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初，全球最傑出的科學家之一蘭德（Eric Lander）被迫辭去美國總統拜登的科學顧問以及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主任等職務，因有證據顯示他霸凌下屬，讓職場環境相當不友善。蘭德曾經領導科學團隊成功定序人類基因組，他受延攬進白宮之前，在顯赫的博德研究所裡身居高位，現在則成為又一位因侮辱、霸凌乃至性騷擾等違法行為而受懲戒的頂尖科學家。
違反美國教育法增修條文第九條（這條民權法條規定，接受國家補助的教育體系內不容有性騷擾情事）的相關案件在近年最為沸沸揚揚。2015年，天文學家馬爾希（Geoffrey Marcy）向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請辭，因調查發現他有性騷擾之實，包括強吻學生與伸鹹豬手。2018年，曾任職於美國科學促進會會長兼董事長的演化生物學家艾亞拉（Francisco Ayala）向加州大學爾灣分校請辭，因調查發現他違反該校的性騷擾與性別歧視政策，甚至不理會校方一再警告。
2019年，地質學家馬強特（David Marchant）遭波士頓大學開除，因調查認定他屢次對研究生開黃腔以及口出穢言。去年，美國國家科學院把馬強特與艾亞拉除名，為史上頭一遭。而馬強特冰川也改了名。
然而並非所有個案都違反上述第九條。由蘭德的案例可知，科學界有許多很惡劣的行徑在法律上是無罪的。或許因為這類惡行並無觸法，同事經常裝作沒看到。
為何如此？一言難盡，而且可能包括一些公然性別歧視以及數不清的隱性偏見。但科學界的文化中有另一個鮮少提及的問題：專業成就高的人，行為不檢點也無妨。
有許多學者似乎認為，傑出人物理當有某種程度的惡行免責權，這可能演變成一種智識優越感。1899~1921年任職耶魯大學校長的哈德利（Arthur T. Hadley）於1925年一篇具影響力的文章裡提出這個觀點，稱智識應當是認定個人舉止可接受與否時的「決定性因素」。智識越強大，越有權利隨心所欲。
哈德利幾乎遭人遺忘，但他的心態傳承下來。這有助於解釋當學界出了惡霸時，開脫之詞經常不外乎他們是多麼傑出的地質學家、生物學家、人類學家甚至文學理論家云云。這樣的邏輯有誤：把智識高超與人品正直混為一談，但二者分明是兩碼事。這或許也有助於解釋上述個案中的共同狀況：有些與嫌疑人交情匪淺的人堅稱，從未目睹任何舉發人所控訴的行為。
馬強特一案，便有一名與他共事11年的地質學家堅稱，指控內容與他的經驗「有所出入」。但馬強特也許在他敬重的人面前表現良好，卻對專業地位較低的人行為不端。
這稱為「拉斯科里尼可夫效應」，由來是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罪與罰》，書中主角拉斯科里尼可夫是法學院學生，他為自己犯下的竊盜與謀殺辯護，因為相信這些罪行讓他擺脫貧困，並發揮超凡智力。
霸凌並非謀殺，但拉斯科里尼可夫的心態往往是其他型式反社會行為的基礎。而調查顯示，這類個人陋習在科學界比比皆是。
學術圈對重量級人物的行為究責，跨出重要一步，並無不公不義或反應過度。此時不檢討，更待何時？
本文授權轉載自：科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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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傅珮晴、侯品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