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場上的不是你，覺得我失誤太多，可以不要看我打球，謝謝！」羽球好手戴資穎才剛獲得台灣史上第一面女子單打奧運銀牌，卻罕見地回應網友批評。這起事件，突顯運動員不只需要面對比賽勝負結果、內在情緒變化，還有各種來自社會的「善意提醒」。
美國體操選手西蒙·拜爾斯（Simone Biles）是最知名的例子。拜爾斯曾獲得四次奧運金牌，她在東京奧運女子體操團體決賽中一度離開場館，最終還是回到比賽現場支持隊友，美國隊最後以銀牌作收。
24歲的拜爾斯在跳馬項目拿下低分後退出比賽，並且主動說出在看見自己的表現之後，實在不想繼續了。她說：「我必須關注我的心理健康，這樣的問題越來越常在體育領域裡出現。」
事實上，有更多精英運動員在東京奧運賽後指出，他們的心理健康仍受到影響。
德萊賽爾被視為「飛魚」菲爾普斯的接班人，最終拿下了含團體賽在內的5面金牌，但他說在比賽前仍對自己充滿了自我懷疑。
女子1500公尺自由式銀牌得主埃莉卡·沙利文（Erica Sullivan）則在賽後主動公開自己從2018年起持續接受心理治療。
獲得男子200公尺銅牌的田徑選手諾亞·萊爾斯（Noah Lyles）同樣在推特公開自己一直有接受抗憂鬱藥物治療，他認為光是說出這件事就能讓自己感到好受些。
與100多名奧運會選手進行諮詢的心理學家托德·赫爾曼（Todd Herman）指出，要在每4年舉辦1次的奧運比賽成為全球目光焦點，對低調的運動員可能造成負擔。而國際奧委會指出，在奧運比賽期間約有11%的運動員受傷，但在頂尖運動隊伍中，出現憂鬱和焦慮的機率將高達45%。
這樣的情況在成績斐然的美國隊似乎特別嚴重。美國奧運和身障奧運委員會（U.S.Olympic & Paralympic Committee）統計，在包含正式與候補的764名運動員中，有大約5分之1的人在東奧比賽前的心理健康調查報告中表示，自己有「焦慮、抑鬱、吸毒、酗酒或飲食障礙等心理健康問題出現，且其中6人表示曾有自殺念頭。
「當生活中出現如此多差異時，我們都離焦慮的邊緣更近了。」運動心理學家喬西·佩里（Josie Perry）表示，在新冠肺炎（COVID-19，俗稱武漢肺炎）流行期間，尋求幫助的運動員人數大幅增加，部分原因與環境劇烈變動有關，包括比賽不能有觀眾與親人、隔離訓練等。
澳大利亞自行車協會表現心理和行為負責人露絲·安德森（Ruth Anderson）觀察，東京奧運最大的挑戰將是運動員的適應能力，因為這是一個與以往完全不同的競爭環境。
另一方面，社群軟體興盛對運動員帶來巨大壓力，儘管它能讓選手有自己的發聲管道，但佩里採訪過的運動員說，即便正面評論遠遠超過了負面評論，那些負面聲音仍會留在他們的腦海裡。
《衛報》首席體育記者巴尼·羅納（Barney Ronay）指出，現在的運動員被期許能永遠都在賽場上，要在比賽中承擔起一個國家的重量，並在剩下的時間成為模範國民。但以前他們慘敗後可以去飯店拔掉電話，現在不只會在社群媒體被貼標籤、責備，甚至還會受到辱罵轟炸。
「我永遠希望運動員幸福第一、表現第二！」佩里強調：「當運動員感到舒適時，他們更有可能表現得更好，而不必擔心被評判。」
資料來源：《華爾街日報》、《Wired》、《BBC》、《衛報》
責任編輯：蕭閔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