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看‌不‌懂‌的‌Clubhouse‌
我‌們‌看‌不‌懂‌的‌Clubhouse‌

最近社群媒體新創Clubhouse在全世界各地積極拓展,引起了不少風潮。

形式上而言,Clubhouse就是幾個人在語音聊天室中交談,然後可以隨自己的意思再邀請人加入發言。每間聊天室內的聽眾也有分群,有被交談者追蹤的聽眾為例,會被特別標註出來,「舉手」時也比較容易被交談者邀請發言。

Clubhouse後來在美國瘋狂流行,有一大部分原因是許多商界名流和藝人明星在平台上開放大家聆聽他們之間的聊天內容,進而吸引了大量人流。同時,因為Clubhouse只有在iTunes上發表,同時又採取邀請制,這種產品發表策略也讓很多使用者被挑逗得「癢癢的」按捺不住,越得不到就越想要。

在台灣,相信許多上過Clubhouse的人應該只有兩種反應,第一種就是:

「啊,好嗨啊,這將取代臉書成為下一個Next Big Thing啊!」

然後第二種,應該也是相對多數的人,反應就是:

「啊,這不就是多人語音直播嗎?有甚麼稀奇的?」

其實Clubhouse的流行並非只是因為新冠疫情而刺激的新直播或是語音聊天平台,而是有更深的文化意涵:他其實是將一個在歐美文化中相當盛行的一種「Social Club」社會現象線上化的下一代產品。

而為什麼在台灣,Clubhouse的用意和目標有點難懂,其實是因為Clubhouse所提倡的Social Club文化,是台灣乃至遠東都很罕見的社交文化。因為疫情的關係,Social Club文化的巨大需求被搬到了線上。

Social Club的歷史概念

首先,我們先來討論一下甚麼是Social Club,其實這詞在中文並沒有同義詞。

很多人會從字面上去將其翻譯成「社交俱樂部」,但這辭意一點也不貼切,因為中文中的「社交」通常都是有目的性(尤其是商業目的)的拓展人際關係,而「Social」一詞的社交其實除了聚集同好以外其實並沒有明確目的;再來,中文的「俱樂部」一詞讓人聯想到有具體的場地和會員制度,而Social Club中的「Club」雖然不排斥有明確的會員制或固定場地,但是卻不是要件。

說穿了,Social Club其實就是一群有某種共同嗜好的愛好者在沒有絕對目的、形式鬆散的集會,而且常常是以晚餐餐敘或咖啡廳閒聊的形式進行。

而Social Club通常因為參與者喜歡深度的交流,因此人數通常都會控制在20人以內,讓大家在自由交流的同時又可以控制雜訊量。

那歷史上有哪些有名的Social Club案例呢?

數學和哲學史上有個重要的「Vienna Circle」,中文很不幸地被誤翻成「維也納學派」,但事實上這些思想家如Carnap、Gödel、Wiggenstein、Popper等人,其實並非真正的學術學派成員,而只是一群喜歡聊哲學的學術朋友罷了。而最早開始籌辦會議的Schlick,其實也只是以個人名義邀請學術圈的朋友來聊天。雖然其非甚麼有明確目的性的學術研究活動,這些學術人的聚會和交流的內容,日後卻成了分析哲學的重要推手。

再來聊到共產革命前的古巴,有世界聞名的「Buena Vista Social Club」。而這當時的Social Club是甚麼?不過就是一群哈瓦那人會去聊天、喝咖啡、玩玩遊戲的一間破房子而已,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可以泛指哈瓦那的「Buena Vista」區。凡有人聚集,熱愛音樂的加勒比海人自然而然地就拿起樂器一起彈奏作樂,當時Compay Segundo、Ibrahim Ferrer、Ruben Gonzalez等人,其實就是常在當地出沒一同打屁的一群樂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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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SILO Facebook

其實大部分的Social Club都是歐美各地當地集會,甚至連名字都沒有,大部分都是悄悄地由當地的藝術家、思想者、愛好者組織,然後又因為人的自然離合而默默解散。像是上述兩個Social Club,其實都是因為被後世特別標註記載,甚至很多的稱號標籤是後人反向貼上的,其實在當時並沒有甚麼目的性的組織,甚至沒有固定成員。

歐美歷史上有一大部分的Social Club活動其實是發生在咖啡館。據說最早的咖啡館成立於鄂圖曼帝國,自此,從伊斯坦堡、維也納、巴黎一直到紐約,咖啡館成了很多思想家自由交流的地方。後來因為歐陸貴族面臨巨大的革命壓力,許多王室貴族就開始派間諜進入各地咖啡廳去紀錄訪客的對話,來刺探是否有人密謀策反。

而此類文化在歐美文化中其實歷史悠久,至少有兩千多年的可追溯歷史。

現代的學術研討會中所使用的「Symposium」一詞,在現代英語中是指有固定主題或學術領域的座談或是系列演講。但是其實「Symposium」一詞在古希臘語中,其實就是一群喜歡打屁的人在吃飯喝酒時進行聊天交流。而這古希臘和古羅馬歷史上,這類鬆散的聊天集會除了在吃飯時自然發生外,也常常在「agora」(市場)出現。這也是為什麼在許多古希臘和古羅馬的市場遺跡可以看到一些圓形排列的石椅,其作用就是讓人圍圈坐下聊天的。

這種Social Club文化的流行和延續,重要性就是把精神上的思想交流,當作一種樂趣,而不需要任何商業目的。

美國的Social Club

Social Club文化一路在歐美文化中流傳下來,自然在現代美國也不會缺席。

其實美國許多城市都有許多各類愛好者的組織的Social Club,如休士頓的Houston Club就是相當有歷史的老牌Social Club。在紐約,當地有許多各類藝術家、音樂家、作家等組織的私人聚會,筆者先前在紐約時,就曾參加過連續創業家組成、政治愛好者組成的一些Social Club。

而「Social Club」其實也只是個統稱,事實上大部分的Social Club存在的時候,參與者很少會以「Social Club」去稱呼集會,通常都會說是個「Dinner Party」或是「Drink Session」之類的。

延伸閱讀:當追蹤破10萬Clubhouse網紅誕生⋯一名重度使用者深入觀察,為何這款App讓人中毒?

有一些以學術組織為核心的Social Club如鼎鼎大名的Harvard Club、Yale Club、Penn Club、University Club等,因為有許多美國政商名流出沒,有時會誤導人以為「Social Club」就是有錢人聯誼的地方,但事實上這些有名的Social Club,其實也只是大家休息、吃飯和聊天的地方,只是某些Social Club(尤其是有財力去維持固定聚會場所的Social Club),剛好成員都相對富裕。

Social Club文化的存在,使得歐美文化中的文人與知識分子得以自然交流、互相刺激,從許多面向看來,這些形式鬆散的20人以下的各類集會集結起來的力量,其實才是許多產業聚落的核心。

Social Club與科技業

那Clubhouse難道是第一個把Social Club文化帶入科技業的新創公司嗎?

當然不是,其實之前的Meetup,就是把這Social Club文化的組織工作線上化的新創。在台灣,我們通常會把Meetup看作是跟Accupass一樣是在賣票的工具,但事實上大部分的在歐美的Meetup,都是沒有甚麼明確目的的愛好者集會,而且重點放在「讓成員自然組織」。

而線上語音集會為例,之前出場的House Party(前身為紅極一時的Meerkat),也是有讓愛好者可以透過線上平台繼續進行自然組織的集會的意味。

另外曾經在紐約和芝加哥紅極一時的Magnises,先撇開創辦人的經營方式和個人操守問題,當時的構想也是想要為千禧世代設立一個有實體空間的Social Club,當時在美國兩大城市會員破千。

在美國,雖然Social Club文化很難找到穩定的商業模式,但是因為這文化實在太興盛,很多愛好者會自然而然會想透過網路平台去擴大集會的連結強度。

Clubhouse其實是因此產生的。

沒錯!其實Clubhouse大部分的聊天室裡面都只有少數人能發言,是因為重點是讓這些發言者隨意交流,其他人其實是旁觀者而已。說穿了,旁觀者的存在只是Clubhouse未來發展商業模式的資源而已,其真正的核心還是Social Club文化。

但是為什麼這樣的平台,來到了我們這邊就突然跟直播混為一談了呢?

為什麼會從一群愛好者的自然集會,突然變成了「台X電工程師聊聊薪資待遇和工作環境」或是「炒股大師分享心訣密技」的平台了呢?

文字獄下的產生的文人社交文化

其實我們台灣人會對Clubhouse會產生如此大的誤會,是因為我們文化中已經至少千年以來沒有類似Social Club這樣的自然交流社交文化。在我們華人的歷史上,跟Social Club類似的「食客文化」,從戰國時代後就不斷凋零,直到隋唐建立了科舉士大夫制度,大致上絕跡了。

很多人會以為古人吟詩作樂跟Social Club很類似,但是華人古時的文人基本上都是深受翰林學院中朝廷欽點的士大夫之政治立場影響,這跟Social Club的草根性是完全背道而馳的。而小說中的華山論劍,說穿了就是江湖上被朝廷邊緣化的黑道武裝勢力在切磋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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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Shutterstock

延伸閱讀:觀點|不小心就禍從口出的Clubhouse風險

我們社會中的思想家和藝術家長期生存在巨大的政治壓力下,不但不得反抗權威,連閱讀的書籍、書寫言論都必須要政治正確,必須要接受公權力的審視批改。即使在解嚴後,台灣形式上允許聚眾集會,但是對於言論和學術自由的保障依然有待加強,如果學術人和政治評論者三不五時就會被公部門以「違反學術倫理」或「擾亂公共秩序」等名義進行糾察,那基本上在公開場合自由交流、議論的Social Club文化就不可能會盛行。

其實這從我們的咖啡館文化與美國咖啡館文化的差異就可以看出。

美國的咖啡館,就連現代文青的咖啡館,其實是常常可以聽到文人、科技人、藝術家在大聲爭論的地方,很多人都是因為旁聽然後參與而「不打不相識」。在咖啡館純粹談生意或是純粹工作的,不是沒有,但其實並沒有大家想像中主流。

台灣的咖啡館,比較常是安靜看書、遠端工作的環境,至多就是約談生意、拉保險、語言交換、約個朋友聊天之類的,比較少有人在咖啡廳內跟多人公開討論(甚至爭論),更是忌諱公開批評時政,怕引人側目。

基本上在台灣,去咖啡廳從事的活動,都有相當明確的目的性,要將純粹地「自由思想交流」當作一種享受,而在沒有實質或潛在商業收穫的情況下,大部分的人實在是沒多大的興趣。

在沒有類似的社交文化的情況下,很多人應該會覺得Clubhouse為什麼要無聊去創造一個比Youtube和臉書限制更多的直播平台、更小眾的Podcast平台、或一個更小眾的Zoom和Google Hangout?

沒意義啊。

責任編輯:錢玉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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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總統科學獎〉跨界40年!梁賡義院士在產官學研間,搭建科技、人文間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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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總統科學獎得主梁賡義院士,即便同時擔任逢甲大學春雨講座教授、浩鼎生技董事長,還為了協助國立臺東大學設立護理系而大力奔走,三不五時要環島、全臺走透透,日子忙得不得了,但他始終精神抖擻、滿懷熱情,只因他做的,是有益臺灣、社會發展的事。

事實上,梁院士從數學跨足生物統計,再投身高等教育與國家衛生,不僅以「廣義估計方程式」(Generalized Estimating Equations,GEE)改寫了縱貫式數據分析的規則,更以獨到的人文關懷,影響無數學子與政策制定。

從小,梁院士就喜歡數學的嚴謹與邏輯,1973年,他自國立清華大學數學系畢業後,便赴美深造,並在美國南卡羅萊納大學取得統計所碩士;接著,他又轉往美國華盛頓大學,攻讀生物統計博士學位。

從數學到生物統計,帶出數據背後的人性關懷

在研讀博士期間,他接觸到了當時炙手可熱的「存活分析」,意識到生物統計能直接幫助科學家、臨床醫師回答有意義的科學問題,對人類健康產生間接但深遠的助益,就此便踏上生物統計的「不歸路」。

教學界的老友們來到頒獎典禮,為梁院士祝賀殊榮。
教學界的老友們來到頒獎典禮,為梁院士祝賀殊榮。
圖/ 數位時代

1986年,已在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任教職的他,與同事Scott Zeger研發出新的統計方法「廣義估計方程式」。梁院士解釋,不論是實驗室、世代流行病學或臨床試驗,只要是縱貫式硏究(longitudinal study),產學研界都會用到GEE,進行統計分析。尤其在國際大藥廠最常用的「前後測臨床試驗」(pre-post design for clinical trial designs)中,GEE讓全球臨床醫師能準確評估癌症、心臟血管和糖尿病等新藥的療效,進而獲得各國食藥署通過,造福千萬病患。GEE發表至今,已被引用逾22,000次,並納入R、STATA、SAS、SPSS等主要統計軟體中。

雖然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任教長達28年,梁院士卻幾乎年年暑假,都返國舉辦研討會,分享國際生物統計和流行病學的新知。也因為始終心繫臺灣,讓梁院士在2010年,毅然辭去在美教職,回臺擔任國立陽明大學校長。

一方面,梁院士成功為學校爭取5年500億的計畫經費,成立腦科學中心、腫瘤免疫中心和高齡健康研究中心,將陽明大學打造成研究型大學,並在國際間嶄露頭角。另一方面,為了培育年輕人才,他選擇停下個人研究,建立起由資深教師帶領年輕教師的「師徒制」,鼓勵經驗傳承,「組織要永續發展,有賴於年輕人才的成長。」像是他自己儘管平常公務繁忙,仍活躍於社群,默默留心學生的大小事;他並邀請學生前往校長宿舍,定期舉辦「與校長有約」活動,這讓學生與他之間「零距離」,大至職涯規劃、小至生活瑣事,都樂於與他分享。

最重要的是,梁院士相當看重全人教育,因此廣泛開設人文講座、藝術文化等通識課程,尤其陽明大學以醫科見長,「所謂視病如親,醫護人員在專業之外,更需要具備人文素養,才能真正關懷病患。」

梁院士於頒獎典禮現場發表感言。
梁院士於頒獎典禮現場發表感言。
圖/ 數位時代

2017年,梁院士接下國家衛生研究院院長一職。這時,他又迅速轉換角色,每週檢視國際文獻、提供數十件政策建言,充分發揮國衛院的智庫功能。新冠肺炎爆發期間,他再度臨危受命,擔任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研發組組長,帶領國衛院在15天內,完成公克級瑞德西韋合成,並與阿斯特捷利康(AstraZeneca)簽約,預採購1千萬劑疫苗,達成防疫、安定民心的任務。

不斷跨界,帶著使命感堅定前行

一輩子都在「跨領域」的梁院士,堅信創新不僅來自技術,也來自跨域合作帶來的新思維。他在美國求學、教書時,不是發表完論文就沒事了,他還持續思考,自己的研究能如何被用在臨床,因此他積極參與思覺失調症、強迫症研究等多項計畫,與基因學家、精神科和流行病學醫師腦力激盪、挑戰彼此。但梁院士特別提醒莘莘學子們,「跨領域」固然重要,大學時期仍應先在一個領域「站穩腳跟」,如此才能擁有與不同領域對話、欣賞的紮實基礎。

在產官學界耕耘逾40年,梁院士絲毫未停下前進的腳步。如今,他仍在杏壇作育英才,也深入業界,期望將研究成果更直接應用在藥物,以造福病患,「這是我一直鼓勵學生進入藥廠的原因!因為他們對人類的貢獻,可能比發表文章更直接。」近來,他心心念念的最大任務,是以自身人脈連結資源,為臺東大學爭取設立護理系,填補偏鄉地區的醫護缺口。

賴總統親自頒發「2025年總統科學獎」殊榮予梁院士。
賴總統親自頒發「2025年總統科學獎」殊榮予梁院士。
圖/ 數位時代

每一個統計數字背後,都承載著真實的生命重量;每一次跨領域的嘗試,都可能為人類帶來新的希望曙光。梁院士在統計學的精準座標中,繪製出一幅幅影響深遠的生命藍圖,持續為臺灣乃至全球的健康與福祉努力。

梁賡義 院士
專長:生物統計、流行病學
現職:逢甲大學春雨講座教授
成就:研發「廣義估計方程式」,讓全球臨床醫師得以正確評估許多如癌症、心臟血管及糖尿病等新藥的療效,造福嘉惠全球數以千萬計的病患;橫跨產官學界,為臺灣貢獻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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