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三星在橫濱設廠,是否能為兩國關係設下貿易戰的「三八線」?
【觀點】三星在橫濱設廠,是否能為兩國關係設下貿易戰的「三八線」?

5月5日,台積電法說會甫結束,半導體產業再出現新變局。月中,韓國半導體龍頭三星電子宣布,將在日本橫濱斥資2.2億美元建造晶片開發廠,並預計在2025年開始營運。消息一出,更受到日本產業界高度關注。

除了已知日本政府將會在此案中補助約100億日幣以外,尚未有更進一步消息。該計劃與此前已經成立、同屬於三星電子旗下的研發機構Samsung R&D Institute Japan(簡稱SRJ),兩者互不隸屬。對此,三星並未給出任何評論。

打開半導體貿易戰的潘朵拉盒子

2019年6月,日本安倍政府與文在寅主導的韓國勞工賠償問題談判(二戰期間韓國勞工被日本企業強制勞役衍生的歷史爭議),陷入了無法溝通的爭執。從日本的角度而言,韓方立場反覆的談判模式,激怒了日本首相官邸。

同年7月,經濟產業省突然發布對韓國化學品出口的管制,禁止輸出高純度氟化氫、有機EL材料氟化聚醯亞胺,以及塗在晶圓表面光阻劑。這些都是半導體製程中,蝕刻或清洗工序中不可或缺的材料。此舉無疑是給占了韓國兩成出口額的半導體產業一個重擊,三星電子與SK海力士兩大半導體廠的產能將急遽縮減。

印象深刻的是,筆者彼時住在北京,在該月月底,正好造訪東京,與記者朋友在新宿車站附近晚餐。在中國的微信新聞,是以「貿易戰」來形容。原本正好將這個新聞作為餐桌閒聊的話題。

想不到,在座的朋友口徑高度一致,也不多做解釋:「這就是我們的民意」、「我們民主制度下的決策」、「我相信你們台灣也一樣」。我只好一邊沾著醬汁,吃著蕎麥麵,趕緊換個輕鬆點的話題。

一段時間後才發現,日本對外解釋的理由,是因為「國家安全」,根本不指涉半導體行業。例如氟化氫是屬於「澳大利亞集團(Australia Group,簡稱AG」的生化武器管制項目。AG成立於1984年,當時發現伊朗與伊拉克於戰爭中使用化學武器,故由澳洲政府主導成立一聯盟,來管制有能力生產化學武器原料的國家出口相關製品。氟化聚醯亞胺與光阻劑,則是冷戰後《瓦聖納協定》,規定的「常規武器」項目。

日本此舉也「啟發」了美國,將《瓦聖納協定》用來包裝貿易出口管制,而宣稱是人道名義的行動。於是,藉由修改或新增該協定的管制清單,成為了半導體國際貿易戰的新戰場。

三星Samsung Bioepis
三星電子將在日本橫濱斥資2.2億美元建造晶片開發廠,並預計在2025年開始營運。
圖/ Business Wire

日本貿易管制的後座力

2023年3月,隨著尹錫悅訪日,與岸田政府達成協議,為期近4年的日韓半導體貿易管制終於落幕,這是一段比COVID-19籠罩全球還漫長的日子。取代先前文在寅的主張,韓國政府公布的解決方案是,由韓國政府麾下的「日帝強行徵用受害人支援財團」代替被告日企業(包含三菱重工)對韓國原告進行賠償,並撤銷了在WTO的對日控訴。

日本的出口貿易制裁影響深遠。其一是本國的半導體原料工業,為了不違反出口禁令,開始轉移產線到韓國;畢竟沒有企業可以輕易放棄三星等大客戶的穩定大額訂單。例如,大正年間就創業,如今生產氟化氫的大阪Stella Chemifa化工廠與森田化工,營業額大幅縮水;其餘如東京應化工業、大金工業等,都受到影響。

另一個效應,則造成美國政府的不安。韓國開始大規模搜尋氟化氫的替代供應鏈,不意外地,韓方與鄰近的中國製造商開始了合作。儘管彼時中方的製造能力不足,但有了強勁的市場合作方,間接為中國強化了原物料與礦產資源加工、研發的優勢。

儘管這並不代表任一方能改變產業鏈現狀,卻加深了地緣政治的「投鼠忌器」。例如,韓國政府對美國表示,「如果美國過度限制韓國半導體製造商在中國的設備投資,將會增加中國半導體製造商的利益」。

當日本的需求遇上三星的野望

2022年底,日本政府訂立《經濟安全保障推進法》,半導體被定位為「戰略物資」,對其集中投資、以確保滿足半導體需求的方向。種種舉措,也是因應維護日本「數位轉型」的基石。

回到在太平洋島鏈的一側,日本仍保有對台、韓半導體產業設廠或據點的吸引力。2020年11月,美國總統大選後,台積電發布記者會,提到日本的設備、原物料,受到台積電高度重視。最渴望的,則是日本的人才,尤其是記憶體設計工程師。

對三星而言,橫濱並不是一個陌生的地方。除了此次預計設立的半導體廠以外,SRJ也與當地的企業、政府,在面板領域早有布局,並合併了位於大阪的據點。

更重要的是,除了兩國的歷史糾紛緩解,三星橫濱廠的設置,更相當於替未來半導體貿易戰的「停戰線」。此舉亦符合日方產業界關心的經濟安保、降低「斷鍊」風險。

延伸閱讀:三星真的撐不住!營利暴跌96%「有客戶也虧」,減產能改善記憶體困境嗎?

被封裝的歷史,與待測試的未來

對照文在寅政府的親北(韓)、抗日政策,尹錫悅帶來了完全不同的路線。其在4月接受《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專訪更表示,拿百年前的事情對日本「要求下跪道歉」是令人無法接受的。

紛擾半世紀的兩國近代史糾紛,看似即將落幕。一方面是尹錫悅的主張,但也來自於中、美對抗的格局下,日、韓兩國合作的必要性。更重要的是,日本的化工原料供應鏈,是真切地「掐住了韓國的脖子」。禁令解除當天,三星、SK海力士與LG的股價紛紛上漲。

然而,韓國或三星電子等企業,勢必不會滿足於現狀,或至少貿易戰的陰影,想必仍揮之不去。韓國產業通商資源部於3月表示,將與三星合作,在2042年前斥資300兆韓元,在首爾南部的龍仁市(Yongin),設立五座先進半導體廠,以吸引150家原物料、零件和無廠半導體公司進駐。很明顯,這是韓國正打造屬於自己的「經濟安保」堡壘。

儘管如此,韓國這段基於歷史、國際政治、經濟現實和科技發展的策略,才剛剛起步。一如剛出廠的晶片完成封裝,尚有多個變因,進行抽樣與測試。

(涂智展博士與REDEFINE INNOVATION執行長Vince Liu對本文的技術描述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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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傅珮晴、林美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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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創新守護海洋!犀牛盾以循環創新思維破解塑膠危機、賦能永續未來
科技創新守護海洋!犀牛盾以循環創新思維破解塑膠危機、賦能永續未來

全球每年約生產4億噸塑膠垃圾,只有不到10%有被回收,其中約有1100萬至1400萬噸最終流入海洋。在十分有限的回收量中,約 8 成來自相對單純、流程完整的寶特瓶回收;反觀,同樣是高頻消費品的手機配件,回收率卻不到 1%。這個現象,對長期從事材料研究的犀牛盾共同創辦人暨執行長王靖夫來說,是他反思事業選擇的開端,也是突破的轉捩點。

「手機殼產業其實是塑膠產業的縮影!」他在2025 亞馬遜港都創新日的專題演講上直言。手機殼本質上類似一種快時尚商品,每年有超過十億個手機殼被製造,但產業並未建立材料規範,多數產品混用多種複合塑膠、填料與添加物,既難拆解、也沒有回收機制。結果是,一個重量相當於超過二十個塑膠袋的手機殼,在生命周期終點只能被視為垃圾。

王靖夫指出,連結構複雜的資訊科技產品,回收率都能達 45%,但手機殼明明是最簡單、最應該回收的產品,為什麼無法有效回收?這個命題讓他意識到,與其只做手機殼,不如正面處理塑膠問題本身,從材料設計、製程到後端回收再生,開創循環之道。

犀牛盾共同創辦人暨執行長王靖夫於2025 亞馬遜港都創新日分享犀牛盾如何回應塑膠挑戰、開創循環模式。
犀牛盾共同創辦人暨執行長王靖夫於2025 亞馬遜港都創新日分享犀牛盾如何回應塑膠挑戰、開創循環模式。
圖/ Amazon Web Services 提供

以材料工程打造手機殼的循環力

若塑膠要進入循環體系,前提是「材料必須足夠單純」。王靖夫很快意識到,問題不在回收端,關鍵在最開始的設計端。多數手機殼由多款不同塑膠、橡膠件甚至金屬等複合材料組成,無法被經濟化拆解,也難以透過現有流程再製。為此,犀牛盾在2017年起重新整理產品線,希望借鑑寶特瓶成功循環的經驗,擬定出手機殼應有的設計框架。

新框架以「單 1 材料、0 廢棄、100% 循環設計」為核心,犀牛盾從材料工程出發,建立一套循環路徑,包括:回收再生、溯源管控、材料配方、結構設計、循環製程、減速包裝與逆物流鏈等,使產品從生產到回收的每一階段,皆與核心精神環環相扣。

王靖夫表示,努力也終於有了成果。今年,第一批以回收手機殼再製的新產品已正式投入生產,犀牛盾 CircularNext 回收再生手機殼以舊殼打碎、造粒後再製成型;且經內部測試顯示,材料還可反覆再生六次以上仍維持耐用強度,產品生命週期大大突破「一次性」。

另外,今年犀牛盾也推出的新一代的氣墊結構手機殼 AirX,同樣遵守單一材料規範,透過結構設計打造兼具韌性、耐用、便於回收的產品。由此可見,產品要做到高機能與循環利用,並不一定矛盾。

犀牛盾從材料學出發,實現全線手機殼產品皆採「單 1 材料」與模組化設計,大幅提升回收循環再生效率。
犀牛盾從材料學出發,實現全線手機殼產品皆採「單 1 材料」與模組化設計,大幅提升回收循環再生效率。
圖/ 犀牛盾

海上掃地機器人將出海試營運

在實現可循環材料的技術後,王靖夫很快意識到另一項挑戰其實更在上游——若塑膠源源不斷流入環境,再強的循環體系也只是疲於追趕。因此,三年前,犀牛盾再提出一個更艱鉅的任務:「能不能做到塑膠負排放?」也就是讓公司不僅不再製造新的塑膠,還能把已散落在環境中的塑膠撿回來、重新變成可用原料。

這個想法也促成犀牛盾啟動「淨海計畫」。身為材料學博士,王靖夫將塑膠問題拆為三類:已經流落環境、難以回收的「考古塑膠(Legacy Plastic)」;仍在使用、若無管理便會成為下一批廢棄物的「現在塑膠(Modern Plastic)」;以及未來希望能在自然環境中真正分解的「未來塑膠(Future Plastic)」。若要走向負排放,就必須對三個路徑同時提出技術與管理解方。

其中最棘手的是考古塑膠,尤其是海洋垃圾。傳統淨灘方式高度仰賴人力,成本極高,且難以形成可規模化的商業模式,因此無法提供可持續的海廢來源作為製造原料。為突破這項瓶頸,犀牛盾決定自己「下海」撿垃圾,發展PoC(概念驗證)項目,打造以 AI 作為核心的淨海系統。

王靖夫形容,就像是一台「海上的掃地機器人」。結合巡海無人機進行影像辨識、太陽能驅動的母船作為能源與運算平台,再由輕量子船前往定位點進行海廢收集:目的就是提升撿拾效率,同時也累積資料,為未來的規模化建立雛形。

從海洋到河川,探索更多可能

淨海計畫的下一步,不只是把「海上的掃地機器人」做出來,王靖夫說:「目標是在全球各地複製擴張規模化、讓撿起的回收塑膠真正的再生利用。」也就是說,海上平台終究要從單點示範,走向可標準化、在不同海域與國家部署的技術模組,持續穩定地把海廢帶回經濟體。

犀牛盾CircularBlue™海洋廢棄物過濾平台初號機將出海試營運,盼解決沿岸海洋廢棄物問題。
犀牛盾CircularBlue™海洋廢棄物過濾平台初號機將出海試營運,盼解決沿岸海洋廢棄物問題。
圖/ 犀牛盾

他進一步指出,「其實這套系統不限於海洋,也可以在河川上。畢竟很多海洋垃圾是從河流來的。」未來若能推進到河川與港灣,將塑膠在進海之前就攔截下來,不僅有助於減少海洋污染,回收後的材料也更乾淨、更適合再生,步步朝向終極願景——隨著時間推進,海中垃圾愈來愈少,被撿起、回收後再生的塑膠會越來越多。

「我們已經證明兩件事的可行性:一端是產品的循環設計,一端是 AI 賦能海廢清理的可能性。」王靖夫笑說,塑膠管理命題不只為自己和公司找到新的長期目標,也讓他順利度過中年危機。「選擇改變,留給下一代更好的未來。」他相信,即便是一家做手機殼的公司,也能創造超乎想像的正向改變。

AWS 2025 亞馬遜港都創新日,集結產業先行者分享創新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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