邀請制助攻Clubhouse爆紅!挺過萬人求碼熱潮後,這道「門檻」還能維持多久?
邀請制助攻Clubhouse爆紅!挺過萬人求碼熱潮後,這道「門檻」還能維持多久?

語音平台Clubhouse透過邀請制掀起了一股社群熱潮,然而這個「萬人求碼」的現象其實並不少見。

畢竟邀請制可以讓一個剛誕生不久的產品成為當紅炸子雞,也能將產品的用戶質量維持在較高的水準上。對很多應用程式而言,邀請制是冷啟動的重要手段。儘管沒有任何一項產品將邀請制貫徹始終,但這種啟動的方式卻永遠不會消失。

人們對「邀請制」從不陌生

先從生活經驗裡,來一探邀請制的存在目的。聚會的邀請,就是最常見的門檻。聚會有贊助者,若旁人想要加入,就需要原有成員的邀請和同意,而這就是一種邀請制。

邀請制也常見於申請金融卡等方面。儘管許多銀行都在極力推銷自家的金融卡、信用卡,但還是有許多人會選擇讓好友來邀請自己,不僅讓好友獲得積分,自己也能拿到卡片。甚至在社群上,邀請好友加入群組也是一種邀請制的動作。若把資訊社群視為一項產品,那麼作為邀請人的我們,其實都在自發性地為它拉攏使用者。

邀請制是由用戶邀請其他好友的方式,這種方式本身就帶有一定的社群屬性,所以經常可以在社群程式上看到這種機制。

邀請
圖/ 愛范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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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軟於2005年推出的社群程式「Wallop」就是採用邀請制,只有被邀請的用戶才能夠使用這個程式;微博近年來狂推的「綠洲」風頭正勁,最初也是用邀請制來擴散;前快播執行長王欣打造的匿名社群產品「馬桶MT」也是透過邀請制完成冷啟動。

然而,最早在社群產品上運用邀請制的可能是Andrew Weinreich——他做出了一個以六度人脈為依據的社群產品「SixDegrees」。他在向投資人展示產品時,甚至把邀請郵件列印出來,讓現場投資人在隔壁的電腦上輸入親朋好友的信箱帳號,而收到郵件的用戶可以選擇是否加入。

這是網路服務首次採取邀請制的方式,但當時沒有人能接受這種超前的理論,因此機會的秤陀倒向了Facebook。早期,Facebook用戶可以邀請尚未註冊的同學完成註冊,甚至在其他學校進行擴張時,Facebook都是透過向關鍵人士發送邀請加盟的信件來發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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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nevodka via shutterstock

哪怕Facebook面臨到新用戶成長陷入停滯的時期,也是邀請制救了Facebook一命。2006年的Facebook已捨棄邀請註冊的門檻,但邀請制對於使用者成長來說仍至關重要,只是它們換了另一種邀請的方式。

當時使用者一旦提供了自己在Hotmail、Gmail或Yahoo信箱的帳號及密碼,Facebook就會自動爬取通訊錄。如果通訊錄上的人已在使用臉書,就向對方發出加入好友的申請;若通訊錄上的人尚未使用臉書,在經過使用者同意後便會發出邀請。寄出一封封的邀請郵件後,Facebook也等到了用戶破億的那一天。

Facebook的早期投資者Zynga公司也從中學到一手,之後推出了邀請制平台「開心農場(Farmville)」。鼎盛時期,開心農場擁有著8,000萬名使用者。

開心農場
開心農場的邀請介面。
圖/ 愛范兒

先觀望App的價值再選擇加入

靠好友擴散的邀請制成為不少產品冷啟動的最好方法,但邀請制也不是靈丹妙藥,無法保證產品日後也能有「一碼難求」時期的火熱。這也導致使用者在遇到這種爆紅App時,需要先觀察,才能確認這個服務是否具有價值。

中國的「牛博網」在2006年也是透過邀請制迅速走紅,甚至讓大部分的中國網民第一次接觸到類似的獲客方式。但這個產品卻沒能存活下來,甚至消失在人們的記憶裡。

當年挑戰微信的3個社群程式,其中之一的「馬桶MT」就屬於邀請制產品,現在它怎麼樣了呢?而曾把邀請4人作為產品解鎖門檻的「畫音」,如今還有多少人在使用這個App呢?騰訊曾推出過一款短評論社群的程式「頭牌觀點」,當時用戶之間也互相寄送著邀請碼,但現在的用戶數卻也大不如前。

馬桶MT
圖/ Goo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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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ubhouse在爆紅時也有不少人認為這個App純靠邀請制,恐怕紅不過三個月。但事實上,Clubhouse已透過近一年的發展告訴大眾: 這不是曇花一現的產品 。儘管名人效應和邀請制讓它收穫更多的關注,但它現在已用自己的產品形態活了下來。

反觀最近打出「要重塑Instagram」的相機程式Dispo,它似乎還需要更多的時間。儘管Dispo因邀請制成為了矽谷的當紅炸子雞,但其產品模式和其他產品並沒有顯著的不同,目前較難斷定它是否為一個在短期內爆發、將迅速衰落的產品。

Dispo
相機程式Dispo。
圖/ 愛范兒

在觀望一個因邀請制而獲得大量關注的產品時,或許也得將這個App的觀察時間拉得更長。只要能紅過三個月,就可以證明它在喜新厭舊的網路世界裡能夠立足。

邀請制之後,將面臨更困難的考題

挺過三個月,用邀請制完成冷啟動的網路產品就足以證明自己的能力了嗎?

這個答案是確定的。三個月過後,名人效應和邀請制作用的狂熱基本上會冷卻完畢,用戶的行為就是最真實的答案。但三個月只是第一道小關卡,之後還有更多考驗在等著成長中的產品。

作為一個靠著邀請制發展的產品,中國的「知乎」便一直在經歷邀請制後艱難的考題,與此周旋許多年。2013年,為了促進用戶的成長,知乎從邀請制改為開放平台。知乎創辦人周源曾表示,採用邀請制的知乎「 像一個人口基數停止成長的城市,開始顯露出疲態 」。

知乎
圖/ 愛范兒

開放後的知乎迎來了使用者的遽增,幾十萬的用戶數量瞬間變為百萬,再到現今的數億名使用者。然而,當一個「理想國」迎來了大批新住民時,很多老住民可能會無法習慣。換句話說, 大量湧入的新用戶在一定程度上驅趕了原先高品質的舊使用者,讓先前融洽、高質量的內容社群出現了品質下滑

身為科技大佬的馬化騰當年在知乎關注的問題是:「與李國慶對罵的大魔女們究竟是誰?」;微信之父張小龍先前也曾回答過「賈伯斯教給世人最重要的一課是什麼?」的問題;中國著名的天使投資人徐小平,上次活躍於知乎已是2017年。這些人曾經都是知乎的忠實用戶,卻也是這群舊用戶逐漸沉寂的縮影。

知乎
圖/ 愛范兒

邀請制可以讓使用者更想獲得一張通往產品的門票,讓平台自帶光環,但同時也保證了良好的內容氛圍,塑造出高品質的社群。因此在取消邀請制後,所有平台幾乎都會面臨到內容品質下降的問題。

Facebook和微信這般巨大的社群平台不會有這種問題,就算使用者增多,它依然有固定的聯繫管道和自己習慣的社群,對其他使用者的打擾是有限的,新使用者很難趕走舊用戶。但以內容為核心競爭力的應用程式來說,高質量的內容和高成長的使用者群,兩者很難並存。

知乎是一個案例,而「Pinterest」則是另一個案例。Pinterest在推出時,同樣採用封閉的邀請制,如何獲得Pinterest的邀請成為當時網路上最常見的話題之一,反倒比全面開放讓更多使用者渴望加入。

Pinterest
圖/ 愛范兒

之後也有人向Pinterest的共同創辦人Silbermann提問,會員邀請制是否為Pinterest成功的原因。他回答道,這件事可能沒有答案,因為當時無法做A–B測試,或許未實行邀請制,Pinterest的使用者量反而能成長得更快。

但能夠確定的是,在2012年開放註冊後,Pinterest用戶確實迎來了爆發式的成長。或許是內容深度和時間的關係,開放後的Pinterest並沒有像知乎一樣面臨到大量的品質爭議,但它們確實也存在著其他的危機。

首先是錢賺得少,Pinterest每位使用者平均收入(ARPU)仍很低,去年第二季較先前同期下降21%,低至0.7美元。其二為定位問題,Pinterest並不是一個社群平台,而是分享平台,使用者的黏著性偏低。最後則是在其他平台的影響之下,Pinterest這類細分平台的吸引力出現了下降趨勢。

clubhouse.jpg
圖/ 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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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為內容分享平台,正在迅速發展中的Clubhouse終究會需要開放,迎來更多的使用者。從目前產品的設置上來看,Clubhouse已經建立起一個用戶會受到一定限制的機制,如固定的發言人、旁聽者需要舉手才能發言等。但在產品開放後,產品本身還會面臨到更多考驗。

對於網路產品來說,名人效應+邀請制的疊加效果會讓產品更快地脫穎而出 。這其中,有不少曇花一現的噱頭產品,卻也有許多應用程式能憑藉著自身的魅力和獨到的營運手段成功突圍。只不過,應用程式很難從頭到尾堅持用邀請制來維持社群氛圍,開放之後還有更多難題在等著創辦人來拆解。

名人背書、註冊門檻、萬人求碼,這就是邀請制「平平無奇」的魅力。儘管邀請制無法決定產品本身的成敗,但作為推廣產品啟動的手段,它絕對能讓產品擁有更大的成功機率。

本文授權轉載自:愛范兒
責任編輯:文潔琳、錢玉紘

關鍵字: #Pinte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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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Agentic AI、碎片化與地緣政治正重塑數位世界,我們該如何重構下一代網路的「數位信任」?
當 Agentic AI、碎片化與地緣政治正重塑數位世界,我們該如何重構下一代網路的「數位信任」?

面對人工智慧(AI)應用的爆發與地緣政治風險的升高,數位環境正迎來「信任」與「韌性」的雙重嚴峻考驗。為了回應這些挑戰,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舉辦首屆「 Internet Week 2026(網路週)」,大會串聯數位發展部(moda)、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亞太網路資訊中心(APNIC)、網際網路名稱與號碼分配機構(ICANN)、臺灣網路治理論壇(TWIGF)及台灣網路維運社群(TWNOG)等國內外指標社群與國際組織,整合多個重要論壇並展開 4 天共 66 場主題議程。

Internet Week 2026 希望透過公、私部門、國際組織與技術社群的跨界溝通,讓政府、私人企業、國際組織、技術社群與公民團體力量在同一個平台上對話。大會不僅期盼建立一個開放、中立且多元的對話空間,更致力於帶動信任的溝通,藉此強化台灣在國際網路治理舞台的實質影響力與能見度,共築具備數位韌性與信任的未來。

身分識別不等於信任,碎片化才是真正危機

「身分識別(Identity)並不等於信任(Trust)。」Edgemoor 研究中心執行長 Steve Crocker 在會後專訪中,拋出這句耐人尋味的觀察。

身為 ARPANET 時代的重要參與者,他見證網際網路從學術研究網路,逐漸演變為全球最重要的數位基礎設施。然而,在地緣政治與各國法規分歧的今天,他認為網際網路正面臨前所未有的碎片化挑戰。「在價值觀、法規與司法管轄權都不同的情況下,我們如何依然維持全球的互通與信任?」Crocker 點出了他的觀察。他指出,未來的數位治理不可能再依賴單一規則或中央權威,而是必須建立在全球共用框架與在地化決策並存的架構上。

技術機制能全球互通,但各國仍應保有政策調整的空間。這樣的治理思維,也體現在 Crocker 近年推動的「 Project Jake 」計畫。隨著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DPR)等隱私法規上路,過去廣泛用於網路犯罪調查的 Whois 網域註冊資料系統,已陷入隱私與公共利益的兩難。Project Jake 則嘗試建立新的跨境資料存取機制,而 TWNIC 更是全球首個主動參與試點的機構。值得注意的是,面對近年區塊鏈與替代性網域名稱系統(Alternative DNS)興起的聲浪,Crocker 直言這往往是為不存在的問題,提供昂貴的解方。

他強調,網際網路真正的韌性來自長年建立的「分散式協作」與「相互依存」。「網際網路從來不是中央控制系統,而是一個 network of networks。」在他看來,與其重新建立彼此割裂的替代架構,不如持續深化跨國透明協作與多方治理,才是維持全球網路信任最務實的方式。

Steve Crocker 總裁暨執行長
Edgemoor 研究中心執行長 Steve Crocker
圖/ 數位時代

借鏡歐洲《數位服務法》,用「個人問責」重新定義公共利益

如果 Steve Crocker 談的是「基礎設施的信任」,那麼 Jeremy Godfrey 所關注的,則是平台與 AI 對公共利益的衝擊。Godfrey 直言,當前數位平台最大的問題,並不只是單一內容真假,而是整個商業模式正持續放大社會風險。「數位市場並不一定會自然產生對社會最有利的結果。」

長期管理 Meta、X、TikTok 等跨國平台歐洲監管事務的他指出,當平台以廣告收益與流量作為核心目標時,演算法往往會傾向放大更具爭議性與成癮性的內容,進一步衝擊民主討論、兒少保護與社會信任。Godfrey 強調,當數位治理開始涉及言論自由、人類尊嚴與選舉公平等基本人權時,社會不能再將權利平衡的責任,完全交由商業平台自行決定。這也是歐洲近年積極推動《數位服務法》(Digital Services Act,DSA)的原因。除要求大型平台管控系統性風險外,愛爾蘭也進一步要求平台落實年齡驗證、限制向未成年人推播有害內容,並強化企業內部的「個人問責制」。

不過,在 Godfrey 看來,未來治理不該只是被動「減少傷害」,而是重新思考整體數位生態系。「我們不該在創新與安全之間二選一,而是同時追求兩者。」他認為,當 AI 與平台逐漸成為社會基礎設施的一部分,治理的核心已不再只是技術,而是如何讓「信任、安全、權利保障與經濟價值」彼此共存,重新建立數位社會的公共利益與信任基礎。

不用 AI 不代表更安全,溫水煮青蛙的轉型危機

而當 AI 與平台逐漸成為社會基礎設施的一部分,治理核心將更專注在技術快速演進下,如何重新建立企業、政府與社會的信任能力。「AI 已經從回答問題,進入執行任務(Action)。」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創新經濟顧問簡立峰指出,當前 AI 已具備規劃與執行能力,正逐步接手知識型工作的核心流程。

這波由代理型 AI(Agentic AI)帶動的變革,首當其衝的正是白領階級;企業接下來面對的不僅是「流程再造」,更是深度的「職能再造」。然而簡立峰也警告,台灣正面臨一場「溫水煮青蛙」的轉型危機。由於國內高端服務業多屬內需市場,企業導入 AI 往往只停留在讓工作變快,卻未真正翻轉核心競爭力做到更聰明。在全球市場,企業已開始不再大量招募初階知識工作者,而是亟需能與 AI 協作、重新定義問題的人才。

「不用 AI 並不能代表更安全。」面對外界對 AI 資安與風險的焦慮,簡立峰提出極具衝擊性的觀點。他以開車為例,車子不開出門固然不會出車禍,但也等於永遠失去移動的能力。真正的數位治理並非全面防堵,而是在實際使用中建立防護。他呼籲,政府必須比以往更積極地導入 AI,「如果政府自己不用 AI,就沒有能力治理 AI,只有 AI 才能監管 AI。」他以「矛與盾」來比喻,強調面對新型態的數位犯罪,必須建立如「AI 警察」般的防禦機制;唯有善用 AI 作為測試與除錯的工具,才能精準揪出系統漏洞,也就是「以 AI 來監管 AI」。

而在治理與技術外,最後的防線仍回歸到「人」。簡立峰強調,未來的教育必須從單向的教導轉為引導,全面培養全民的「AI 識讀能力(AI literacy)」,讓人們在真假難辨的環境中,具備獨立思辨與理解風險的能力。唯有如此,才能在 AI 深度滲透的社會中,建立穩固的信任機制。

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創新經濟顧問簡立峰
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創新經濟顧問簡立峰
圖/ 數位時代

多元共融與韌性實踐,為建立信任數位社會的基石

「現在最大的問題,已經不是網路快不快,而是人們還敢不敢相信這個網路。」TWNIC 董事暨執行長余若凡說到,AI 時代的數位信任不只是技術問題,更是場需全社會參與的治理工程。為此,TWNIC 正從純粹的技術社群,轉型為「信任環境驅動者」,致力打造讓人願意信任與參與的數位生態系。

余若凡指出,建立數位信任必須從三個層次著手。首先是「技術面」的基礎設施韌性,如落實 DNS 濫用防治與域名安全;其次是「治理面」的規範設計,探討 AI 與內容監理的平衡;最後,也是最關鍵的「社會協作」。她強調:只有當大家願意對話,信任才有可能被建立。

推動信任對話的同時,多元共融更是韌性實踐的關鍵。談及大會的「Taiwan Tech Women」論壇,余若凡坦言儘管台灣性別平權具指標性,科技業決策圈的女性比例依然偏低。但 AI 時代的不確定性,反而成為女性突破框架的契機。結合與談專家觀點,未來面對複雜的地緣政治與科技風險,企業亟需兼顧社會、科技與公共利益的「生態系領導力(Ecosystem Leadership)」。而女性特有的同理心與跨域溝通耐心,將成為這種多方協調的關鍵需求能力。

「最大的成功,是未來我們不再需要舉辦 Taiwan Tech Woman 這樣的論壇。」余若凡更期許。當性別不再是評價標準,多元聲音成為數位治理的日常,才是真正穩固的信任底座。

TWNIC董事暨執行長余若凡
TWNIC董事暨執行長余若凡
圖/ 數位時代

綜觀 Internet Week 2026 中各界專家的深刻洞見,網路的未來早已演變為一場涵蓋法規監理、人權保障、經濟創新與社會共融的環境。面對全球網路的破碎化危機與AI帶來的雙面刃效應,單憑政府或單一企業已無法獨力應對。「公私協力」與「開放對話」將是迎向未知挑戰的解方。藉由這些跨界對話與激盪,台灣向國際展現了落實「多方利害關係人治理模式」的決心與實質能量。期許在產官學研及公民社會的共同努力下,能持續深化國際網路治理的影響力,在下個網路世代中穩健前行,共築兼具數位韌性與信任的美好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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