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疫苗買不到?政府錯在哪?了解過去一年國際各國在疫苗開發與採購上的困境
為什麼疫苗買不到?政府錯在哪?了解過去一年國際各國在疫苗開發與採購上的困境

疫苗採購這議題能吵到這種地步也是令人吃驚,一堆人好像都上禮拜才開始了解全球疫苗的產能與配送狀況及各國採購情況,在一知半解的情況下就開始砲轟政府,要批評政府當然沒問題,但要確定問題點到底在哪裡,而不是靠自己腦補的資訊與邏輯去罵,這樣批評與反駁方只會互相鬼打牆,對於釐清問題一點幫助也沒有,更遑論去解決問題。

剛好從去年疫情爆發開始就有固定在關注疫苗發展進程,幫大家回顧一下過去一年疫苗發展的歷程,至於在這樣的背景下台灣做得好不好,自己判斷吧。

去年歐美疫情爆發後,美國、歐盟、英國等先進國家政府都投入大筆預算給藥廠發展疫苗,並協助藥廠擴充產能,因這些國家都有共識以當時的情況幾乎不可能靠任何限制措施來有效控制病毒的擴散,只有大量施打疫苗達成群體免疫才能真正的對抗疫情,其中又以美國的operation warp speed最積極,一出手就是180億美元。美國、歐盟、英國等先進國家當時與有實力開發疫苗的廠商簽訂雙邊合約,用提前預購的方式來為藥商提供經費,優點就是疫苗成功可以優先使用,但相對的疫苗失敗錢就等於丟水裡了。

當時最被寄予厚望的不是現在大放異彩的輝瑞/BioNTech(Pfizer/BioNTech,指的是德國生技公司BioNTech與美國輝瑞藥廠合作研發的疫苗)的BNT162b2或莫德納(Moderna)的mRNA-1273這兩款疫苗,而是牛津大學與AstraZeneca合作開發的AZD1222(俗稱AZ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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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德納疫苗mRNA技術,不確定性高、開發成本昂貴。
圖/ ShutterStock

mRNA技術在這次疫情才第一次被用來做疫苗開發,不確定性很高,製造成本昂貴,再加上mRNA非常不穩定,對運輸跟儲存的要求非常高。而Oxford/AstraZeneca疫苗(AZ疫苗)採用的腺病毒載體技術相對成熟,製造成本低廉,對運輸跟儲存環境的要求也沒那麼高,當然更受偏愛。

但去年11月中Phase III數據出來後兩款mRNA疫苗跟AstraZeneca疫苗黃金交叉,臨床實驗數據顯示兩款mRNA疫苗保護力更強,還可以快速針對變種病毒做調整,超乎大家的預期(可以看莫德納跟AstraZeneca的股價走勢對比,莫德納到Phase III數據出來後才開始暴漲)。

之後疫苗開始進入量產並配送,這時候mRNA疫苗易於量產的優勢開始嶄露,配合operation warp speed的支持產能一路暴衝,3月的時候兩家藥廠就蠻有信心可以在上半年完成各自對美國政府2億劑疫苗的出貨,而AstraZeneca歐洲產能出包,原本預計在第一季交貨9,000萬劑疫苗給歐盟,結果最後只出貨了3,000萬劑,歐盟跟英國還就這事吵了起來,叫英國要分享不要自己先用,歐盟甚至直接禁止歐盟生產的疫苗出口

AstraZeneca
AstraZeneca歐洲產能出包,原本預計在第一季交貨9,000萬劑疫苗給歐盟,最後只交了3,000萬劑。
圖/ AstraZeneca

結果就是,美國跟英國施打進度順利,歐盟問題連連。同時,AstraZeneca疫苗出現血栓疑慮,雖然只是零星個案,但也增加對此疫苗的安全顧慮,很多國家暫緩AstraZeneca疫苗的施打,或只開放給老年人施打,因血栓案例主要發生在年輕人身上

同時在另一個角落,以色列正開始大規模接種Pfizer/BNT疫苗(俗稱輝瑞疫苗),二月初就有將近3成的國民完成第一劑接種。以色列在Pfizer/BNT疫苗三期中期報告快出來前才與輝瑞(Pfizer)簽訂供貨合約,但透過提出誘人但條件讓Pfizer優先出貨給以色列,包括承諾快速施打及協助蒐集數據為條件,大幅提高採購單價,並免除疫苗相關的法律責任,以色列開始大規模接種後,並沒有出現嚴重副作用,也證實群體免疫能讓疫情得到良好控制,死亡率與重症率大幅下降,經濟重啟,讓大家對輝瑞-BNT(Pfizer/BNT)疫苗更有信心。

AstraZeneca產能出包且有安全疑慮,而輝瑞-BNT(Pfizer/BNT)表現出色,有錢買得起輝瑞-BNT(Pfizer/BNT)疫苗的國家就開始搶輝瑞-BNT(Pfizer/BNT)的產能了,免得自己到年底都沒疫苗打。只是輝瑞-BNT(Pfizer/BNT)的產能都被買光了,至少都要等到5、6月歐美打得差不多後才能出貨。今年輝瑞-BNT(Pfizer/BNT)疫苗能出貨30億劑(如公司承諾),而AstraZeneca目前趨勢看來只能完成15億劑的出貨(公司宣稱能出貨30億劑)。

AstraZeneca雖然實際產能遠不如預期,但起碼還是有持續完成疫苗供貨,公司也簽了很多外包合約,印度SII是主要用來交貨COVAX的主力(沒錯,印度也在搞疫苗外交),結果印度前陣子又爆了,疫苗沒辦法出口,又引起了新一波的疫苗採購潮,這時候莫德納(Moderna)在美國也證明了自己,更多國家購買莫德納的疫苗。

回到台灣這邊,台灣第一批採購合約是跟COVAX簽的,於去年9月加入COVAX並在10月初付訂金,採購量476萬劑,當時的時間點疫苗的研發進度還不明朗,在沒有要採用砸大錢分散風險的策略下選擇先跟COVAX簽約確保一線抗疫人員的疫苗供給相當合理(你多買COVAX也不會先給你,COVAX要確保參與國家第一線抗疫人員都盡早獲得疫苗)。之後11月跟AstraZeneca完成1000萬劑疫苗的簽約,這應該是三期中期數據公布前就已經開始談的合約,那個時間點AstraZeneca的疫苗看起來確實是最好的選擇。

然後就出現BNT疫苗採購的問題,衛福部採購團隊11月開始了解疫苗的技術細節,應該等到之後數據出來決定採購,並在12月底完成簽約準備,但到1月BNT更改決定暫緩簽約。11月時衛福部購買Pfizer/BNT疫苗的意願跟優先度應該是大於Moderna疫苗的。12底的新聞又透漏台灣已經購買了約2000萬劑疫苗,476萬劑來自COVAX,1000萬劑來自AstraZeneca,500萬劑洽談中暫不公布,之後也證實當時不公布的500萬劑疫苗指的就是Pfizer/BNT疫苗,然後就是今年2月公布購買Moderna疫苗505萬劑了。之後就一路快進到本月跟高端疫苗簽下500萬劑購買合約加500萬劑開口合約。

所以對比起來,台灣買疫苗策略就跟大部分不想砸大錢亂買的國家一樣,先加入COVAX,再買AstraZeneca,然後等mRNA疫苗測試結果出來再買mRNA疫苗,但想買表現得到更好證實的BNT疫苗時不成功。如果今年1月順利跟BNT完成簽約,而且2月數據更完整後有可以進一步加購的選項,或許就不會走到今天這一步了。

寫文至此,大概梳理出台灣疫苗採購策略的問題。問題其實很單純,即在2月跟3月時在買不到BNT疫苗跟知道AstraZeneca產能有問題的前提下,為什麼沒有加買Moderna疫苗做保險?或許當時國產疫苗廠商給出很多樂觀的消息,高端也掛保證今年出貨1000萬劑沒有問題,反正都是等,那就等國產疫苗出來吧。但另外的問題就是,這樣會不會過度押注國產疫苗的成功,畢竟Phase II數據都還沒公佈,變數相當大,怎麼不先確保今年能夠大致施打?

看到最後,希望讀者對政府疫苗採購策略有了較完整的看法。我認為,政府的採購策略肯定有需要檢討的地方,但在切入問題時得先了解問題為何,討論起來才會聚焦,而不是無的放矢。政策議題應該是越辯越明,而不是互抹泥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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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蕭閔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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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Agentic AI、碎片化與地緣政治正重塑數位世界,我們該如何重構下一代網路的「數位信任」?
當 Agentic AI、碎片化與地緣政治正重塑數位世界,我們該如何重構下一代網路的「數位信任」?

面對人工智慧(AI)應用的爆發與地緣政治風險的升高,數位環境正迎來「信任」與「韌性」的雙重嚴峻考驗。為了回應這些挑戰,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舉辦首屆「 Internet Week 2026(網路週)」,大會串聯數位發展部(moda)、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亞太網路資訊中心(APNIC)、網際網路名稱與號碼分配機構(ICANN)、臺灣網路治理論壇(TWIGF)及台灣網路維運社群(TWNOG)等國內外指標社群與國際組織,整合多個重要論壇並展開 4 天共 66 場主題議程。

Internet Week 2026 希望透過公、私部門、國際組織與技術社群的跨界溝通,讓政府、私人企業、國際組織、技術社群與公民團體力量在同一個平台上對話。大會不僅期盼建立一個開放、中立且多元的對話空間,更致力於帶動信任的溝通,藉此強化台灣在國際網路治理舞台的實質影響力與能見度,共築具備數位韌性與信任的未來。

身分識別不等於信任,碎片化才是真正危機

「身分識別(Identity)並不等於信任(Trust)。」Edgemoor 研究中心執行長 Steve Crocker 在會後專訪中,拋出這句耐人尋味的觀察。

身為 ARPANET 時代的重要參與者,他見證網際網路從學術研究網路,逐漸演變為全球最重要的數位基礎設施。然而,在地緣政治與各國法規分歧的今天,他認為網際網路正面臨前所未有的碎片化挑戰。「在價值觀、法規與司法管轄權都不同的情況下,我們如何依然維持全球的互通與信任?」Crocker 點出了他的觀察。他指出,未來的數位治理不可能再依賴單一規則或中央權威,而是必須建立在全球共用框架與在地化決策並存的架構上。

技術機制能全球互通,但各國仍應保有政策調整的空間。這樣的治理思維,也體現在 Crocker 近年推動的「 Project Jake 」計畫。隨著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DPR)等隱私法規上路,過去廣泛用於網路犯罪調查的 Whois 網域註冊資料系統,已陷入隱私與公共利益的兩難。Project Jake 則嘗試建立新的跨境資料存取機制,而 TWNIC 更是全球首個主動參與試點的機構。值得注意的是,面對近年區塊鏈與替代性網域名稱系統(Alternative DNS)興起的聲浪,Crocker 直言這往往是為不存在的問題,提供昂貴的解方。

他強調,網際網路真正的韌性來自長年建立的「分散式協作」與「相互依存」。「網際網路從來不是中央控制系統,而是一個 network of networks。」在他看來,與其重新建立彼此割裂的替代架構,不如持續深化跨國透明協作與多方治理,才是維持全球網路信任最務實的方式。

Steve Crocker 總裁暨執行長
Edgemoor 研究中心執行長 Steve Crocker
圖/ 數位時代

借鏡歐洲《數位服務法》,用「個人問責」重新定義公共利益

如果 Steve Crocker 談的是「基礎設施的信任」,那麼 Jeremy Godfrey 所關注的,則是平台與 AI 對公共利益的衝擊。Godfrey 直言,當前數位平台最大的問題,並不只是單一內容真假,而是整個商業模式正持續放大社會風險。「數位市場並不一定會自然產生對社會最有利的結果。」

長期管理 Meta、X、TikTok 等跨國平台歐洲監管事務的他指出,當平台以廣告收益與流量作為核心目標時,演算法往往會傾向放大更具爭議性與成癮性的內容,進一步衝擊民主討論、兒少保護與社會信任。Godfrey 強調,當數位治理開始涉及言論自由、人類尊嚴與選舉公平等基本人權時,社會不能再將權利平衡的責任,完全交由商業平台自行決定。這也是歐洲近年積極推動《數位服務法》(Digital Services Act,DSA)的原因。除要求大型平台管控系統性風險外,愛爾蘭也進一步要求平台落實年齡驗證、限制向未成年人推播有害內容,並強化企業內部的「個人問責制」。

不過,在 Godfrey 看來,未來治理不該只是被動「減少傷害」,而是重新思考整體數位生態系。「我們不該在創新與安全之間二選一,而是同時追求兩者。」他認為,當 AI 與平台逐漸成為社會基礎設施的一部分,治理的核心已不再只是技術,而是如何讓「信任、安全、權利保障與經濟價值」彼此共存,重新建立數位社會的公共利益與信任基礎。

不用 AI 不代表更安全,溫水煮青蛙的轉型危機

而當 AI 與平台逐漸成為社會基礎設施的一部分,治理核心將更專注在技術快速演進下,如何重新建立企業、政府與社會的信任能力。「AI 已經從回答問題,進入執行任務(Action)。」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創新經濟顧問簡立峰指出,當前 AI 已具備規劃與執行能力,正逐步接手知識型工作的核心流程。

這波由代理型 AI(Agentic AI)帶動的變革,首當其衝的正是白領階級;企業接下來面對的不僅是「流程再造」,更是深度的「職能再造」。然而簡立峰也警告,台灣正面臨一場「溫水煮青蛙」的轉型危機。由於國內高端服務業多屬內需市場,企業導入 AI 往往只停留在讓工作變快,卻未真正翻轉核心競爭力做到更聰明。在全球市場,企業已開始不再大量招募初階知識工作者,而是亟需能與 AI 協作、重新定義問題的人才。

「不用 AI 並不能代表更安全。」面對外界對 AI 資安與風險的焦慮,簡立峰提出極具衝擊性的觀點。他以開車為例,車子不開出門固然不會出車禍,但也等於永遠失去移動的能力。真正的數位治理並非全面防堵,而是在實際使用中建立防護。他呼籲,政府必須比以往更積極地導入 AI,「如果政府自己不用 AI,就沒有能力治理 AI,只有 AI 才能監管 AI。」他以「矛與盾」來比喻,強調面對新型態的數位犯罪,必須建立如「AI 警察」般的防禦機制;唯有善用 AI 作為測試與除錯的工具,才能精準揪出系統漏洞,也就是「以 AI 來監管 AI」。

而在治理與技術外,最後的防線仍回歸到「人」。簡立峰強調,未來的教育必須從單向的教導轉為引導,全面培養全民的「AI 識讀能力(AI literacy)」,讓人們在真假難辨的環境中,具備獨立思辨與理解風險的能力。唯有如此,才能在 AI 深度滲透的社會中,建立穩固的信任機制。

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創新經濟顧問簡立峰
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創新經濟顧問簡立峰
圖/ 數位時代

多元共融與韌性實踐,為建立信任數位社會的基石

「現在最大的問題,已經不是網路快不快,而是人們還敢不敢相信這個網路。」TWNIC 董事暨執行長余若凡說到,AI 時代的數位信任不只是技術問題,更是場需全社會參與的治理工程。為此,TWNIC 正從純粹的技術社群,轉型為「信任環境驅動者」,致力打造讓人願意信任與參與的數位生態系。

余若凡指出,建立數位信任必須從三個層次著手。首先是「技術面」的基礎設施韌性,如落實 DNS 濫用防治與域名安全;其次是「治理面」的規範設計,探討 AI 與內容監理的平衡;最後,也是最關鍵的「社會協作」。她強調:只有當大家願意對話,信任才有可能被建立。

推動信任對話的同時,多元共融更是韌性實踐的關鍵。談及大會的「Taiwan Tech Women」論壇,余若凡坦言儘管台灣性別平權具指標性,科技業決策圈的女性比例依然偏低。但 AI 時代的不確定性,反而成為女性突破框架的契機。結合與談專家觀點,未來面對複雜的地緣政治與科技風險,企業亟需兼顧社會、科技與公共利益的「生態系領導力(Ecosystem Leadership)」。而女性特有的同理心與跨域溝通耐心,將成為這種多方協調的關鍵需求能力。

「最大的成功,是未來我們不再需要舉辦 Taiwan Tech Woman 這樣的論壇。」余若凡更期許。當性別不再是評價標準,多元聲音成為數位治理的日常,才是真正穩固的信任底座。

TWNIC董事暨執行長余若凡
TWNIC董事暨執行長余若凡
圖/ 數位時代

綜觀 Internet Week 2026 中各界專家的深刻洞見,網路的未來早已演變為一場涵蓋法規監理、人權保障、經濟創新與社會共融的環境。面對全球網路的破碎化危機與AI帶來的雙面刃效應,單憑政府或單一企業已無法獨力應對。「公私協力」與「開放對話」將是迎向未知挑戰的解方。藉由這些跨界對話與激盪,台灣向國際展現了落實「多方利害關係人治理模式」的決心與實質能量。期許在產官學研及公民社會的共同努力下,能持續深化國際網路治理的影響力,在下個網路世代中穩健前行,共築兼具數位韌性與信任的美好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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