術、科學、文學、哲學、數學、社會科學等,並強調唯有在人類生活各面向都建立分析與創造能力,一個人才有辦法自由地生活。

在西方,博雅教育可追溯至希臘與羅馬帝國知識分子所受的教育;在東方,類似的全人教育概念則有儒家六藝

台灣人總是喜歡打壓「全人教育」,認為缺乏實用性,「賺不了錢」。

但事實上,全人的博雅教育並不是叫你什麼都要專精,但是卻是教育你應該對於身邊所有事情都要有基本的「分析」和「創造」能力,才會對所有事物都有「健康的好奇心」。博雅教育主張培養學生的人格與涵養,比訓練專業能力更重要--後者可以透過實習與工作獲得。

若要從美國科技業找出自博雅教育的創業家,為數還真不少:賈伯斯輟學前就讀的是美國知名的博雅教育學院--里德學院(Reed College);Groupon的共同創辦人暨前執行長梅森(Andrew Mason)畢業於西北大學音樂系;Snapchat共同創辦人與執行長史皮格爾(Evan Spiegel)在自史丹佛輟學前是藝術系學生;General Assembly共同創辦人暨執行長施瓦茲(Jake Schwartz)是耶魯大學美國歷史系畢業生。

在台灣人眼裡,美國很多創業家都是「無一技之長」的小屁孩,對於一個人受過教育後養成的人格、好奇心與學術涵養,一點兒興趣也沒有。

事實上,當教育脫離了博雅教育的核心時,學生對於世界的認知會變得很單一偏激。久而久之,學生對於自己「本行」外的事情漠不關心。

而對於周遭事物都不關心的人,怎麼會是好創業家呢?

很可惜的,台灣社會講究量化KPI,因此只會測量招生數量、送多少人出國考察、發了多少篇論文;因為「學生的興趣」難以量化,因此永遠不會受到台灣政治和社會輿論的關注。

敝人記得在大學與研究所時,曾當作台灣人社團志工接待台灣來的交流學生以及新研究生。而每次招待台灣學生吃飯時,我總是喜歡問兩個問題:

「你讀什麼系呢?」
「你喜歡你讀的科系嗎?」

很有趣的是,過去我接觸過的數十名學生,除了兩人以外,竟然都回答我:「普通,沒特別喜歡」,甚至回答我「不討厭」。

百思不解,我通常會接著問:

「那你為什麼還要讀呢?」

我得到的答案更耐人尋味:「因為我之前讀二類組」、「聽說比較好找工作」、「爸媽建議」。

這種答案,在許多美國年輕人看來,我們台灣人簡直就是外星生物。

更有趣的是,許多當時跟我說不喜歡,甚至對工程越讀越討厭的朋友,很多後來竟然申請到美國讀博士班了,繼續做著自己不感興趣、沒熱忱的事。

而與我同期在學校工程系的美國朋友,很多自己跑出去創業了。有人跑去講脫口秀,有人跑去好萊塢寫劇本,不管發展是好是壞,自己的路都是自己選的。

我不知道我看到的到底具多少代表性,但是我看到的是兩個世界的人。

從長計議

送人出國受訓不是壞事,但是當台灣從學術到產業界都已經砸了不知多少錢送台灣學生與創業家出國,這政策作為新科技部長的政策,有點了無新意。

若新政府希望能夠改善台灣的研發與創業環境,咱們的眼光必須放遠點。

首先,請重視基礎研究。

我們無須再吹噓台灣在工程研究領域是世界前五十,因為那不是我們缺少的。如果不好好發展設計學院和認知心理學,就沒有好的人機互動和使用者經驗人才;不好好發展統計學,機器學習和人工智慧強不起來。

原本就沒有集中火力栽培自然科學人才,那其衍生出的生物資訊、化學資訊、天文資訊,通通與我們無關。即使我們再怎麼吹噓自己工程學術領域多強,也只能當壁紙。

我們不能整天想著如何收割,我們必須要在學術和教育的基礎上進行耕耘。這些投資短期內不會化作經濟產值、不會創造就業機會,但是卻是為台灣下一個50年奠定人才和產業的基礎。

第二,請重視人才回流問題。

請問,若要理解矽谷和美國的產業脈絡,是送去矽谷觀察六個月、一年的人比較懂呢?還是應該找一位在美國產業界工作多年的台灣人?

當台灣人才流失嚴重,許多人才出走至美國、中國、香港、新加坡等國,我們一直強調短期的考察團、受訓團有什麼意義嗎?真正理解國際脈動的台灣人都離開了,此時再不重視,再過10年、20年,出走的人才就移民了。

最後,請家長、政客、教職人員等大家一同重新思考台灣的教育風氣與台灣的「現代科舉制度」。

台灣有個很變態的現象,那就是看考試分數分配學校、分配科系。竟然有台灣學生需要考慮要去公立大學的第十志願還是私立大學的第一志願,可見我們台灣人物化教育的習性已喪心病狂。

人的志向、人的興趣,竟然要先看前一年的上榜分數才能決定,人生還有更荒唐的事情嗎?

我個人支持創業,但是敝人堅決反對台灣政府與教育界從上而下灌輸技轉、創業、產業發展為教育的目的。

因為很遺憾地,在我們正視這些教育的根本問題之前,我們的社會、我們的教育體系,會繼續用力擠出一個又一個因為家庭期許、因為社會期許、因為就業行情而勉強自己讀書的學生。有這種心態的學生,不管你送去哪裡、看過什麼,他們都不會有任何感覺、有任何領悟。

沒有一位無「自由之心」的人會是好創業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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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創新守護海洋!犀牛盾以循環創新思維破解塑膠危機、賦能永續未來
科技創新守護海洋!犀牛盾以循環創新思維破解塑膠危機、賦能永續未來

全球每年約生產4億噸塑膠垃圾,只有不到10%有被回收,其中約有1100萬至1400萬噸最終流入海洋。在十分有限的回收量中,約 8 成來自相對單純、流程完整的寶特瓶回收;反觀,同樣是高頻消費品的手機配件,回收率卻不到 1%。這個現象,對長期從事材料研究的犀牛盾共同創辦人暨執行長王靖夫來說,是他反思事業選擇的開端,也是突破的轉捩點。

「手機殼產業其實是塑膠產業的縮影!」他在2025 亞馬遜港都創新日的專題演講上直言。手機殼本質上類似一種快時尚商品,每年有超過十億個手機殼被製造,但產業並未建立材料規範,多數產品混用多種複合塑膠、填料與添加物,既難拆解、也沒有回收機制。結果是,一個重量相當於超過二十個塑膠袋的手機殼,在生命周期終點只能被視為垃圾。

王靖夫指出,連結構複雜的資訊科技產品,回收率都能達 45%,但手機殼明明是最簡單、最應該回收的產品,為什麼無法有效回收?這個命題讓他意識到,與其只做手機殼,不如正面處理塑膠問題本身,從材料設計、製程到後端回收再生,開創循環之道。

犀牛盾共同創辦人暨執行長王靖夫於2025 亞馬遜港都創新日分享犀牛盾如何回應塑膠挑戰、開創循環模式。
犀牛盾共同創辦人暨執行長王靖夫於2025 亞馬遜港都創新日分享犀牛盾如何回應塑膠挑戰、開創循環模式。
圖/ Amazon Web Services 提供

以材料工程打造手機殼的循環力

若塑膠要進入循環體系,前提是「材料必須足夠單純」。王靖夫很快意識到,問題不在回收端,關鍵在最開始的設計端。多數手機殼由多款不同塑膠、橡膠件甚至金屬等複合材料組成,無法被經濟化拆解,也難以透過現有流程再製。為此,犀牛盾在2017年起重新整理產品線,希望借鑑寶特瓶成功循環的經驗,擬定出手機殼應有的設計框架。

新框架以「單 1 材料、0 廢棄、100% 循環設計」為核心,犀牛盾從材料工程出發,建立一套循環路徑,包括:回收再生、溯源管控、材料配方、結構設計、循環製程、減速包裝與逆物流鏈等,使產品從生產到回收的每一階段,皆與核心精神環環相扣。

王靖夫表示,努力也終於有了成果。今年,第一批以回收手機殼再製的新產品已正式投入生產,犀牛盾 CircularNext 回收再生手機殼以舊殼打碎、造粒後再製成型;且經內部測試顯示,材料還可反覆再生六次以上仍維持耐用強度,產品生命週期大大突破「一次性」。

另外,今年犀牛盾也推出的新一代的氣墊結構手機殼 AirX,同樣遵守單一材料規範,透過結構設計打造兼具韌性、耐用、便於回收的產品。由此可見,產品要做到高機能與循環利用,並不一定矛盾。

犀牛盾從材料學出發,實現全線手機殼產品皆採「單 1 材料」與模組化設計,大幅提升回收循環再生效率。
犀牛盾從材料學出發,實現全線手機殼產品皆採「單 1 材料」與模組化設計,大幅提升回收循環再生效率。
圖/ 犀牛盾

海上掃地機器人將出海試營運

在實現可循環材料的技術後,王靖夫很快意識到另一項挑戰其實更在上游——若塑膠源源不斷流入環境,再強的循環體系也只是疲於追趕。因此,三年前,犀牛盾再提出一個更艱鉅的任務:「能不能做到塑膠負排放?」也就是讓公司不僅不再製造新的塑膠,還能把已散落在環境中的塑膠撿回來、重新變成可用原料。

這個想法也促成犀牛盾啟動「淨海計畫」。身為材料學博士,王靖夫將塑膠問題拆為三類:已經流落環境、難以回收的「考古塑膠(Legacy Plastic)」;仍在使用、若無管理便會成為下一批廢棄物的「現在塑膠(Modern Plastic)」;以及未來希望能在自然環境中真正分解的「未來塑膠(Future Plastic)」。若要走向負排放,就必須對三個路徑同時提出技術與管理解方。

其中最棘手的是考古塑膠,尤其是海洋垃圾。傳統淨灘方式高度仰賴人力,成本極高,且難以形成可規模化的商業模式,因此無法提供可持續的海廢來源作為製造原料。為突破這項瓶頸,犀牛盾決定自己「下海」撿垃圾,發展PoC(概念驗證)項目,打造以 AI 作為核心的淨海系統。

王靖夫形容,就像是一台「海上的掃地機器人」。結合巡海無人機進行影像辨識、太陽能驅動的母船作為能源與運算平台,再由輕量子船前往定位點進行海廢收集:目的就是提升撿拾效率,同時也累積資料,為未來的規模化建立雛形。

從海洋到河川,探索更多可能

淨海計畫的下一步,不只是把「海上的掃地機器人」做出來,王靖夫說:「目標是在全球各地複製擴張規模化、讓撿起的回收塑膠真正的再生利用。」也就是說,海上平台終究要從單點示範,走向可標準化、在不同海域與國家部署的技術模組,持續穩定地把海廢帶回經濟體。

犀牛盾CircularBlue™海洋廢棄物過濾平台初號機將出海試營運,盼解決沿岸海洋廢棄物問題。
犀牛盾CircularBlue™海洋廢棄物過濾平台初號機將出海試營運,盼解決沿岸海洋廢棄物問題。
圖/ 犀牛盾

他進一步指出,「其實這套系統不限於海洋,也可以在河川上。畢竟很多海洋垃圾是從河流來的。」未來若能推進到河川與港灣,將塑膠在進海之前就攔截下來,不僅有助於減少海洋污染,回收後的材料也更乾淨、更適合再生,步步朝向終極願景——隨著時間推進,海中垃圾愈來愈少,被撿起、回收後再生的塑膠會越來越多。

「我們已經證明兩件事的可行性:一端是產品的循環設計,一端是 AI 賦能海廢清理的可能性。」王靖夫笑說,塑膠管理命題不只為自己和公司找到新的長期目標,也讓他順利度過中年危機。「選擇改變,留給下一代更好的未來。」他相信,即便是一家做手機殼的公司,也能創造超乎想像的正向改變。

AWS 2025 亞馬遜港都創新日,集結產業先行者分享創新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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